中文版《墓碑》與其作者楊繼繩（看中國配圖）
【看中國2013年09月22日訊】（看中國記者歐陽光編譯報導）據《大西洋》雜誌（The Atlantic）9月20日（週五）報導，獲獎書籍《墓碑》的作者楊繼繩討論了中共體制如何引發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飢荒，並繼續給今天造成社會問題。
楊繼繩對「大躍進」的研究於2008年首次出版。書中講述了毛澤東失敗的工業化運動於1961年結束，但已造成了世界歷史上最大的飢荒。而中國共產黨卻一直迴避面對這一事件，甚至將這段歷史從中學教科書中抹去。楊開始意識到，他父親被餓死並非孤立事件。當他開始調查中國的大飢荒真相時，他發現了一個更大的故事，比他所能想像的大得多。
作為官方新華社的記者，楊能夠閱覽到從不讓公眾知道的記錄，這讓他對這一悲慘災難有了深度瞭解，並獲得了第一手材料。
五年前在香港出版的《墓碑》這本書，現在被認為是發表出來的關於大躍進最權威的文本。儘管目前在中國大陸仍然被禁，《墓碑》已經成為全球暢銷書，並被翻譯成多國語言。他對曝光這一致命性飢荒方面所做的努力，令其最近獲得曼哈頓學院的哈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
《墓碑》不僅僅講述了在那三年非戰爭時期，中國至少有3600萬人非正常死亡的故事，也是毛澤東指導的政治和社會環境如何顛覆中國農村人口生計的故事。那些不響應黨的路線的個人受到懲罰，黨對無數人民呼喊救命視而不見。
1960年代初，楊繼繩剛剛高中畢業，像當時中國的年輕人一樣，他們不會去挑戰共產黨對歷史的解釋。但是，當他成為新華社記者後，他意識到他的「新聞故事」離真實情況是多麼的遙遠。回首往事，楊對自己的寫作很不滿，他說，「我應該燒掉那些文章。它們讓我很羞愧。」
這種恥辱也塑造了楊的未來。「很小的時候，我就知道‘實事求是’這句成語的意思，但花了10年的時間才真正理解。這句話已成為對我的指導。」
他的研究讓他走遍了中國各地，遇到了很多當地官員和省檔案館管理員，他們冒著自己職業生涯的危險讓他閱讀這些保密記錄。他甚至採訪了很多本身就犯下罪行的官員。「（今天）他們承認他們對製造這場悲劇負有責任」，楊觀察到。「但是，他們的上司負有更多的責任。」
「共產主義思想令他們相信，步入共產主義是歷史的必然，沒有任何東西應該阻礙這一進程。他們認為共產主義像天堂一樣美麗，所以他們把懲治和消滅那些站在他們與共產主義之間的人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他們不感到內疚。」
這給人們的生活造成了巨大成本。楊所採訪的受害者，要麼是急於說話，要麼還很猶豫。事情已經過去了50年，對許多人來說，那段經歷仍然過於痛苦不願提及。那飢荒的深度是駭人聽聞的：缺乏糧食的地方，嚴重到人們什麼都吃，從樹皮到粘土到鳥糞。最令人恐怖的是，同類相殘。最慘的情況是謀殺家庭成員，吃掉對方。
但當時的政治氣候極度霸道，甚至連承認糧食短缺都被認為是在「質疑」共產主義理想，誰敢說話就可能被降級，甚至被毆打致死。楊形容說，一位官員坐火車去一個鄉鎮，震驚地看到在路的一旁躺著很多死屍，每一個乘客都被眼前的景象嚇壞了。
在書中，他把大飢荒的真正原因歸咎於這個專制政治制度，是這一制度允許這種情況發展，是這一制度讓系統內的每一個人都無能為力，無法去影響到他們以上級別的人，而上面的人完全統治了下面的人。這種權力關係現在在中國仍然持續，楊認為這是造成當今中國腐敗的頭號原因。
他說：「（1966-1976）文革期間摧毀了傳統道德，使人們心目中不再受傳統道德的約束。中國經濟發展非常快，已經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沒有相應的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與毛澤東時代幾乎是相同的。今天所有的腐敗是權力腐敗，也導致了社會問題。」
他說，「這個政府仍然在強調馬克思主義的東西。這是他們政治權力的基礎，但它是不切實際的。共產主義不會在中國再次抬頭。」
楊認為，共產主義制度仍然存在致命的缺陷。「問題不在於毛澤東是不是瘋了」，「而是有關整個制度。是這個制度讓那時的毛澤東‘至高無上’。在這個體制中，他可以‘無法無天’。」「這一系統現在仍無力監督自己的權力，導致了社會問題。」
他嘆氣說，「共產主義是烏托邦一樣的東西」，「它從來就沒有存在過，所以也就不存在何時‘結束’之說。」
經過多年的調查寫下《墓碑》一書後，他目前正在寫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悲劇。
（譯文有刪節，點擊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