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09月30日訊】「房姐」、「房叔」等特殊稱號當屬近年社會關注的焦點。9月29日，「房姐」龔愛愛終以偽造、買賣國家機關證件罪判處3年的有期徒刑。不過，令人驚奇的是，「房姐」的罪名被認定與房無關。
據數據統計，自2005年以來，「房姐」就先後在北京購房44套，涉及商鋪、寫字樓、住宅等，購房合同總價3.9億余元。面對龐大的房屋數量以及巨額的資金來源，導致「房姐」事件持續升級。而「房姐」擁有的四個戶口成為了定罪的理由。但是，事情真的如此簡單嗎？「房姐」事件又告訴了我們什麼？
2004年，剛被改制的神木縣農村商業銀行由龔愛愛出任興城支行行長，後於2010年提升為神木縣農商行副行長。而針對「房姐」的房產問題，這裡涉及一個關鍵點，即她是否屬於國家工作人員。根據法律規定，在不涉及其他犯罪活動下，一般公民的財產，國家機關是無權要求其自證財產來源的合法性。相反，若確認為國家的工作人員，她的財產來源就必須得到嚴格的審核。然而，從相關媒體的消息得知，龔愛愛的副行長職務並非國家的工作人員，也就是她的財產來源得到法律的保障。
雖說神木縣農商行屬於一家區域性的股份制銀行，但是它終歸當地人行的管理。值得一提的是，有媒體發現，在龔愛愛擔任神木縣農商行要職的時間，與她兄弟龔子勝開始巨資控股大砭窯煤礦的時間一致。於是，相關的疑點更容易引發社會的猜想。
而針對「房姐」的戶口問題，更是值得社會的深思。作為當前中國實行的「一人一戶口」的制度，龔愛愛何以輕易得到四個戶口，且通過正常的通道得以實現，難免讓社會對當前國內的戶籍管理系統產生質疑。
需要注意的是，在當前戶籍城鎮化加速推進的時代，未來面臨的困難也將會越來越多。以當前的數據統計，我國約2億多農民工沒有城鎮戶籍，且大部分人的相應保障基本沒有得到很好的安置。若將問題分散至各主要城市，未來提高各主要城市的戶籍有效率將是一項難題。通過「房姐」的一人四戶口的案例可以發現，當前國內的戶籍管理相當混亂，而戶籍與相關利益的聯合更是強化了這種特殊性的需求。因此，國家需要嚴厲整治當前混亂的戶籍管理體系，且逐步將戶籍與相關利益鏈條的關係剝離，這樣才會對未來的戶籍城鎮化建設奠定良好的基礎。
雖然「房姐」一案存在很多的疑點，但是作為一名理性的公民，我們更應該思考哪些舉措能夠有效遏制「房姐」「房叔」等類似事件的發生呢？筆者郭施亮認為存在以下的方案。
第一、加快房產稅的擴圍，但必須針對存量房進行徵收。實際上，對於房產稅的徵收，我國早已在上海、重慶兩地試點實行。然而，從具體的執行效果來看，整體的效果不甚理想。細化分析，當時上海的房產稅試點主要針對新增的房量，而不是存量房。於是，對於當地急需購房的老百姓就形成了直接性的打壓，而擁有巨額存量房的人卻不受影響。再看看重慶的房產稅試點，當初重慶主要針對主城九區內的存量增量的獨棟別墅、新購高檔商品房等。可是，由於當地對高檔房的界定存在很大的差異，於是政策的執行效果始終不如人意。因此，加大對存量房的打擊力度以及嚴格界定相應的範圍將是未來國家的政策方向。
第二、嚴格劃分「遺產稅」的徵收範圍，對「房姐」等擁有巨量房產的人徵收較高的稅負。近期，媒體熱傳遺產稅的徵收草案。根據媒體傳出的遺產稅草案的主要內容顯示，未來將以80萬元作為起征點，且繳清前不得分割、交付遺贈、不得辦理轉移登記；無人繼承又無人受遺贈的將歸國家所有。筆者認為，這樣的遺產稅徵收模式必將導致「富人移民、窮人遭殃」的格局。根據對遺產稅的基本定義分析，即對死者留下的遺產進行徵稅，且涵蓋的範圍不侷限現金與存款，還包括房產、廠房設施等固定資產。縱所周知，當前國內的房地產價格持續飆漲，而這種虛漲的局面更大程度是受貨幣超發以及地方壟斷所致。以全國城鎮住宅的平均價格為例，當前的平均價格達到每平米10442元，若以一家三口的80平米住房面積計算，總價已超過80萬元。若加上其他的費用，該價格已經不止80萬元了。按照當前的遺產稅草案分析，該房產理應徵收遺產稅。當然，如果在北京、上海、廣州等一線城市的房屋價格就遠不止80萬的水平，相應徵收的遺產稅也會更多。對於這樣的徵收原則，必將加快富人的財產轉移，而移民潮的湧現也是國家財富被迅速分化的具體表現。那麼，即使國內將出臺更嚴厲的遺產稅徵收法規，也不會對富人產生更大的影響。相反，作為普通的老百姓，一輩子辛辛苦苦賺錢供房，逝世後自己的房產還得給國家分一杯羹，可謂悲哀！因此，嚴格劃分遺產稅的徵收範圍顯得非常關鍵，而如何避免富人加速移民、轉移財產更是國家急需處理的問題。
由於國內長期的監管體系非常不健全，因此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期內，不少人利用權力尋租等方式實現財富的暴增。面對「房姐」和「房奴」同時誕生的怪象，實際上也是社會貧富懸殊的一個縮影。所以，在當下經濟轉型的大環境下，勇於突破利益紅線，減少社會的貧富差距，將經濟發展的成果與百姓分享才是國家最需要做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