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10月16日訊】因颱風「菲特」影響，浙江余姚發生嚴重水患，本來在中國這樣的一個地理和氣候環境複雜的大國，局部地區發生各種自然災害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從最新發展看，余姚災情以及災情救助引發的社會反應可以說非常不正常：據微博消息，因為電視臺報導等問題，已經引起了當地公眾對抗，而網路上的余姚消息非常零星，嚴密的言論控制已經實施；從余姚警方呼籲冷靜的微博來看，當地救災和災後生活恢復肯定是遇到了巨大的麻煩。
由於消息片段，無法對具體情況和當地政府的救災作為做什麼評判，但已有消息已經足以對本次救災中當地政府的公權作為做出基本的分析。一言以蔽之，之所以出現災民和本地居民對政府救災行為的不滿，並引發嚴重的對抗情緒，說到底，還是當代中國普遍的體制性公權病症所致。
就引發對抗的寧波電視臺採訪事件來說，電視臺急於報喜而忽略嚴重的現實災情，這未必是報導的新聞從業人員疏忽，說白了，還是在目前行政考績體制下，越是嚴重的災情，尤其在可能牽涉防災和救災的政府責任的情況下，盡早報喜，盡早讓本地擺脫媒體關注，這是各地方當局的自身政治利益所在，這一早已成為明規則的潛規則自然會引導地方媒體的報導方向。這樣的情況並非本次余姚為然，人們在此前各種災害的報導中，「災民情緒普遍穩定」的套話中早已熟知。只是余姚以及類似地方的負責當局未曾認真想過，即使誠實、客觀報導災情，使本地人民和公眾充分瞭解災情的嚴重性，未必對於救災和重建真有什麼負面影響。事實上，在災害中的市民也罷，關心災區的公眾也罷，只有平實和全面的報導才真正能帶來情緒的穩定和重建的信心。
余姚地方素稱富庶，而比鄰的浙東及浙江其他地區都素來繁榮，按理說來，雖然災害嚴重，但假如官民各盡所能，余姚這樣的小城市災害，並不具備物質上的不可逾越危難。問題在於，長期以來，公權已經形成了一種根深蒂固的偏見和本能，在一貫的對社會的打壓思維之下，權力者總認為，權力、社會服務、資源都應該向權力的圓心汲取，而對於人民自發的救助和自救抱非理性的敵意與警惕心理。所以，在本次災害中，報導裡依然是如常的政府怎麼怎麼樣，領導們怎麼怎麼樣，看不到、聽不到本地民眾或其他公益團體在做什麼。從微博偶爾看到附近寧波駐外地商會有一定救災活動，但也沒有下文。
問題是，事實已經反覆證明，向同心圓最內核集中的權力並非萬能，且不論本地政府在災害中實際作為如何，假設他們是真心關切，全力以赴，事實上，在一個因水災而失去正常交通、通訊和社會結構的地方，光憑政府高調的宣示與宣傳，並不能真正解決社會性的危機和需求。相反，由於平時一貫的集中權力的資源向上汲取，人民會很自然地將一切眼前的個案的困境責任指向虛擬地握有一切資源、手段和權威的政府。這就是屢見不鮮的公權病當中最嚴重的一種：總以為自己萬能，因而也很自然在有事時被指為無能。簡明來說，在禍及全社會的大型災害中，不論政府如何希望盡快救災和恢復，缺少社會的配合與支持，其效果只能是事數倍而功不能萬一，何況，對現實中地方權力系統稍有瞭解的人都知道，平時作威作福、養尊處優的地方當局各級官員對普通災民真會有什麼熱心，那才天知道！
除上述問題之外，要討論余姚救災中出現的問題，還有一時代性的背景不能忽略，那就是當代公權公信力普遍的低下。這一普遍狀況其來有自，並非與余姚地方當局本次作為有什麼直接關係，但普遍的公信力缺乏，官民話語南轅北轍不在一個頻道上的狀況無疑使像本次救災這樣的作為平添許多本不應有的困難。當局一貫相信所謂話語權與輿論控制為一切作為前提，問題是，假如對災區的報導比較自由，有多家有較好公信的媒體在現場，那麼，即使寧波電視臺那次不太準確的報導，又怎會激發如此激烈的反應？問題在於，余姚的不幸在於，在災害發生前不久，聲勢浩大的全國性打擊微博言論運動方才開張，而嚴酷的警察手段對付社會言論，直接導致公眾無法給予災區應有的關注。
公權對所謂微博言論的恐懼與打擊完全是非理性的，把災害時期的公眾言論假設為敵意也缺乏基本的事實根據。從汶川地震，到雅安地震，早上海火災和北京水災，透過網路，特別是後來的社交自媒體所展現的公眾言論，以及作為，完全是正面的和公益的，體現了令人感動的同胞愛，也極大地幫助了救災和災後復建。同時，在社交網路的超級社會性集體腦調動之下，受災地方的人民生活情形得到充分關注，也使救助無論公私的救助活動更富於準確性。更重要的是，在這些從消息、言論到行動的全國性公民個體激盪之下，一種真正堅實的公共理性精神得以發育和成長，人們更切身地感覺到，這是一個守望相助，擁有共同痛苦和關愛的群體。本次余姚災害中，由於最近對微博言論的打擊，人們已經看不到這種正面和有益的社會現象。這是公權病蔓延到社會的表現。
非常諷刺的是，儘管在救災中反應緩慢和偏差，但當地政府及其上級對於控制消息和社會則反應格外迅猛。據微博消息，當地警方已經拘押至少兩名發布不準確消息的當地人士，而發生衝突後，彈壓中鮮血淋漓的本地少女的畫面也揭示了，儘管災情嚴重，但公權對暴力和專政的迷信到了何等程度。本來，不確消息政府很容易通過較開放的媒體予以澄清，而災區人民由於現實困難帶來情緒的波動，本是很容易理解的正常情況，也不難通過公信的渠道予以化解。現在，用高壓的手段予以壓制，社會以及公眾還如何敢相信當局救災的真誠？很可惜，這些幾乎是 1+1 等於 2 的常識，余姚當局以及各級公權中人似乎還不能有基本的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