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使用劇毒的滅鼠藥滅鼠方法，等到毒藥再也不能更多地發揮作用的時候，老鼠種群迅速恢復，數量大規模反彈，而它們的天敵，老鷹狐狸之類的動物種群卻恢復緩慢，於是，草原鼠害一發而不可收拾，成為草場退化的主要原因之一。（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3年10月18日訊】政府強迫牧民在冬季草場開荒
為瞭解甘青川藏區草場退化的起因，我拜訪了一位在青海省果洛州工作了多年的藏族老幹部。他告訴我，目前藏區草原嚴重退化的起因要追溯到一九五○年代。
青海草場的破壞是從一九五九年開始的，那一年中國政府開始強迫牧民在冬季草場開荒。相對而言，冬季草場氣候比較暖，一年裡放牧的時間比較長，夏季草場利用時間則比較短。冬季草場每年從十月到來年六月，夏季草場則每年只用四個月。因此冬季草場也是牧民們過冬的地方，俗稱「冬窩子」。傳統遊牧民是分散居住分散放牧，讓草場輪流得到休養生息。一九五八年青海「平叛」之後，政府用槍桿子作後盾，在牧區施行合作化，像內地一樣建立人民公社，立即開始改變牧民世代承襲的生活方式。
當時他們效仿農區，將原來的牧民部落編成人民公社，如青海省久治縣的康賽部落，改成了紅旗人民公社，還有紅星公社、前進公社、光明公社等等。公社下面編成生產大隊，然後在牧區提出一個口號，叫「帳房街道化」，規定牧民把帳房集中在一條大山溝裡，一大隊在溝口，二大隊在溝裡面，然後三大隊、四大隊，依次排開，工作組為他們分配草場。
帳房集中的目的之一是便於辦食堂。歷史研究者至今沒有研究過，為什麼中共的領導人對食堂如此痴迷，只知道食堂的後果是使大飢荒更為險惡，而在藏地牧區，食堂有一個很明顯的功能，那就是防止群眾逃跑。牲畜歸了公社，糧食都在食堂，沒了吃的，草原上你想跑都跑不了。
牧區大躍進逃荒要飯無處可去
牧區成立人民公社後，隨即開始集體放牧。牧民過去通常是一家一戶地放牧，最多是幾百頭牲畜，人民公社把各家的牲畜全部集中在一起，為了防止牧民逃亡，規定他們放牧的地點，把幾千頭牲畜合在一起放牧，宣傳說這就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省下了很多勞動力，效率高了，中共的理論有一個動聽的說法，叫做「先進的生產關係解放了生產力」。
這樣的「解放生產力」還有一個「成果」：集中放牧和帳房街道化以後，牧民也用不著家家戶戶有幾條牧羊犬了。公社成立打狗隊，多出來的牧羊犬就用棒子打死。這位藏族老幹部講到這裡，平靜地說了一句：「我們的漢族同志不是喜歡吃狗肉嗎？他們享了幾天口福」。
這樣的集體化立即就產生了效果。從一九五八年底開始，牲畜吃不到好草，餓得羊互相啃吃羊毛，牲畜開始死亡，到一九五九年五月，牲畜大量死亡。於是，一九五八年下半年，青海部分牧區就開始了飢荒。在此背景下，一九五九年春，青海省委要求青海牧區做到糧食自給，牧區就這樣開始了開荒種糧。那時候，土生土長的當地人其實知道高寒地區長不出糧食，就算能長出來，到了結穗的時候就開始降霜，到頭來只能收穫麥草。然而，那時候幹部們對牧民宣傳說：「不怕你做不到，就怕你想不到，只要你能想到，你就能做到。」於是在偏遠、人口稀少、自然環境嚴酷的青海牧區，照樣放衛星，大躍進。
其結果是災難性的。席捲中國的六十年代初大飢荒，餓死人最多的地方，是政府和幹部禁止農民逃荒要飯的地方，如河南、四川等省份。而在藏地牧區，茫茫草原上人煙稀少，沒有大城市，想逃荒要飯都沒處可去。
從那時起，藏區牧民就陷入了極其困難的境地。由於地處偏僻，中國內地對那里民眾所遭遇的悲慘所知甚少，但是對於這位生活在牧區的藏族幹部來說，所經歷的一切痛澈肺腑，永難忘記。
政府仍然走在五十年前老路上
我在研究當代藏史的採訪中，這樣的事情聽過很多。讓我難以釋懷的是，藏區牧民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遭遇的災難，全部是人為製造的。如今，製造這些災難的人在哪裡？他們又是怎麼想的？青藏高原自然環境嚴酷，自然災難頻繁，正因如此，藏人發展出他們自己的一套社會和文化體系，來應對和適應這種自然環境。我所採訪過的藏人都告訴我，從前輩記憶中的遙遠過去一直到中共來到他們草原，從來沒有發生過六、七十年代那樣的災難。為什麼中共佔領了藏區就一定要改變牧民們的生活方式，為什麼中共至今不反省一下，他們這樣強行變更他人生活方式是會帶來災難的？
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共上上下下自信滿滿，他們走到什麼地方都自以為把進步和科學帶來了，他們以為他們就代表了人類社會進步的方向，他們就是進步，就是科學。而傳統的舊時代留下來的一切，都代表落後、愚昧。共產黨人心裏，沒有「謙卑」這兩個字。他們莫名其妙地相信，他們用「精神原子彈」來「與天斗、與地斗」，就能改造大自然。
目前對草場退化影響極大的原因之一是鼠害。那位藏族老幹部告訴我，青海草原災難性的鼠害是怎樣開始的。
藏民傳統信仰佛教，忌殺生，對待草原鼠害，傳統的方式是依賴於生態的自然平衡。中共建政以後，利用「人民公社」這種組織力量，普遍使用他們認為更有效的滅鼠方法，那就是劇毒的滅鼠藥。
一開始效果確實好，老鼠死得很多。誰也沒有想到，原來依靠吃老鼠生存的動物，草原上的狐狸、黃鼠狼、蛇和鷹，就不得不吃被毒死的老鼠，於是產生二次中毒甚至三次中毒。老鼠滅了，它們的那些天敵很快也消滅了。而且，由於中共體制的統一動員力，人民公社的強迫執行能力，下達指標、完成任務，不顧牧民的反對，一年一年地進行，使得這種情況不是局部性的，而是普遍的，大範圍覆蓋的。這種行為一直持續到一九八○年代。
事實證明，老鼠是不可能百分之百消滅的。等到毒藥再也不能更多地發揮作用的時候，老鼠種群迅速恢復，數量大規模反彈，而它們的天敵，老鷹狐狸之類的動物種群卻恢復緩慢，在相當時間裏甚至處於區域性的滅絕狀態。於是，草原鼠害一發而不可收拾，成為草場退化的主要原因之一。現在，甘孜、阿壩、果洛等地開始努力恢復當年被打斷的天然生態鏈，重新引入狐狸和鷹來滅鼠。
這就叫大自然的懲罰。主事者應該反省的是，用自己「當初動機是好的」為藉口來推卸是不負責任的，而且是不道德的。對以往造成災難的政策檢討必須反省中共革命的根本理論和認識方法，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政府一錯再錯的決策機制。
可惜的是，至今中共（國）政府仍然走在五十年前的老路上，包括現在中國國家級的遊牧民定居計畫，不就是當年「帳房街道化」的新世紀翻版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