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姚民眾抗議政府救災不力（看中國配圖）
【看中國2013年10月24日訊】
[新聞背景]據報導，受到颱風菲特重創的浙江余姚市，10月11日晚爆發災民在市中心圍堵寧波電視臺衛星採訪車，並與警方對峙的大規模的警民衝突，多輛警車被砸毀掀翻，多人受傷。
事件起因是災民強烈不滿電視臺記者在市中心報導余姚市洪水已退，謊稱災後已恢復正常生活，認為是粉飾災情，掩蓋政府救災不力，並要求記者前往受災嚴重的地區採訪，但被記者辱罵。隨後，大批特警出動欲強行將記者帶走，遭到約數千災民圍堵，隨後爆發衝突。有報導說，讓災民尤其憤怒的是，浙江水災發生後政府救援不力，過去數日很少看到路上有政府的救災車輛，而在官方採訪車遭圍攻後，當局卻迅速出動12輛武裝特警車，要保護造謠記者和採訪車逃離現場......
浙江寧波一帶，去年鎮海的PX事件，今年又折騰出余姚水災的後續事件。有些人可能覺得有些納悶，寧波這一帶經濟發展很好，大家都忙著悶聲發大財，怎麼反倒成了「群體事件」的高發區域？
不妨分析一下，這一帶的「群體事件」有個明顯的特點，與經濟落後、官場腐敗的內地的某些地區是不同。內地那裡引起的群體事件，可能是突發的「個人事件」引起的，比如拆遷鬧出人命，官員駕車撞死了人，激起公憤，有官逼民反的意味，所以存在打砸的傾向。而這裡卻不是這樣的，這裡的民眾是對政府有更高的要求，他們出於維護公共利益的的需求，他們挺身而出，比如說環境保護、比如問責政府，他們的出發點是想塑造一個好的社會，所以比較注重和平方式。為什麼會這樣，我只分析客觀事實，主要有兩方面原因：
一是民主意識的覺醒。
浙江是沿海省份，經濟自由度較高，市場經濟是相當發達的。眾所周知，市場經濟活動有兩個基本特點：一是等價交換，二是市場競爭。從某種意義上說，經濟是決定政治的，至少是可以影響到政治的，等價交換反映在政治上的要求是平等；而市場競爭反映在政治上的要求就是自由。人的自由與平等用法律規定出來就是權利，而實現權利的形式就是民主。因此，一個區域經濟越市場化，那麼勢必政治就越民主化。民眾推動自由和平等時，自然會形成一個公民社會，強調自身權利與責任的同時，還會倒逼政府轉向民眾這一邊。
一個公民社會的人自然而然地會追逐兩張票了：一張是在經濟上的，追逐鈔票；另一張是在政治上的，追逐選票——這是必然的趨勢。民眾也自然而然地產生一種僱主思維，政府官員是民眾僱用的，是用來為我們服務的，你們的權力是經我們允許的，你們不能不作為，更不能亂作為。
從去年鎮海的民眾和今年餘姚的民眾，他們就覺得當地政府不夠維護當地民眾的利益，就會跑到市政府面前進行抗議，劍指某些地方官員，比如這次余姚民眾要求市委書記毛宏芳下臺、市長奚明回奉化種田，恰恰說明公民社會的長成。
二是浙江精神的影響。
筆者覺得浙江精神值得好好研究的，人文氣質層次感非常清晰：
浙北主要杭嘉湖平原一帶的人，絕對是「魚米之鄉、絲綢之府」，是超級養人的福地，這裡的人被養得特別「糯」，連說話都軟軟的、甜甜的——吳儂軟語啊，特別適合風花雪月、附庸風雅，所以自古是才子高產的地方，就拿海寧一地，做學問如王國維、寫武俠如金庸、吟詩則有徐志摩。
而稍往南主要是蕭紹寧平原的人，拋卻浙北的糯性，得山川大海之助，這裡人相當大氣、開放，一不小心就會成為時代的弄潮兒。這個區域從明清到民國，歷來是出思想家和行動者的地方，就余姚一地，明朝中期出過王陽明，明末清初出過黃宗羲，這兩位絕對儒家思想的兩座高峰。至於行動者，民國時期紹興一介女流秋瑾已是不讓鬚眉，至於奉化姓蔣的那位且功過不論罷。
再往南就是溫臺麗地區傳統上是稱甌越地區的人，他們面對的自然環境和經濟條件是不如以上兩個地區，但是這並沒有妨礙他們進取的精神。這裡的人有蠻性更具闖勁，他們敢闖敢拚走四方尋找機會，於是他們很多人成為土豪，溫州人就是典型的代表。
三個地方的人，特別明顯，各有千秋，筆者認為，最具浙江精神的代表是蕭紹寧這裡人。為什麼這麼說？甌越之地的人漂泊四方，跑路在外，過於重利，有投機者的作派；杭嘉湖平原的人是性格太軟，太安分守己，有安樂公作派；而蕭紹寧一帶的人重鄉土，又大氣，能抱團，所以一直以來充滿公民意識和國家意識，可以說，浙江精氣神在蕭紹寧之間。
正因為如此，一旦有些危及到公眾利益的事，就不難理解，蕭紹寧一帶維護自身利益的意識最為強烈了。
雖然我不是蕭紹寧平原的人，但是我歷來欣賞那一邊的人。所以，我給他們打分一直打得很高，希望他們能夠成為公民社會的一個標本。
大水已退，而水聲猶在心間。
治國如治水，既要治好江河湖水，更要治好口水，口水間蕩漾著民心，歸根結底一句話：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