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11月06日訊】這裡，老樵不以「封建時代」、「國民黨時代」作任何類比、比較，只說所謂「新中國」時代。在這個時代，中國農民最寬鬆的感覺是「土改」之後極為短暫的一段時間。以我本人的祖父、祖母為例：兩個老人分得一間茅屋三畝土地，一年之間，種兩季莊稼，小麥、豌豆、紅薯、高粱各色糧食。除去繳納公糧的部分，總的收入足夠兩位老人食用。老人住在集市上，逢集的時候做點小生意，賺點零花錢，買油鹽、製衣服，基本足用。我的姑母家夫妻二人都是勞動能手，1954年姑父到我家來，得意地說：「這喒子各家的糧食都吃不掉！」
如果這種局面再能維持十年八年，新的政府也就做到了「與民休息」，讓老百姓好好地獲得了喘息，後來的災難也就可以倖免了。然而，寬鬆的日子僅僅過了兩年，毛澤東便有了新的花招：1955年搞初級社，1956年搞高級社。說的是自願入社，但是誰不入社就鬥爭誰，甚至被捆綁吊打。社會上公然流傳「單干、單干，不是地主就是壞蛋！」的口號，小學的教科書裡列入了批鬥單干分子的文章：「入社好像吃了虧，窮人沾了你的光……手拍胸膛想一想，難道人心餵了狼？」小學生當快板書背誦。在我後來插隊的那個村子，一個叫薛宜龍的農民因為堅決不入社而被捆綁吊打，打得大小便失禁。
高級社把農民的土地、耕畜、農具全部收去，接著上升為「人民公社」（骨子裡是招搬蘇聯「集體農莊」那一套），搞生產隊建制，農民全部變成了「社員」。生產隊不光進行農事活動，而且還得積極響應所有的政治運動。開會（搞階級鬥爭）、學習（貫徹「三面紅旗」）、除四害（消滅麻雀、老鼠、蒼蠅、蚊子）、大煉鋼鐵（各家把鐵鍋捐出做煉鐵的原料，把木器傢俱捐出煉鐵的燃材），說一聲就必須參加。農民被剝奪了土地，一切都得聽公家的，接著是禁止農民家裡存放糧食以及其他一切可食之物，實行食堂就餐制，於是實現了百分之百的有效控制。
「大躍進」的胡亂折騰嚴重糟蹋了國力、民力，嚴重破壞了農業生產，廣大農民成為第一受害群體。接著是「浮誇風」引發高徵購，高徵購使得「人民公社」糧庫為空，生產隊食堂斷炊。很多地區群眾嚴重乏食，於是就造成了慘烈的大飢饉。彭德懷說：「谷撒地、薯葉枯，青壯煉鐵去，收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麼過，請為人民鼓與呼！」毛澤東於之針鋒相對，唱出了「喜看稻菽千層浪、遍地英雄下夕煙」的高調子。然而，這種氣沖鬥牛的豪情卻絲毫不能掩蓋「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的慘烈後果。
老樵插隊的這個村子，位於俗稱「天下糧倉」的古淮南國壽春地區，盛產稻米。因有杓陂水利之便，歷史上無論旱澇之年，向來五穀豐登。由於「大躍進」的折騰和毛澤東的高徵購政策，同樣也發生了嚴重的飢饉。全村原有170多口人，1960年餓死了30多人，1961年打「響洪甸」水庫壩子又累死了30多人，減到90多口人，直到1968年才增加到100來人。隊長王西山家9口人餓死了6口，老婆跑掉了，只剩下他和兒子。
安徽北部淮河流域中段，自古以來有「走千走萬，不如淮河兩岸」之說，卻成了全國最嚴重災區之一。定遠、懷遠、鳳陽、長豐諸縣，人口損失近半。
在毛澤東時代，由於永不消停的折騰，農民的生活狀況一直非常悲苦，在「解放」20年後沒有明顯的改觀。老樵的老家潁上縣農村以及「上山下鄉」所在地壽縣農村，私人沒有一家建新房，公家沒有修過一條路，到70年代中期，才有人用土坯建房，公家修公路沒有錢，竟叫農民捐砂礓、無償出工。發布票，農村人比城市人少幾尺。很多農民實際買不起布，成年人終年衣衫襤褸，小孩子長到十來歲光著屁股。糧食總是不夠吃，人們總是忍飢挨餓、「糠菜半年糧」。
生產隊從來沒有積累資金。我插隊的這個村自「土改」以後沒有增加任何一件農具，耕牛頭數逐年減少，田間操作有時用人犁地，運輸收穫的農作物及運送公糧全靠人力挑擔。
全村100來人共享700多畝土地。1969年秋稻成熟，農民厲兵秣馬投入收割。公社「革委會」派人前來「監打監收」，每一場稻子打出來他都用笆斗量過。最後，打下的稻子總計有七萬多斤，「革委會」的人強令交公糧七千斤，交「忠字糧」三萬斤。公糧是不給錢的，「忠字糧」每斤七分錢，而當時的市場價是一毛五。堆積如山的稻子驟然減去一半，還要留下五千斤種子糧，三千斤「備戰」糧。「革委會」的人走掉以後，隊長叫我和會計終結計算一下還有多少糧食，結果是還有28000斤！平均計算，人頭糧食只合270斤。每100斤稻子只能打64斤米。從這個時候到下一年收穫麥子共有9個月，也就是說，在這9個月的時間裏，每個人只有180斤大米做口糧。
當時，任何一個兒童或老人每天都得一、二斤大米才能吃飽，青壯年們每天得二、三斤。這一年我18歲，曾經一頓飯吃掉二斤大米。
結算下來，村裡的透支戶佔了百分六十，口糧明顯不足。隊裡的老人說：「且看看還能收多少白芋吧。一冬天只好吃白芋了，大米得留到開春忙的時候才敢吃，那時候幹活太重，不吃細糧不行。」
（本文有刪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