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11月10日訊】千古明君用賢納諫
唐太宗李世民稱帝之後，改年號為貞觀。他任人唯賢，從諫如流，實行輕徭薄賦、蔬緩刑罰的政策，終於促成了國家富強、社會安定、百姓安居樂業的升平景象，史稱「貞觀之治」。他先後出兵打敗了北方的突厥和西面的吐谷渾、高昌國，既解除了外來威脅，又拓展了疆域。以廣闊的胸懷接納了眾多少數民族，他曾說過：「自古皆貴中華，輕夷狄，朕獨愛之如一。」對外交往四通八達，出現了「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的盛況。絲綢之路再次承載了文明交流的重任，景教、伊斯蘭教、摩尼教大概在此時傳入中國，受唐文化影響最大的是朝鮮和日本，日本的「大化改新」正是在「遣唐使」的影響下發生的。
隋朝崇尚佛、道，而比較輕視儒學。隋文帝仁壽元年（601年）下詔廢除京師及郡縣的大小學校，只保留京師國子學一處，學生名額僅70人。隋朝一度推行的以考試儒學經義來選拔士人的制度也被停止，儒生的出路幾乎斷絕。唐太宗即位之後，吸取隋朝的教訓，大力提倡和推崇儒學，設立弘文館、增修學舍、擴大國子學、大學、四門學的生員名額，增設書法、算術等課程。從公卿、貴族到普通人家的優秀子弟，都可選送進入不同的學校學習。又召集天下名儒到京師當學官。當時四鄰各國也都派貴族子弟來入學，一時生徒多達萬人，把儒學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極盛時期。
太宗與群臣討論消滅強盜，有人主張制定嚴刑峻法，太宗不以為然。他認為百姓之所以做強盜，是因為徭役太重，官吏貪暴，以至於飢寒交迫，才鋌而走險，所以應該減輕賦稅和徭役，整頓吏治。幾年後，天下果然太平，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人民安居樂業。
太宗曾對身邊的大臣說：「君主依靠國家，國家依靠百姓。剝削百姓侍奉君主，就像割下身上的肉來充飢，吃飽了人也死了，君主富足而國家滅亡。所以君主的憂慮，不來自於外界，而往往是在自身。慾望多則花費大，花費大則賦稅繁重，賦稅繁重則百姓憂愁，百姓憂愁則國家危殆，國家危殆則君主不保。朕經常考慮這些，所以不敢放縱自己的慾望。」
由隋煬帝的揮霍無度相反，唐太宗李世民在貞觀初年為使百姓休養生息，恢復生產，他自己的生活用度非常節儉。他反對大興土木，營造宮殿，這是吸取了隋煬帝等前朝帝王耗費民力、損害百姓以致滅亡的教訓。儘管他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但他從即位開始，便注意戒奢從儉，以減輕百姓的負擔。他所住的宮殿，還是隋朝時所建的舊宮殿，歷經戰火焚燒，早已破舊。按照慣例，新王朝國君都要大興土木，另建新宮，至少也要將舊宮修復裝飾一新。但是唐太宗一直不許興建新的宮殿。太宗患有「氣疾」，所住的宮殿潮濕，夏暑秋涼，容易引起舊病復發。貞觀二年，有大臣從愛護他的健康出發，奏請朝廷「營一閣以居之」。唐太宗卻說：「我有氣疾，確實不宜居住潮濕的宮殿，可是要大興土木，必然浪費人工與錢糧，這不是為天下之君所應做的事。」大臣們雖一再奏請，太宗仍堅持不准。貞觀初年基本上沒有興建甚麼大的工程。不僅如此，在洛陽遭受水災時，百姓房屋被沖毀，太宗還下令拆掉洛陽一些宮殿，將木材分給受災百姓，以供修房之用。而洛陽宮殿被大水沖壞後，只是稍加修繕而已。由於唐太宗帶頭節儉，反對奢侈，影響了許多大臣。在貞觀君臣中，崇尚節儉蔚然成風，百姓得以安居樂業。貞觀時期的經濟、文化達到鼎盛，為世界矚目。
貞觀十五年，唐太宗遣使赴西域冊封葉護可汗，同時另派人攜重金去買馬。大臣魏徵進諫說，這好像是為了西域寶馬而冊封，不是為了西域安寧：「諸蕃聞之，且不重中國……若陛下惠及四海，則（至寶）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大宗聽了，連忙下令停止買馬（《貞觀政要．納諫》）。那時候雖然唐朝國力天下第一，國君則連馬都不敢向西域輕買一匹。因此，貞觀盛世的形成與唐太宗的節儉措施有密切的關係。
太宗神采英武剛毅，群臣覲見的時候，都誠惶誠恐，敬畏非常。太宗知道後，每次召見大臣奏事，都神色溫和，希望聽到規勸諍諫。
貞觀四年（630年）四方民族首領要給唐太宗上尊號，稱「天可汗」。太宗說：「我是大唐的天子，又要負責可汗的事務嗎？」朝廷群臣及各族首領一起高呼萬歲。由於得到了各方首領的認可和擁戴，從此以後，太宗給西北各族首領的璽書中，都自稱「天可汗」。在中國歷史上，帝王雖然能平定中原，卻不能臣服戎、狄，而使夷人滯留中原，甘願事君者就更為少見。太宗因此詢問手下﹕「我的才能不如古人，但是功績卻超過了前代帝王，我不明白其中的原由，請諸公能直言相告。」大臣們紛紛稱讚太宗的英明如同天地日月。但是，唐太宗卻說：「不對。我能夠超過前代的帝王，是因為我具備五種品德。自古帝王大多妒嫉勝過自己的人，然而，我看見他人善良的品德，就如同自己的優點一樣珍惜。我看到他人的能力，自己不能兼備，我常常放棄他的缺點，而採用他的長處。君主往往引進賢能的人，就想把他置於自己的懷抱中；罷黜不肖之人，就想把他推下懸崖。而我尊敬賢能的人，憐憫不肖之人，這樣賢能的人與不肖之人各得其位。很多君主討厭正直的人，暗地裡進行殺戮，沒有哪個朝代能避免。自從我做皇帝以來，正直善良的人，比肩於朝，沒有一位被罷黜的。自古以來，中原的皇帝皆重視華夏民族，蔑視夷、狄少數民族，然而，唯獨我愛之如一，所以他們依戀我，就如同依戀自己的父母一樣。這五種品德，使得我取得了今天的成功。」
貞觀時期國家安定，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據《資治通鑒》記載，貞觀四年（630年）一斗米不過三、四錢，全年死刑犯僅二十九人。貞觀王朝是唯一不歧視商業的封建王朝，還給商業發展提供了許多便利條件，這進一步地體現了李世民的高瞻遠矚之處。在貞觀王朝的倡導下，商業經濟有了迅速和長足地進展，當時世界出名的商業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國。除了沿海的交州、廣州、明州、福州外，還有內陸的洪州（江西南昌）、揚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肅敦煌）、涼州（甘肅武威）。首都長安和陪都洛陽則是世界性的大都會。貞觀時期政績的總結《貞觀政要》成為日本和新羅帝王的治國教科書，亦為後世君主模彷學習的對象。
從諫如流注重法治
唐太宗執政之後，任用賢臣，虛心納諫，即使臣子言辭過激，也不加罪，因此群臣敢於冒犯龍顏，直言唐太宗治國得失。太宗在納諫時展現了千古明君的坦蕩心胸和從諫如流的品德，他曾經對公卿說：‘人想看見自己的樣子，一定要藉助明鏡。君主想自己知道過失，一定要依靠忠臣。如果君主剛愎自用，自以為賢，大臣阿諛奉承，刻意迎合，君主就會失去國家，大臣又怎能獨自保全？希望你們勇於進諫，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貞觀元年，太宗對侍臣說：「正直的國君任用了姦邪的臣子，不能使國家達到治平；忠正的臣子侍奉邪惡的國君，也不能使國家達到治平；只有正直之君遇到忠正之臣，如同魚得到水，這樣天下就可安定。我雖然不聰明，幸而有你們多次匡正補救，希望憑藉你們耿直的進言，使天下達到太平。」諫議大夫王珪說：‘我聽說木頭經過墨線就能鋸直，國君採納規諫就會聖明。所以，古代的聖明君主一定有直言諫諍的臣子七個，向國君進言不被採納就要以死相諫。陛下開啟聖明的思慮，採納鄙陋之人的意見，愚臣處在這個沒有忌諱的朝代，實在願儘自己愚劣的能力。’大宗稱讚王珪說得好，下令從今以後宰相進宮籌商國家大事，一定讓諫官跟隨進去，讓他參與其事，預先瞭解國家大事。如果有所規諫，一定虛心採納。
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曾說：「國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為準。」作為一位萬人之上的君主能夠說出這樣一番話來，唐太宗不愧是一位開明的皇帝。法律制定出來後，唐太宗以身作則，帶頭守法，維護法律的劃一和穩定。在貞觀時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與民同罪。執法時鐵面無私，但量刑時太宗又反覆思考，慎之又慎。他說：「人死了不能再活，執法務必寬大簡約。」由於太宗的苦心經營，貞觀年間法制情況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
房謀杜斷，勵精圖治
房玄齡
在內政方面，唐太宗推行均田制與租庸調製，提升農業發展。在職官制度上，改良隋朝的制度，形成三省六部和科舉選士制，限制皇權發展與貴族世襲等惡習。
治國安邦，貴在得人。唐太宗深明此理，故而求賢若渴，特別注意舉賢授能。即使是反對過自己的人，只要有治國才能，他都大膽任用，而且用人不疑。唐太宗不計出身，放手任用一大批精明強幹的大臣，文臣有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魏徵、馬周、高士廉和蕭瑀等，武將有李靖、尉遲敬德、侯君集、程知節、李績和秦叔寶等人。此外，唐太宗還派官員四處詢問百姓的生活情況，然後把各官員的功過寫在屏風上，以便褒貶。
房玄齡原為隋朝舊臣，在隋朝為官時擔任隰城的縣尉。後來因事獲罪被革去官職，派遣到上郡為官。一次，唐太宗到陝西巡遊，房玄齡聽說後就到軍營門口拜會。唐太宗對他一見如故，任命他為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房玄齡蒙受知遇之恩，決心湧泉相報。當時，每次打了勝仗，大家都忙著各處蒐集財寶，只有房玄齡首先收攏人才，將富有謀略和驍勇善戰的人安置在他的幕府中，私下與他們結為朋友，共同為李世民效力。他多次擔任秦王府記室，兼任陝東道大行臺考功郎中。房玄齡在秦王府十幾年，都擔任記室一職。當時的太子和巢刺王因為房玄齡和杜如晦深得李世民的重用，心懷嫉恨，就在唐高祖面前惡語中傷，於是房玄齡和杜如晦遭到了打擊排斥。後來太子發動叛亂，李世民秘密召見房玄齡和杜如晦，讓他們穿上道士的衣服，派人暗中將他們帶入內宮商議對策。叛亂平定之後，李世民成為東宮太子，就請房玄齡擔任太子左庶子。
貞觀初年，李世民提升他為中書令。貞觀三年，又封他為尚書左僕射。同時，命他撰寫國史，封為梁國公，食邑一千三百戶。房玄齡為官兢兢業業，負責百官的任命，責任重大，常常夜以繼日地工作，不在政務上出現半點閃失。他待人寬厚，胸襟寬闊，看見別人比自己出色，也從不嫉妒。他富有才識，撰寫的國史文采出眾，審定的法令寬容公平。他在德行方面也為人稱道，對人從不求全責備，不以自己的標準去苛求別人，不分親疏貴賤，一視同仁，因此被眾人讚譽為良相。貞觀十三年，他又被尊為太子少師。
房玄齡擔任宰相之職共有十五年，其間，他多次上書辭官，唐太宗都未允許。貞觀十六年，他又被封為司空，仍然總管朝政，著述國史。不久，房玄齡又以年老為由，提出辭官，唐太宗派使者回覆一封信，上面寫道：「你擔任丞相這麼多年了，很多大事我都能夠放心地交給你處理，假如沒有了你這個良相，我就像失去了雙臂一樣力單勢薄。如果你的精力允許，就不要解甲歸田。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感到力不從心了，再上奏告訴我也不遲。」看過這封言辭懇切的信，房玄齡終於打消了辭官的念頭。後來，唐太宗回顧艱難創業的歲月，良臣輔佐自己所立下的卓越功勛，不禁感慨萬千，寫下《威風賦》賜給房玄齡，由此可見他們君臣之間深厚的情誼。
杜如晦也是開創貞觀之治的主要謀臣之一。他深受唐太宗的重用，是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之一,唐初名相。李世民作為天策上將統兵東征劉武周、宋金剛、王世充等割據勢力之時，杜如晦每每隨行，為之參謀帷幄，決勝於疆場。他遇事善斷，處理公務迅速無誤，是同僚中最為幹練的人才。武德四年（621）10月，唐太宗設立了文學館，置十八學士，杜如晦被選為十八學士之首。當時權力之爭激烈，戰事很多，每次杜如晦都能為太宗出謀劃策，提出良好的建議，令人十分佩服。後來，他被封為天策府從事中郎，兼任文學館學士。
在平定太子的叛亂中，杜如晦和房玄齡功勞最大，杜如晦被提升為太子右庶子。不久又遷任兵部尚書，封為蔡國公，食邑一千三百戶。貞觀二年，他擔任檢校侍中。貞觀三年，拜為尚書右僕射，兼任吏部選事。他和房玄齡共同掌管朝廷的政務，品選官吏，好評如潮。有關修筑宮殿的規模、典章制度等事情，都由二人商議決定。時稱如晦長於斷，玄齡善於謀。「房謀杜斷」，兩人配合默契，同心輔佐太宗，後世論及唐代良相，首推房、杜。
貞觀諍臣魏徵和王珪：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魏徵
唐太宗納諫之風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昭示聞諫之誠，倡導直諫；二是納諫方法得當，兼聽則明；三是注重納諫效果，擇善而從；四是完善納諫制度，暢達言路。
太宗曾經對侍臣說，「我讀《隋煬帝集》，文辭深奧博大，隋煬帝也知道讚揚堯舜批評桀紂，為什麼做事就不是這樣呢！」魏徵說，「皇帝即使是聖人，也應該謙虛接受別人的意見。這樣，智慧的人會獻出自己的謀略，勇敢的人也會竭盡全力。隋煬帝仰仗自己有才十分驕橫和自以為是，說的是堯舜的話，做的卻是桀紂的事，還不自覺，最後導致滅亡」。太宗說，「這些事情過去沒有多久，我們得記住其中的教訓。」
魏徵，武德末年做太子洗馬，曾是是太子李建成的心腹之臣。當他看到太宗同隱太子李建成暗中傾軋爭奪，常勸建成早做打算。太宗殺了隱太子後，把魏徵叫來責問：「你為什麼要離間我們兄弟？」當時大家都替魏徵擔驚受怕，魏徵慷慨自若，不慌不忙地回答說：「皇太子如果聽了我的話，肯定不會有今天的殺身之禍。」太宗聽了這話肅然起敬，對他分外敬重，提升他為諫議大夫，多次把他請進臥室，向他請教治理國家的辦法。魏徵本有治國的才能，性情剛直不阿，絕不隨便放棄自己的主張。太宗每次和他交談，從來沒有不高興的。魏徵欣幸遇到了賞識自己的君主，竭盡才力來效勞。太宗又安慰他說：「你以前直言勸諫前後二百多件事，都稱我的心意，不是你忠心為國，怎能如此？」
貞觀三年，魏徵幾次升遷做上秘書監，參預朝政，深謀遠慮，起了很好的作用。太宗曾對他說：「論你的罪過比當年管仲射中齊桓公的帶鉤還要嚴重，而我對你的信任卻超過了齊桓公對管仲的信任，近代君臣之間融洽相處，難道還有誰能像我這樣對你嗎？」貞觀六年，唐太宗駕幸九成宮，設宴招待親近的大臣，長孫無忌說：「王珪、魏徵，過去侍奉隱太子，我見到他們就像見到仇敵一樣，想不到今天能在一起參加宴會。」太宗說：「魏徵過去確實是我的仇敵，但他能為侍奉的主子盡心出力，這是很值得稱道的。我能夠提拔重用他，自比古人應無愧色！魏徵常常不顧情面懇切勸諫，不許我做錯事，所以我器重他。」魏徵再拜說：「陛下引導我提意見，我才敢提意見。如果陛下不接受我的意見，我又怎麼敢去犯龍鱗、觸忌諱。」太宗龍心大悅，賞賜每人十五萬錢。
貞觀七年，魏徵替代王珪任侍中，加封到鄭國公。不久因病請求辭去所任的官職，只做個閑職散官。太宗說：「我把你從仇敵中選拔出來，委任你中樞機要的職務，你看到我不對的地方，從沒有不勸諫的。你難道沒看到黃金埋在礦裡，有什麼可貴的呢？若遇上高明的冶金工匠把它鍛練成器物，就會被人們當做寶貝。因此我把自己比作黃金，把你當做高明的冶煉工匠。你雖然有病，但還不算衰老，怎能想就此辭職呢？」魏徵聽了只好作罷。後來又堅決要辭職，太宗同意解除他侍中的職務，任為特進，仍舊管門下省政事。
貞觀十二年，太宗因為皇孫誕生，下詔宴請公卿大臣，太宗在酒席間極其高興，對大臣們說：「貞觀以前，跟我平定天下，轉戰於艱險危難之間，房玄齡功勞之大是沒有人能比得上的。自貞觀以來，對我竭盡心力，進獻忠直之言，安定國家，造福百姓，成就我今天的功業，被天下人所稱道的人，就只有魏徵了。即使古代的名臣，也不過如此罷了。」於是親自解下佩刀賜給他們二人。庶人承干在東宮做太子時，不講品德不幹好事，魏王泰越來越得到寵愛，內外百官對承干是否還能做太子都有疑議。太宗聽到後很厭惡，對侍從的大臣們說：「當今朝臣之中，講忠誠正直沒有比得上魏徵的，我派他做皇太子的師傅，用來斷絕天下人的想法。」貞觀十七年，就任命魏徵做太子太師，仍舊管門下省的政事。魏徵陳述自己有病，太宗對他說：「太子是宗廟社稷的根本，一定要有好的師傅，所以挑選你這樣中正無私之臣，作為太子的輔弼。我知道你有病，不妨躺在床上來教導太子。」魏徵只得就職。
不久魏徵得了重病，他家裡原先沒有正廳，太宗當時本想給自己建造一座小殿，就停下工來把材料給魏徵造正廳，五天完工。又派宮中的使者賜給他布被和素色的墊褥，以順從他的喜好。過了幾天，魏徵去世，太宗親自到他的靈柩前痛哭，追贈他為司空，賜謚號文貞。太宗親自給他撰寫碑文，還親筆書寫在石碑上。又特賜給他家食實封九百戶。太宗後來常對身邊的大臣們說：「用銅作鏡子，可以端正衣冠；用歷史作鏡子，可以知道歷代興衰更替；用人作鏡子，可以明白自己的得失。我常常保有這三面鏡子，用來防止自己犯過錯。如今魏徵去世，就失掉一面鏡子了！」因而哭了很久。於是下詔說：「過去只有魏徵，經常指責我的過錯。自從他去世後，我雖有過錯也沒有人敢公開指出。難道我只在過去有錯誤，而今天全是正確的嗎？恐怕還是百官苟且順從，不敢來觸犯龍鱗吧！所以我再次虛心徵求意見，以便清醒頭腦進行反省，你們直言勸諫了而我不採用，我願承擔責任。我需要採納忠言而大家又不說，這個責任誰來承擔？從今以後，大家都得竭盡忠誠，我如有對或不對的言行，你們要直言勸諫不要保留隱瞞。」
王珪，武德年間曾擔任太子中允，太子李建成對他禮遇有加。後來由於李建成陰謀作亂之事所牽連，王珪被流放到雲南嶲州。李建成被誅殺後，太宗即位，王珪被太宗召回，拜官為諫議大夫。作為臣子，王珪忠心耿耿，盡職盡責。他所進獻的言論，多被太宗採納。王珪曾經上書批評太宗過失，太宗說：「你所談論的，一一點中我的過失。自古以來，沒有哪一個國君不想把自己的國家治理好，永享安定太平的。然而，他們的願望都沒有實現，不是他們看不到自己的過失，而是因為他們看到了自己的過錯卻不能改正的緣故。現在我有過錯，你能直言不諱，我也能知錯就改，何必擔心國家不能長治久安呢？」
貞觀元年，王珪官至黃門侍郎，參與國家政務，並兼任太子的老師。第二年，王珪又被提升為侍中，與房玄齡、魏徵、李靖、溫彥博、戴冑一起處理國家政事。一次，他們六人與太宗一起進宴，太宗問王珪：「你識別能力很強，尤其擅長談論和評價別人。從玄齡開始，你一個個給我評價一下，也可以估量一下你們中間誰最賢德能幹。」王珪回答說：「為國兢兢業業，幹事果斷精明，我比不上玄齡。以糾正偏頗為任，犯顏直諫，為皇上無法與堯舜的聖明比肩而感到羞恥，我比不上魏徵。文武全才，既能帶兵又能治國，文韜武略俱佳，我比不上李靖。奏章嚴密清楚，言行有理有據，規規矩矩，沒有疏失，我比不上溫彥博。處理紛繁複雜的事務，有條有理，萬無一失，我比不上戴冑。可是對於弘揚正氣，懲惡揚善，疾惡如仇，我比起各位，也有我自己的獨到之處！」這番話深受太宗稱道，感慨地說：「卿如常居諫官，朕必永無過失。」在座的諸位大臣也各抒己見，都認為他評價得恰如其分，十分準確。
王珪一生崇尚儒學，以儒家忠孝仁義禮等自勵，是唐初有名的諍臣之一，王珪任諫議大夫時，推誠盡節，多所獻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