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11月15日訊】被譽為「當代契訶夫」的加拿大作家愛麗絲‧孟若獲得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令我這個「契訶夫迷」有點感慨。回溯漫長而群星閃爍的文學史，百年來西方文學的巨大變遷清晰地展現出來：從奔赴俄國庫頁島尋訪苦役囚徒的契訶夫，到今天坐在加拿大小鎮的廚房裡，安靜書寫日常生活的愛麗絲。
生性敏感的美國詩人惠特曼早就預感到，大時代的巨變將導致文學的變遷。在北美大陸走向工業化文明時，惠特曼以長詩歌詠了從希臘走來的女神繆斯，他聽見繆斯衣裙的窸窣聲，聞到她呼吸的馥郁香氣。這位文藝女神穿越了血腥的戰爭和人間地獄，來到和平之地，「被安置在廚房炊具之間」。
◎共同的短篇小說技巧：以少勝多
留著大鬍子、戴著夾鼻眼鏡的契訶夫，之所以會與文靜秀雅的女士愛麗絲相提並論，在於他們作品的形式與內容有著某種相似性。
契訶夫是世界級的短篇小說巨匠，他的作品有著長事短敘、文短氣長的簡潔。契訶夫認為：「小說越是嚴密，越是緊湊，就越富有表現力，就越鮮明。」因此留下名言：「簡潔是天才的姊妹」。在這一點上，愛麗絲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她終生只寫短篇小說，不像契訶夫後來還寫戲劇。這位女作家甚至不客氣地說，她從來沒發現哪部長篇不能改寫成短篇的。其言下之意，當代的長篇小說大都過於冗長累贅了。
兩人的第二個共同點是：把目光集中在小人物身上，以社會寫實為主。熱愛文學的讀者，誰能不記得契訶夫的著名作品《苦悶》呢？在那個短篇裡，一個失去了兒子的老馬車伕孤苦無告，只好向自己的馬傾訴衷腸。這位俄國作家筆下的小人物，涉及到小市民、小官吏、平民、城市小知識份子、教員、醫生等等。而愛麗絲筆下的主角，大多是加拿大寧靜鄉間的小人物，他們遭遇了自殺、他殺、老年痴呆症以及女性婚姻愛情的問題。
帶著洞悉一切的同情與智慧，挖掘人性的深度，這是兩位大作家的又一共同特徵。契訶夫筆下的小人物有一些是好人，但他們都有人性的弱點，過著隨遇而安、聊以自慰的生活。對這一類可悲可憐的人物，契訶夫「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同時，契訶夫還描繪了一些可恨可鄙的的小人物，揭示他們的庸俗習氣與奴性心理，由此呼喚健康美好的人格。
而愛麗絲的短篇小說，往往也是以冷靜的手法，精巧的故事敘述，「寓非常於日常」，透視人性的暗角。用她的《少女與婦女的生活》中的一句話來說，普通人的生活「灰暗、簡單、卻令人驚奇，難以探測──是以廚房的油氈鋪成的深邃的洞穴。」
◎描繪個人命運與整體社會命運
儘管在廚房油氈下也能發現生活的「深邃的洞穴」，但不同時代的生活洞穴是迥然不同的。相隔一百年的兩個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國度與國情，造成契訶夫與愛麗絲在寫作上的差異。兩個作家都忠實於自己的時代，但「國家不幸詩家幸」，契訶夫的寫作因此要深刻厚重得多。
在沙皇俄國的專制統治之下，契訶夫在描寫小人物的個體命運時，無法不關注導致小人物不幸的社會環境。在《小公務員之死》中，一個噴嚏就葬送了小庶務官卑微的生命；《套中人》中的一名地位低下希臘語教師，卻竭力維護政府發出的官方告示文章；《變色龍》中的主人翁不斷變色，在討好「大人物」這一點上卻始終不變。
正是沙皇專制的等級制度使這些小人物失去人格尊嚴，同時，這些人的奴性與卑怯，也使沙皇專制得以維持。作為一個偉大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一個人道主義思想家，契訶夫展示出他對整個俄國社會命運的關懷，使他的文學顯示出一般作家難以企及的批判力度與思想深度。
而愛麗絲卻生活在一個與沙俄時代完全不同的社會環境。當今加拿大是一個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有著完善的民主制度。在這樣平靜的國家生活，一般作家都有著「幾乎無事的悲哀」，即，他們的社會沒有激烈的現實衝突，一切問題都可以通過民主制度解決，並不需要他們勇敢反抗與鬥爭。他們的文學因此也就缺乏悲壯與崇高的美感。
但生性沉靜的愛麗絲一點也不為「幾乎無事」而悲哀，她也不強求廣闊的題材。生活給予她多少認識，她就忠實地書寫多少自己對生活的理解。以「明晰和心理現實主義」見長的愛麗絲發現，在平靜的生活外貌下，每個人都有自己內心的痛苦。她筆下涉及普通人生老病死的主題，剛進入家庭生活的女孩為愛情、性、背叛、孩子而苦惱，而年長的女性也在中年危機和瑣碎生活中掙扎。
我很欣賞的一部電影《AwayfromHer》，就是根據愛麗絲的短篇《熊過山來了》改編的。退休教師格蘭特的妻子患了老年痴呆症，她忘記丈夫了，在療養院愛上了一位坐輪椅的男病人。格蘭特該怎麼辦呢？探討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與心理之謎，是推動愛麗絲寫作的動力。
◎專制與民主的文學區分：監獄與廚房
凡是忠實於時代的作家，也會忠實地執行時代賦予自己的任務。為了瞭解沙俄監獄犯人的悲慘生活，契訶夫不辭長途跋涉，於1890年前往政治犯流放地庫頁島進行實地考察，而後寫出了《庫頁島》、《在流放中》與《第六病室》等震撼人心的作品。其中，陰森恐怖的第六病室就像一座監獄，是專制俄國的一個縮影。
監獄題材，幾乎成了所有專制制度下的作家必須承擔的功課。在南非種族隔離時期，很多政治犯被監禁，遭受酷刑，庫切等作家責無旁貸地承擔起「抵抗歷史」的責任。南非作家們無法拯救受難者，只好守在監獄門前，想像獄中的酷刑與死亡，並用筆描繪出國家權力的蠻橫。他們把監獄和行刑室比喻成「黑色的花卉」，把作家執著於監獄題材稱為「黑色的迷戀」。
即使是一些生活在民主社會的作家，也沒有放棄與契訶夫一脈相承的「黑色迷戀」。不少西方作家開拓歷史題材和國際題材，用文學承擔對於世界的道義責任。例如，美國著名作家東．德裡羅的長篇小說《毛二世》，涉及中國文革期間的無辜死難著，也描寫了六四屠殺中被血洗的群眾畫面。小說中恐怖組織的頭目既像毛澤東，又像霍梅尼，而那些年輕的恐怖份子則像當年中國的紅衛兵一樣，把像章直接別在肉身上。
而愛麗絲卻沒有那麼多關懷天下的志向，她安守自己的家庭主婦的身份，坐在廚房裡陪伴著鍋盆碗筷，平淡地描繪食物、瑣事與家務。作為納稅人她很放心，因為她知道加拿大的政治家會代表她，盡職盡責地捍衛民主和人權。
◎文學中的國家犯罪與個人犯罪
即使愛麗絲安於廚房裡寫作，也不能把她視為寫「純文學」的作家，因為她並未迴避暴力與恐怖等社會題材。例如她的短篇小說集《快樂太多》（TooMuchHappiness)，就有描寫暴力的內容：一個婦女到關押她的前夫的監獄探監，那個男人謀殺了他們的三個親生孩子。在《曠野車站》裡，孤女安妮的丈夫神秘死亡，她莫名其妙地被控謀殺進了牢房。此外，女性被強姦也是愛麗絲的主題。
由此看來，愛麗絲的作品中也有沈重與殘酷，也屬於有著「黑色迷戀」的作家。只不過她與契訶夫、庫切之類的作家不同，那些作家見證的是專制國家對人民的暴力犯罪，而愛麗絲筆下的暴力卻是個人心理暗角製造的犯罪。
從寫英雄反抗的悲劇轉而寫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悲劇，這是西方文學變化的大趨勢。沒有了大規模的社會矛盾，即使像美國「佔領華爾街」那樣的示威，也產生不了英雄式的悲劇，因為美國人有法定的示威權利，沒人去鎮壓他們。於是，作家們只好轉向人心深處去探尋。
那麼，當一個國家經常發生政府侵犯人權的嚴重犯罪事件，當監獄裡還關押著政治犯和良心犯，那裡的作家可以安坐廚房書寫個人的日常生活與內心，對一切現實的人權迫害視而不見嗎？契訶夫說：「到處都得有為個人的神聖權利的奮鬥；如果不要這種奮鬥，那就是不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