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11月16日訊】記者11月初，從羊城晚報報業集團獲悉，由羊城晚報報業集團黨委書記、管委會主任劉紅兵兼任新快報社社長；由集團管委會委員、羊城晚報社社委孫璇兼任新快報社總編輯；集團黨委委員、管委會副主任、副總編輯李宜航不再兼任新快報社社長、總編輯；對新快報其他班子成員做出部分調整。
陳永洲收了錢是肯定的，中聯重科有問題也是肯定的
陳永洲收了別人的錢，然後發一家上市公司的負面報導，這樣的事情，在新聞界並不是什麼新鮮事。這個事情唯一的新鮮之處是，這一次，得罪的大公司看來後臺硬得可怕，可以跨省抓捕，而且很快叫陳永洲認罪，還上了央視。最後連所在媒體《新快報》也在劫難逃，領導換人了事。
陳永洲有沒有罪，這是另外一回事，這一次整陳永洲的法律程序肯定是混亂的。只有法院才能認定誰有罪，而陳永洲還在看守所，就被迫承認有罪了。看來我們可以不需要法院了，只要警察抓人，關進看守所，央視一報導，就可以判刑了。
在中國，不管做什麼事，你都要有後臺，你沒有後臺，什麼事都做不了。高幹子弟經商為什麼容易成功？倒也不是說每一個高幹子弟都靠違法亂紀賺錢，不過因為他們有後臺，他們做起事來沒人敢刁難他們，所以他們就成功了。如果你出身平民，每個官員都想來啃你一塊唐僧肉，你這個企業就辦不下去了。在中國的上市公司，幾乎每一個都是有背景的，不是這樣的背景，就是那樣的背景，你沒有後臺，你就算擺個大排檔，也會被城管掀掉，更不用說經營一家上市公司了。
中聯重科是誰辦的？網上許多好事者已經搜索出來了，都是省部級高官的子弟。中國媒體，八成以上都是靠敲詐吃飯的，陳永洲的失誤之處，就是選錯了對象。
先不管陳永洲收錢沒收錢，我們看看中聯重科有沒有問題呢？我相信是有問題的。因為如果沒有問題，是不必怕別人造謠的。別人造謠了，你可以起訴他，也可以接受調查。現在別人說你有問題，你不敢接受調查，反而想辦法去抓人，可見，這個企業是有問題的。而且根據我們對中國上市公司一貫的經驗，在中國乾淨的上市公司幾乎沒有。西方國家因為司法獨立，所以沒有特權公司，不管是什麼公司都必須把自己暴露在陽光之下。這樣他們的上市公司就非常規範，他們的上市公司就不敢造假。當然也不是說絕對沒有造假的公司，只是他們的犯罪成本非常高，所以相對來說，他們的上市公司比我們要乾淨很多。但是在我們國家，公司上市就是為了圈錢，真正的好公司都不稀罕上市。只要能上市，各個公司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造不造假根本不是問題，能不能上市才是問題。你要嚴格說起來，中國就沒有真正乾淨的公司。中國股市變成了一個賭場，甚至連賭場都不如，這與上市公司本身誠實度缺失是有很大一部分關係的。
中聯重科不是什麼省油的燈。如果我們的司法是獨立的，這樣的公司可能根本就活不下去。
司法不能獨立，認罪就永遠可疑
陳永洲收了錢，也不等於他就應該被跨省抓捕。這一次抓陳永洲的程序肯定是有問題的。如果我們也像美國一樣嚴格地執行刑事訴訟程序，那麼陳永洲是百分百可以獲釋的。這一次央視播出了陳永洲的畫面，細心人發現，陳永洲脖子上有勒痕。且不說長沙警方開著中聯重科的車子去廣東抓人，就憑這條勒痕，我們也可以推定陳永洲在監獄裡是受了虐待的。
中國司法不獨立，所以中國看守所裡發生了一些什麼，沒人能監督。我們只是聽一些虎口脫險的人，出來之後談自己在看守所裡的遭遇。在這樣的看守所裡，犯罪嫌疑人認罪了，這是非常可疑的。太子奶的創始人被抓進看守所，受到折磨，並且不斷抓他家裡的人，最後沒辦法，只好屈服，放棄對太子奶的所有權。你被抓進去了，你不服輸是不行的，他們總有辦法對付你。布哈林是列寧最欣賞的革命家，和斯大林有矛盾。斯大林上臺後，想要除掉布哈林，就把他抓進監獄。先是嚴刑拷打，布哈林不認罪。斯大林就對他說：如果你不認罪，就會槍斃你的老婆孩子。沒辦法，布哈林只好屈服了。
只要沒有獨立的司法，陳永洲認罪就沒有什麼意義。不管是誰，進去了都要認罪。因為你完全沒有還手之力。我咸菜是沒有進去，進去了，不管你叫我承認什麼，我都會承認。被打得受不了，生不如死，一個人就會什麼都承認。佘林祥就是一個例子。佘林祥老婆不見了，別人說是他殺的。他不承認，可是不行，被打得受不了，只好承認了。又過了好多年，他老婆忽然又活著回來了。這才揭發出一個大冤案。不過好在佘林祥沒有被斃。內蒙有個叫呼格吉勒圖的小夥子就沒有這麼幸運了。他發現女廁所有個女屍，就報了警，結果警察把他抓了起來。嚴刑之下，他只好承認是自己殺了人，結果被斃了。但是過了好幾年，忽然又有一個強姦殺人犯主動供述是自己殺了那個女青年，但是那個冤死的呼格吉勒圖始終沒法子平反。與此類似的還有聶樹斌案，趙作海案等。
這些是揭露出來的案子，我相信還有許多沒有揭露出來了冤案，嚴刑之下，何求不得？我父親在世時，跟我說過一句話：「哪個廟裡沒有屈死的鬼！」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搞過民主，只有專制，司法不獨立，黑暗無法揭露，所以就造成了我們的冤案發生率特別高。我見過幾個上訪的老訪民，有些人確實是精神不正常，有妄想症，老以為自己是被人迫害了。但確實也有一些人真是受了冤屈。
不管是什麼機關，都不能搞得太神秘，搞得太神秘，沒有人監督，它最後都會成為一個罪惡的發源地。我們為什麼要支持搞司法獨立，就是為了讓中國人也能享受到現代法律制度的優越性。1840年以後，西方國家侵略中國，搞治外法權。這當然是不對的，但是你不得不承認的是，西方人的法庭比我們自己的法庭公正得多，最後小百姓們都願意往租界裡跑，租界裡人滿為患。小百姓是不管你什麼愛國不愛國的，我在西方人的統治下能安安心心地生活，而在我們本國領導的統治下卻被欺負得受不了，那我自然就要投靠外國的租界，你罵我不愛國，那你們這些老爺為什麼不能少製造些人間悲劇呢？人性的本質不管在哪裡都是一樣的，西方人並不是天生就比我們中國人公正，只是他們有一套制度可以保障每一個人的權利不受侵犯。這套制度其實也很簡單，而且目前風行世界，但我們有些人就是要拒絕，這是為什麼？我想答案其實並不複雜。
當然我說陳永洲是不是認罪沒什麼意義，並不是說陳永洲真的沒有收別人的錢。陳永洲多半是收了別人的錢，但是我們的司法程序是不正確的，所以我們並不能認定陳永洲就有罪。美國有個著名的辛普森案，全國人民都知道肯定是那個狗東西犯了案，但是因為警察在取證時程序有瑕疵，結果讓辛普森逃脫了法網。美國人為什麼要這樣處理案子？並不是他們想要包庇罪人，而是因為要樹立一套規範，有了這樣的規範才能避免好人受到冤屈。
媒體敲詐企業，其實是一個權力角力的過程
中國媒體大部分都是靠敲詐生活的，這是一個沒有什麼疑問的事情。這裡面有兩個原因，一是政府給媒體的錢不夠多，許多報社連養活這麼多人都困難，不搞些額外收入就沒法子在社會上生存。我說的這些媒體包括中國所有的媒體，包括那些頂級的。二是中國社會法制不健全，做好事，沒人支持你，做壞事，也很少受到懲罰。當然，要選擇好敲詐的對象，有些公司是可以敲詐的，就是那些沒有什麼官方背景的公司，我們甚至可以通過一些方式整死他們。而有些公司是不能敲詐的，因為他們有官方背景，你事先要想好，能不能通過官方力量的對決，壓倒對方。其實每一次媒體對企業的敲詐，都是一個雙方動用各種官方力量互相角力的過程，看誰能動員更多更有力量的官方勢力。至於誰對誰錯，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哪一方有實力。
咸菜也在媒體裡面混，我清楚知道一些敲詐事件的幕後情況。在我的感覺裡面，媒體對企業的敲詐，這是一個刀口舔血的事兒。要有一顆喜歡冒險的心，還要有一幫子關係，這才能把這個戲演好。這種敲詐的工作，總體上來說對實體經濟是有傷害的，因為被選定為敲詐對象的企業一般都是沒有官方背景的民營企業，這些企業一般來說都是靠努力勤奮來發展自己的，這樣的企業是中國經濟的支撐力量。而一些損害中國社會利益的大型壟斷企業，是不怕別人敲詐的，記者們一般也不會去招惹這些企業。
有官方背景的企業，靠坑害人民來生活。而大部分媒體為了多撈點外快，就靠坑害那些沒有後臺的企業來生活。在中國，沒有官方後臺，不管你做什麼都做不好。外國企業為什麼能做得非常大？就是因為他們有一整套的法律制度來保證企業不受權力的侵犯，而在我們國家，是沒有這一套制度的。我們的企業常常不是靠自己的實力來發展的，我們的企業是靠和官方維持一個好的關係來發展自己的。和官方關係最好的企業，肯定不是對社會最有益的企業。中國的企業沒有誠信度，我們的人民不相信他們。中國人寧可忍受屈辱到香港去搶購奶粉，也不願意買國產的奶粉，就是因為中國企業多半都是靠官方的扶持而生存發展的。如果官方的誠信度不高，就會連累到企業的信譽。
媒體收錢算不上受賄，世上沒有空洞的正義
最後我想說的一點是，我覺得媒體靠敲詐生存，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官方勢力不是太大的話，媒體的敲詐對於規範中國公司的行為會有一些好處。媒體收錢，這其實算不上受賄。如果一定要規定媒體不能收受任何集團的錢財，那我們國家所有的媒體都可以關門了。因為在中國，所有的媒體都是靠政府給經費的。政府通過養活這些媒體，得到媒體的讚頌，這是我們國家輿論的一個特點。你如果不允許媒體收受別人的贊助，那麼你們政府為什麼要給媒體錢財？媒體，是社會公器，本來就應該是以多種方式生存的，收受社會的贊助，也是一種生存方式。有人可能會說：收了壞人的錢，幫壞人說話怎麼辦？這個不用擔心，因為人民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你一個媒體睜眼說瞎話，民眾就會拋棄它。媒體它不是行政機關，它並不能主宰國家的政策，也沒有行政權力，所以也不可能對社會大眾構成實質性傷害。媒體能不能發展，是一個社會選擇的過程，不需要政府操太多的心。現在政府插手干涉媒體收錢的事，那只能說是想要壟斷話語權。就像是有人包了小三，就不准小三收別人的錢，那並不是為了小三好，而只是想壟斷小三的使用權。
也有人說，媒體，你是代表大眾說話的，你如果也要錢了，那這個社會豈不是沒有正義可言了？其實並不是這樣。尋求正義，從來就不是空洞的。空洞的正義也沒有實質性的意義。正義，聽起來很好，但是如果正義不能給人帶來利益，那它就只能是少數人意淫的產物。當年紅軍在江西搞革命，貼出來的標語並不是什麼關於正義的空話，而是關於利益的許諾，它是這樣寫的：「農友們快來參加紅軍吧！可以分田分糧食！」沒有田沒有糧食，鬼跟你搞革命！1946年，國共內戰迫在眉睫，毛澤東說：「要給農民以看得見的利益，這樣農民才會跟我們走。」沒有利益，就不會有革命，也不會有正義。正義本身就是對不合理的利益分配進行的再分配。
今天，中國社會物慾橫流，權力不受制約，人民生活痛苦。在這種情況下，最迫切需要的，就是媒體對社會的監督。但是如何才能調動媒體監督權力的積極性呢？那就是物質利益。有利益，他們就會樂於監督權力，有利益，他們就會樂於承擔風險。拿陳永洲來說，他拿了別人的錢，這是不錯的，但是只要他反映的問題是屬實的，他拿錢也是應該的，是社會對他勇敢揭露黑暗的一種獎賞。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有錢，才會有記者敢於冒著生命危險去揭露權力的腐敗。沒有錢，還要冒風險，只有一個正義的空名，那是不可能調動廣大記者的積極性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我覺得抓捕陳永洲，整肅《新快報》，對於中國的社會進步並沒有好處。陳永洲收了錢，不等於他揭發的事情是錯的。如果我們把媒體監督最終變成了權力在幕後的博弈，那麼權力將更加猖狂，而人民的生活將更加痛苦。
﹝結語﹞收錢不是問題，有沒有為人民說話，才是根本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