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11月21日訊】中共中央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說，要放開單獨二胎，並且逐步實行延遲退休。
有人對於這兩項改革進行分析後，認為，七零後受益最小。因為七零後由於年齡的緣故，對於生育二胎可能力不從心；而延遲退休則絕對無法逃避。
這種演算法當然有一定的道理。現在七零後的年齡在34-43歲之間，有一部分可能已經確實不好生第二胎了。生育二胎，對許多人來說，恐怕還存在撫養成本太高的顧慮。至於延遲退休，則不但七零後逃不了，我等六零後，也大概逃不掉。如果實行非常溫和的延遲退休政策，每年推遲一個月，六零後也要面臨延遲一兩年的問題，如果每年延遲兩個月甚至三個月，則延遲退休的目標，在六零後全部退休的時候，就大體完成，以後無論七零，八零，九零，都會以這個年齡退休了。
實際上，允許單獨二胎和延遲退休，都是為了應對突然到來的人口老化懸崖的政策選擇。只是，放開二胎來得太遲，延遲退休來得太早。
現在，計畫生育政策的調整，退休政策的調整，用一句不雅的話說，都是為以前的失誤擦屁股。這讓我想起文革期間一句著名的樣板戲唱詞：「前人的事業後人要承當」。
計畫生育政策，被列入基本國策，可謂是前人的事業了，現在，它的一切後果都不斷地呈現出來，後人到了承當此事業的所有後果的時候了。
中國傳統上是一個農業國家，農業社會。農業社會中，存在多子多福的觀念是很正常的。因為孩子就是勞力，還且還是養老的保證。傳統上中國就是一個高生育率的民族。經歷過上世紀三年大飢荒的人口損失後，中國的人口再次呈現井噴式的增長。這裡有很多原因。一個原因，正如有人指出的，青黴素等抗生素的運用，極大地減少了兒童死亡率。原來一對夫婦生十個孩子，可能只有三四個成活下來，而青黴素等抗生素的應用，一對夫婦生育十個孩子，就有六七個就能長大成人。
除了青黴素的應用降低了兒童死亡率外，當時的制度也是有利於多生的。為了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當時實行了一些超越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政策，刺激了生育率的提高。比如，在農村人民公社，口糧是按照人頭分配的，兒童口糧雖然少一點，但是與成人的差距並不很大，孩子口糧往往可能還有一定的節余，能補貼成人口糧的不足。當時教育也是可有可無，孩子稍大點就參加勞動，小孩子也由更大一些的孩子帶著。這樣，家庭養育孩子的成本相對不高。在城市，情況也差不多。城市口糧是定量供應，成人口糧緊張，而孩子的口糧可能還略有節余，很多人家，小孩子的口糧也是補貼成人口糧的一種辦法。而在當時的城市，住房儘管極為緊張，但是單位或公家分配住房或租房的時候，要考慮家庭人口數量；孩子長大後的住房，也由公家分配，能不能分到當然要排隊，碰運氣，走後門，但是不需父母買房。當時學費很低，也沒有什麼高等教育，醫療費用也不高。這樣，城市家庭養育孩子的成本也是較低的，多生孩子並無太大的負擔。這就是說，超越當時經濟發展水平的烏托邦大鍋飯，降低了每家每戶養育孩子的成本，刺激了生育率。
這種做法看起來體現了社會主義優越性，但這種烏托邦是不能持續的。很快，國家發現無法承受如此的高生育率，無法養活那麼多的人。於是緊急實行計畫生育，而且政策越來越嚴酷，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很快成為基本國策。當時採取這種急速剎車辦法的時候，實際上根本沒有想到，或者根本不去想這樣的急剎車給幾十年後會帶來什麼影響。人口結構的斷崖，勞動力的稀缺，老齡化的到來，養老的難題，統統不予考慮；當然也可能是，相信人定勝天的決策者和所謂的智囊們，其短淺的目光愚弱的心智根本不足以考慮這些長遠的問題。他們當時忽悠人的說法，無非是「養老靠國家」之類蠱惑人心的大話。
事實上，降低出生率最好的辦法，是發展經濟文化和教育，加速城市化，工業化。這是降低出生率，使人口替代保持自然而正常增長的不二法門。婦女受教育程度越高，職業化程度越高，生育率就會越低；城市化程度越高，養育孩子的成本也越高，人們的生育慾望也越低。如果大力發展經濟教育，促進城市化工業化步伐，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出生率是不會如此之高的，此後也完全不必如此緊急剎車，實行嚴酷的只生一胎的基本國策，以野蠻手段傷害數以十億計的育齡婦女，並為今後幾十甚至上百年埋下如此嚴重的禍患。可惜，當時採取的是完全相反的政策。
當時以階級鬥爭為綱，自然不能能全力發展經濟；如果發展生產，也僅僅是發展與軍事工業等有關的重工業，對於改善人們生活的輕工業服務業是不去發展的，給老百姓蓋房子的房地產業更是不可想像了。這種情況下，當然不可能有城市化。城市作為特權中心，必須保持儘可能小的規模和人口。為了維持這種特權中心的特權地位，必須實行工業品與農產品的剪刀差；必須用戶籍制度將城市與農村完全隔開，防止農民進入城市染指特權；為了甩掉城市新增人口的就業包袱，甚至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插隊落戶，讓城市居民到農村安家落戶。拒絕經濟發展，拒絕城市化，低程度的教育水平，以及烏托邦的社會主義大鍋飯，完全不利於計畫生育。這種情況下，只好用嚴酷的計畫生育政策去遏制人們的生育衝動。
嚴酷的計畫生育政策造成了人口斷崖，給將來造成一次列無法彌補的困難。看來，革命樣板戲確實是有先見之明的：「前人的事業後人要承當」，不承當又怎樣？現在人口結構的事實就是這樣。不再調整生育政策的話，中華民族恐怕要亡國滅種了。就是調整計畫生育政策，現在城市化，教育化，工業化和婦女職業化帶來的高養育成本與低生育慾望，已經使得很多人根本不想多生了。
退休問題上，是需要「後人承當」的又一前人偉業。今天延遲退休的問題，同樣是為當年烏托邦的還賬。
中共建政後，實行低工資高積累政策，為了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又承諾職工可以受由國家包攬養老。事實上，這不過是一張空頭支票。開頭，這些工人都是年輕人，國家並無退休養老的負擔，等到這些職工快退休的時候，發現先前承諾的社會主義優越性根本無法兌現，國家無力或者說不願承擔這項支出，於是實行養老社會保險的改革。先前職工低工資高積累為國家提供了巨額的建設資金，農民無償提供大量糧食和其他農產品，建設了大型國有企業，但這事國家不再提起；對於農民，國家要求他們自己養老送終；對於城鎮職工，國家要他們到社保去養老，但是他們並未向社保基金繳過一分錢，社保中並無他們的賬戶。他們要領到養老金，就只有從現在工作的年輕人交納的費用中支取。如果工作的年輕人一直遠遠多於退休的老年人，這個辦法也不會有什麼大問題。但由於嚴酷的計畫生育政策，顯而易見的問題是，將來領取養老金的老人越來越多，而交納養老金的年輕人可能越來越少。這一多一少的的反差，將社保基金的窟窿清晰地亮在人們的面前。
養老金的窟窿意味著，如果按照早些時候國家作出的最少繳納養老金十五年，五六十歲退休時領取養老金的承諾，顯然將來沒有那麼多的錢。沒有那麼多的錢怎麼辦？前些日子一直傳言要麼延遲退休，要麼延遲領取養老金，現在，靴子終於落地。中央說，考慮延遲退休。延遲退休看來是無法避免的，儘管這讓人不爽。但看來也只有這樣了。《紅燈記》中革命後代李鐵梅動情地唱到：「前人的事業後人要承當」。幾十年的烏托邦社會主義事業做了無數荒唐事，為這些荒唐事付費，買單，是今天以及今後相當長時期內中國人無法逃避的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