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11月23日訊】唐代思想家柳宗元的「禮佛」論很出名。他自稱「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被貶永州和柳州後，柳宗元更是醉心佛理，「嗜浮圖言」，以至招致韓愈的不滿，託人帶書指責他「不斥浮圖」。值得注意的是，柳宗元不僅不接受老友的批評，反而認為韓愈的「排佛」是未懂佛教，更誤解了佛教。他說：「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柳宗元集》中華書局，1979年,第673頁。下引此書只注碼）
那麼柳宗元為何喻佛為「韞玉」，美其為珍寶呢？
首先，柳宗元認為佛教雖出於「夷狄」，但源於「夷狄」的並非即為異端邪說，若不加青紅皂白地予以全盤否定，就會失於黑白不辨，良莠不分。他說：「果不信其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跖，而賤季札、由余乎！」（673頁）文中惡來與盜跖都是中土（夏）所產的大惡人，而季札和由余，卻是蠻夷之地所出的著名賢哲。這種對比說明，夷並非絕對的壞，而夏亦非絕對的好；而「斥焉以夷」所導致的善惡混淆的悖論，顯示出柳宗元對傳統的夷夏之辯的不滿，反對以此為坐標來衡量佛教，更反對以此來妖魔化佛教。歷代反佛論中，常突出佛的夷狄屬性，以證其落後與不適中土國情。如韓愈就力論「佛者，夷狄之法耳」，以為其「排佛」張目。這類議論充斥地域與文化歧視，且雜有唯我獨尊的文化中心意識。而柳宗元卻打破夷夏大防的魔咒，實體現出一種平等與包容的文化心態。
其次，柳宗元認為，佛教並非是什麼妖魔鬼怪，只不過是百家中的一家之言。「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者,則黜孔氏,道不同不相為謀。吾觀老子，亦孔氏之異流，不得以相抗，又況楊、墨、申、商、刑名、縱橫之說，其迭相訾毀，抵捂而不合者，可勝言邪？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沒，其後有釋氏，固學者之所怪駭舛逆其尤者也。」（662頁）柳宗元這裡顯然是視「釋氏」為「孔氏」之外又一家而已，只是後世缺乏司馬遷那樣胸襟和見識的大史學家，不能從儒、佛之爭的「迭相訾毀」中，見出其間的百家爭鳴之蘊，不能從「釋氏」之異中見出之同，更不能見出其「佐世」之用。所以不免睹「釋氏」而「怪駭」，見「浮圖」而攘臂。柳宗元尤其不滿韓愈的「排佛」態度。他認為韓愈雖然好儒，但不及揚雄，可揚雄卻汲取了莊、墨、申、韓的很多思想；而在柳宗元看來，「釋氏」遠不像莊、墨、申、韓那樣「怪僻險賊」，故他覺得韓愈理應汲佛之所長，是應「禮佛」而不是「排佛」。柳宗元顯然已經把佛教當成中國學術譜系中的一員來對待了，而且柳宗元還主張要給予同等的重視，因為包括佛教在內，各家均有「佐世」之用。不僅如此，柳宗元還從「道不同不相為謀」的學術傳統出發，高調要求包容「釋氏」，因為百家爭鳴既然是必然和正常的，那麼佛教持論異於諸家又有何怪！柳宗元不滿世人「怪駭」於佛教，實質上是要求世人理解佛教，並善待和尊重佛教。
其三，在學理上，柳宗元認為佛「不與孔子異道」，佛教是不應排斥的。他說：「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爽然，不與孔子異道。……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674頁）所謂「合」，柳宗元給出的主要理由有二：一是佛家之戒律與儒家之禮儀相近，「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故離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慧者不可與言佛。」（762頁）二是釋氏重孝，更是與儒家相通。柳宗元從其交遊實踐中發現，佛學以及高僧並非不重人倫，相反都很講孝道。如金仙氏，以孝敬為本，「金仙氏之道，蓋本於孝敬，而後積以眾德，歸於空無。」（683頁）如元暠，親人過世，即回家奔喪。故柳宗元不無感慨地說：「斯蓋釋之知道者歟？釋之書有大報恩十篇，咸言由孝而極其業。世之蕩誕慢施者，雖為真道而好違其書。於元暠師，吾見其不違且與儒合也。」（768頁）也因此，柳宗元一再強調佛「與孔子同道，皆有以會其趣，而其器足以守之。」（662頁）佛不與孔子「異道」，實即從內在價值上肯定了佛教的意義和存在的合理性。這也表明在柳宗元心目中，佛教不僅不是「異端邪說」，甚至是與聖人之道等值的一種文化。
其四，在柳宗元看來，佛不僅有契合於儒的地方，還有勝於儒之處，這就是佛的「大而多容」的包容性，「志乎物外」的超越性，為人提供了一種很好的精神寄託，給人指明了一種有益的活法和人生境界。他說：「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恥制於世者，則思入焉。」（682頁）柳宗元自道他之所以「嗜佛」，也正有見於此：「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其凡為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閑安者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也，則舍是其焉從？吾之好與浮圖游以此。」（673頁）柳宗元這裡揭示了佛教文化的特異性，並將它彰顯為一種安頓靈魂和精神的家園，表現出他對佛教的深度信賴和欣賞。作為孔孟信徒，柳宗元不僅「美己（儒）之美」，還「美人（佛）之美」，顯現出一種超越的文化胸襟。
最後，柳宗元還深信，佛教還有「佐世」之功。在柳宗元看來，老子、楊、墨、申、商、刑名以及縱橫之說「皆有以佐世」；而作為百家之一家的「釋氏」，在邏輯上也當然有其「佐世」之能。柳宗元還以自己被謫放柳州的親身經歷，深切感受到了佛教「佐教化」的實效。「越人」述信而輕殺生，一旦生病則占卜問巫，「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而又不可，……因不食，蔽面死。以故戶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孳。董之禮則頑，束之刑則逃，唯浮圖事神而語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752頁）原來在越地，以「禮」治不住「越人」，以「刑」則治不好「越人」，惟有「浮圖」可入「越人」之心，約束其行。可見在柳宗元看來，源於夷狄的佛教，不僅不會妨害華夏文明（教化）的發展，相反是能為其發展做出貢獻的。
柳宗元的「禮佛」，實是在為佛教辯護。它在論證佛教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的同時，力圖破除傳統夷夏大防意識中的文化偏見，尤其是對夷狄的蔑視和妖魔化，從而表現出對異域文明的一種同情的理解和珍惜善待的文化包容心態。另一方面，這一辯護力圖平視儒、佛，並試圖將孔孟之道還原為百家中的一家，淡化其絕對性與唯一性。如果說韓愈的「道統論」體現了一種一元論的文化觀的話，那麼柳宗元的「禮佛」則呈現出一種「非道統」的博採眾長、兼取各家的文化多元傾向。要之，柳宗元的「禮佛」論，充溢著一種開放和啟蒙的精神氣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