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11月26日訊】月前，中共面向知識份子的中央級報紙《光明日報》發表中央軍委前副主席張萬年的秘書、現任重慶警備區司令員朱和平少將的文章，題目是《堅守意識形態的「上甘嶺」》。此文思維和邏輯之混亂、之落伍、之無視歷史真實、之逆反時代潮流，讓人嘆為觀止！而中共軍頭的這個叫囂，其中所包含的狼子野心，更不能不讓人警惕。
朱和平肯定非常得意，因為他將意識形態之爭比作上甘嶺戰役的提法，這在中共官方還是饒有新意的第一次。但這卻是一個貽笑大方的比喻。該知道，上甘嶺戰役對中共來說，是被中共文宣吹起來的「勝利」，一個自我安慰、欺騙國人的謊言。
根據歷史學家還原歷史的系列文章資料，上甘嶺戰役只是白馬山戰役的佯動。美軍之所以發動上甘嶺戰役，是為了減輕戰略地位更為重要的白馬山防禦的壓力。中共「志願軍」直到美軍將上甘嶺換防給韓軍後，才佔領了上甘嶺。但在此期間，美軍卻達到了鞏固戰略要地白馬山的目標。白馬山陣地是一九五一年秋天聯合國軍發起秋季攻勢後，韓軍第九師從中共第四十二軍手中奪去的，當時第四十二軍曾反撲，但最終以失敗告終。一九五二年秋，韓軍第九師再次擊敗了中共「王牌軍」三十八軍針對白馬山的圍攻，斃傷中共軍人達一萬五千多人，自身傷亡則不到四千人。韓軍第九師戰後被稱為「白馬部隊」，該師參謀長朴正熙後來成為大韓民國總統。
事實上，在朝鮮戰場上的幾次大型戰役，中共所吹噓的「勝利」與實際不符。最後中朝被迫簽訂停戰協定，並沒有佔到絲毫便宜，不僅被趕回了「三八線」，朝鮮國土面積還比戰前少了一千五百平方英里，而且失去的是一塊富產天然氣的地區。最重要的是，所謂「抗美援朝」，不過是毛澤東幫助金日成侵略韓國的一個非正義戰爭。這場戰爭不僅使幾十萬「志願軍」葬身異國他鄉，而且中國還被聯合國視為侵略者。此次戰爭完全不是朱和平說的什麼「立國之仗」，更談不上「確立中國在世界上的大國地位」，倒是再一次在世界面前展示中共「人海戰術」草菅人命的慘烈。論者諷刺地勸告朱將軍，還是不要胡言亂語、貽笑大方了，不妨先去補補歷史再出來「說三道四」吧。
中共「理想信念」潰不成軍
現在朱和平把這「上甘嶺精神」用到堅守中共意識形態上來，這不就等於承認中共的意識形態很原始很落後嗎?!中共所奉行的意識形態若從馬克思算起，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中共靠著這個意識形態執政也已經有六十多年。其與西方意識形態相比卻要回到六十年前的上甘嶺戰役，人們真不知道朱少將將中共的意識形態比喻得如此不堪是出於什麼心理？
至於中共所謂「堅定的理想信念」，從過去的「四個堅持」發展到現在的「三個自信」是些什麼東西，就更令人發笑了。
一個最近的例子是今年四月十五日中共最高喉舌《人民日報》的《人民論壇》所搞的「信心‧信念‧信仰調查」。這個官方主持的民意調查本來想為習近平的「三個自信」炒作、拔高。不料民眾以最鮮明的態度給出答案：絕不贊成中共的領導、中共的制度、中共的道路、中共的理論。調查結果完全令中共當局目瞪口呆，讓其合法性被自己的喉舌所展示的真正民意徹底顛覆了。事實證明，如今中共所謂「堅定的理想信念」，已經潰不成軍，成為笑柄。
再說，中共各級領導恪守他們自己所謂「堅定的理想信念」嗎？參與炮製「三個自信」的中共中央編譯局局長衣俊卿就以其身敗名裂的實際所為作了最好的反面註腳。至於中共多少「裸官」，他們如何把身家錢財老婆兒女二奶三奶送到西方發達國家，隨時準備一有風吹草動便一走了之，已有許多統計資料，這裡都懶得多說了。
朱少將的大文有一點倒是很有意思。他說：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們的滲透攻擊無孔不入、步步緊逼。他們變「直接攻擊」為「文化軟著陸」，通過文化傳播與我爭奪思想文化陣地。他們利用宣傳媒體鼓吹西方文化思想；利用非政府組織，以公益、慈善、援助的面貌出現，每年邀請所謂的「明日之星」免費去美國參觀訪問、進修和學習；政府出資贊助學者到中國巡迴講學，傳播美式文明、宣傳美國文化，推銷西方文化理念。西方進行文化滲透的手法非常高明，有著很強的欺騙性、隱蔽性。這種「文化殖民」如同「溫水煮青蛙」……。朱少將這個言論，倒有如和尚面前罵禿驢，難免讓習近平以及許多中共領導人覺得臉紅難堪。人們知道，他們就是所謂的「明日之星」，都曾經到美國參觀和學習，其子女更是都在或曾在美國被「溫水煮青蛙」多時。
槍桿子能解決意識形態問題嗎？
困獸猶斗：中共要用槍桿子參與解決「意識形態」問題嗎？
朱少將高喊什麼「思想文化陣地是國家的核心陣地，事關黨、國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如果丟失，就會丟了老本，政亡人息」。此乃危言聳聽精神綁架，實為既得利益集團代言。清除了馬列思想文化，又經歷了政黨輪替，中華民國的臺灣亡了嗎？不但沒亡，反而生機勃勃。西方的政權更迭制度化更是不亡不息。
論者指出，如果一個意識形態需要以「上甘嶺精神」來堅守或維持的話，那這個意識形態還有繼續存在的必要和可能嗎？這不就和朝鮮金氏政權一樣了嗎？人們寧可信奉西方敵對勢力的意識形態，而罔顧中共特色理論的意識形態，這自然不能單單從抽象的理論上去尋找原因，而應該從社會存在方面去發掘根源。舉個例，當今世界上所有的發達國家，有哪個國家的公民會像中國因為言論不當而坐牢的？物質上，中國人雖然生活在世界上第二大經濟實體，然而幸福感似乎每況愈下。所有這一切，難道不是都會反映在國家的意識形態方面嗎？
因此，歸根結底，解決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最終還要從社會存在方面著手。而欲解除「西方敵對勢力」的「嚴重威脅」，必須從現有的社會制度方面去尋找原因。而真正能夠顛覆中共執政地位的也不是所謂「西方敵對勢力」，而是在極度腐敗的貪官奸商勾結中而形成的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並又因這個既得利益集團勢力推波助瀾所形成的社會不斷越過底線的崩潰局面。
當然朱少將之流絕對不會這樣反思罪惡的制度。他這篇大作正合中共保守頑固勢力拿「西方敵對勢力」說事兒，企圖以此來恐嚇改革者，糊弄民眾，以達到他們阻礙改革、維護特權的罪惡目的。此文也流露中共保守頑固勢力對其「紅色江山」搖搖欲墜、正在變色的嚴重的危機感。
朱少將所開的藥方是什麼呢？人們從他「要堅守意識形態的‘上甘嶺’」可以讀出他軍人干政、強軍保黨的軍國主義的叫囂。他對軍隊「三化」這個現代國家實行民主憲政的標誌就特別恨之入骨。他說，「西方敵對勢力……鼓吹所謂的‘軍隊非黨化’、‘軍隊非政治化’、‘軍隊國家化’，妄圖改變我軍的性質宗旨，對我意識形態核心陣地構成嚴重威脅。」中共當然要牢牢掌握槍桿子。不要說「三化」，只要其中「一化」，它就難保執政地位了。
那麼，要用槍桿子參與解決「意識形態」問題嗎？在這樣的國度，沒有比「言論自由」再脆弱的事情了，槍桿子一出來，立刻就擺平了。重慶的「唱紅」不就是如此嗎？「文革」時不都讓「軍管」、「軍宣隊」統一管理、領導嗎？
觀察家特別關注的是：朱和平發表的文章是否是出於習近平的授意或暗示？或表現了習近平不便親自表達的思想？現在為什麼要發表朱和平這樣的文章？朱和平文章中所明確無誤地表現出來的冷戰思維、「防止和平演變」思維，是否已經成為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的既定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