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12月03日訊】根據一位三中全會文件起草組成員的說法，國資委前主任蔣潔敏曾激烈反對國有資本收益上繳財政比例提升至30%，國資委為此還專門去中財辦表達部門意見。從這位文件起草組成員透露的信息來看，可見國企改革之艱難。
將國有資本收益上繳財政的比例，從目前的10%左右提高到2020年的30%，是三中全會決定的規定。三中全會做出這一決定，可能是基於兩點考慮：一是國企乃全民的企業，其收入理應為全民服務；二是國企目前上繳的資本收益比例較低，沒有盡到為民服務的職責。
目前國企紅利上繳比例大體分為三類：資源類的上繳15%，一般競爭性的上繳10%，科研院所的則上繳5%。從最近兩年看，雖然國企上繳的利潤達到七八百億元，看起來很多，但大部分還是返還給國企用於內部補貼和技術改造等，真正用於公共財政的紅利，在2011年只有40億元，2012年50億元。這個數字無論與國企創造的龐大利潤相比，還是與社保的巨大缺口相比，都微不足道。
所以，從民眾的角度來看，無法理解蔣潔敏和國資委為什麼要反對30%的資本收益上繳財政。
善意解釋，是他們為了企業的發展壯大。可是，若說上繳30%的利潤會影響企業的進一步發展，可以降低國企高管的薪酬和各種財務成本。最近人社部在調研國企高管的收入，普遍覺得過高。而國資委認為，國企高管的年薪平均定在70萬元比較合適，理由是，低於這一水平會使國企留不住人才。國資委可能真的以為國企這些年的發展壯大是國企高管努力的結果。就算如此，國企過高的招待費等非生產性成本也有降下來的空間。前不久媒體曾曝出某上市國企用於招待的費用高達一千多萬，中國的國企和政府部門一樣，三公經費一般都是很高的，而且比起政府部門來，因為國企可以把三公經費算入經營成本，從而更有點肆無忌憚。
其實，即使從國資委自身的政績考慮，在國企有能力上繳紅利而不上繳或上繳比例過低，將過多利潤留存在國企也會為企業及國家的發展帶來諸多弊端。一方面，因當前國企治理結構的不完善，過度留存利潤可能會導致企業投資衝動和過度擴張，致使國資委難以監管，且客觀上易造成企業資金鏈的斷裂；另一方面，盈利企業利潤該交未交，虧損企業想退難退，勢必使國家想扶持的企業和產業扶持不了，該退的企業和產業又退不出去，從而影響宏觀調控的效果；再者，一些國企特別是壟斷企業把利潤留存企業後，不是進行技術改造和產業升級，也不是去再投資，而是用於提高企業職工特別是管理層的收入和福利水平，致使不同行業和同一行業的不同階層的收入差距急劇拉大，這對國資委的平衡考量也是個挑戰。
因此，不論從哪個角度講，國資委似乎都不應該反對將國企的資本收益上繳比例提高到30%。在蔣潔敏之前的國資委主任李融榮也沒有反對過。何況，這是在9年之後才達到這一水平。
國企這些年利用國家的政策和資源扶持養得「膘肥體壯」後，愈來愈變成內部人控制的企業。而國資委，本來是代表國家來監督企業的，也逐漸被國企「俘獲」過去了，成為國企利益的代言人，反而不為人民利益服務了，只能這麼來解釋。但是，無論從國企的未來發展，還是從國家的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著想，都要求國企必須回報國家、回報社會、回報人民。具體來說，提高國企紅利上繳水平，不僅有利於企業減少對國家政策和資源的依賴，把發展的著眼點放在創新上，促進經濟增長的轉變；也能夠為稅收和財政結構調整支付必要的成本，減輕民眾的稅費負擔。同時，分紅帶來的收入可用於資助政府的社保和養老開支，又為減少儲蓄的必要性，提高人們的消費支出，從而達到刺激內需的目的，從根本上解決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問題，提供了條件和可能。
所以，企業和部門不能僅打自己的小算盤，但這也說明，某個方面的改革，不能交給這個方面的部門去籌劃，否則，自己改自己總是很困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