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12月29日訊】據報導，中央農村工作會議12月23日至24日在京舉行。會議討論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的若干意見（討論稿）》。其焦點是「中國人的飯碗任何時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們的飯碗應該主要裝中國糧。18億畝耕地紅線仍然必須堅守。」有專家就此解讀：從現狀看，我國的口糧無論從種類還是總量上，都很充裕，且多年來均增產。但也有潛在的隱患，即當前主要靠較高的價格維持著農民種糧的積極性，如果與國外接軌，一些便宜的糧食進入中國，可能就會有一定的風險。這就有點讓人看不懂了：有便宜糧食進入中國，我們為何不利用這國際分工的好處，多進口些糧食，騰出資金進行中國迫在眉睫的工業化轉型呢？為什麼還要堅守「18億畝耕地紅線」？
中國的耕地究竟有多少？據官方數字公布，我國國土面積是約960萬平方公里，我國耕面積目前約為18.26億畝，按度量衡換算1畝約為0.00066666666666667平方公里，那麼18.26億畝約為122.4萬平方公里，我國的耕地面積約為國土面積的12.8%，排世界第4，僅次於美國、俄羅斯和印度。可見中國的耕地並不在少數。事實上，這種堅持說的基礎是傳統農業思維。傳統農業思維認為目前單位畝產是有極限的，而現在這個極限已到——用三農問題專家的話來說就是「靠更新生產能力提高單產已經很難了」。然而，實際上，在現代科學技術的支持下，單位畝產的產量提高不可限量。1998年，袁隆平院士領軍的中國超級稻攻關項目正式啟動。時隔兩年後的2000年，他便實現了第一期大面積示範畝產700公斤的目標。自2001年到2004年，袁隆平又實現了畝產800公斤的第二期超級雜交水稻計畫。通過努力攻關，2006年他又開始向第三期超級雜交稻畝產900公斤的目標攻關，計畫到2010年實現目標。與此同時，袁隆平院士還提出「種三產四」的豐產工程——所謂「種三產四」豐產工程，是指運用超級雜交稻的技術成果，力爭用3畝地產出現有4畝地的糧食，將節余1/4糧食耕地用於其他農作物的種植，以更好地調整我國農業產業結構。至2011年，該項目將在全國推廣6000萬畝超級雜交稻，產出現有8000萬畝糧食，等於增加2000萬畝糧食耕地，可多養活3000萬人。他進一步表示，科學技術發展永無止境，按2.5%的光能利用率計算，在湖南，一季稻畝產可以達到1500公斤。因此，認為設定耕地產量，以此作為18億畝「紅線」不能突破的理由是不成立的。
這種堅持說還有個致命的問題，就是把中國視為獨立於世界之外的孤立存在，因而，中國的問題只能中國自己解決——糧食問題當然更是如此。所以，他們擔心一旦耕地突破「紅線」，中國將發生糧食危機進而危及國家安全。然而，事實上，今天已經完全開放的中國已不再是一個封閉系統，而是一個全面開放的市場，因而，縱使真的出現糧食問題，也可以通過國際市場，分工交換來加以解決——日本就是這樣的例子：２００６財年底的數據顯示，日本的糧食自給率僅為３９％，１３年來首次跌破了４０％。而據新華網東京2008年８月５日電 日本農林水產省５日公布的統計數字顯示，２００７財年（截至今年３月）日本糧食自給率從上財年的３９％升至４０％，為１３年來首次上升。日本能以40％的糧食自給支撐其國家的經濟，就是因為充分利用了國際分工和國際市場。
據2013年7月一篇《國際糧價下跌中國穀物進口大幅增長》介紹：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糧食消費國，糧食進口量有望超過上年的水平，因為國際糧價大幅下挫，鼓勵中國積極進口，即使中國糧食產量有望實現連續第十年增長。中國的小麥、玉米和大米進口有望增長，而國內玉米和大米產量繼續提高，小麥產量將與上年保持穩定或者下滑。中國的進口增長將令美國、阿根廷和烏克蘭等農戶受益，泰國將向中國供應優質大米。在過去十二個月裡，芝加哥期貨交易所（CBOT）玉米和價格下跌超過20%，而泰國白大米價格下跌了14%。今年中國小麥產量有望連續第十年增長。國家糧油信息中心稱，今年小麥產量可能達到上年的1.206億噸，而私營分析機構則預計小麥產量可能下滑。根據政府頒布的低關稅配額，小麥進口成本約為每噸2100元，約合343美元，相比之下，國內小麥價格約為2400元。想像中的糧食危機事實上是不存在的。要之，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充分國際化市場化了，已經有了足夠的糧食生產和全球化的市場，因此，中國的糧食危機是不可能發生的。要之，無視耕地作為一種農業要素具有可替代性，並將它與糧食產量——乃至糧食安全絕對地「捆綁」起來，這是一種傳統的和冷戰的思維，不足為訓。因而，政府劃定的耕地紅線注定是要被突破的，而且原有的21億畝紅線已然被破，這條紅線束縛的只是中國的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進程。
還有個問題需要釐清，那就是中國面前究竟有多少畝耕地？我們曾經有個統計數字，全國土地一共是14.9億畝，後來變成了24億畝耕地，再後來變18.9億畝，目前約為18.26億畝。這些數字都不知道是是怎麼來的，看起來，它們就像是領導一句話的事。有人做了個這樣的統計：南方水稻，一季是800公斤，東北種玉米，一季也是800公斤。如果全國的土地平均都種一季，按800公斤計算，十億畝土地的產量就是16000億斤。可我們現在最高的糧食年產量卻只有10600億斤。這帳怎麼算說？或者，我們的糧食總產量高於10600億斤；或者是我們的土地有一半沒有人耕種。如果有那麼多土地都沒人耕種，那我們還有什麼必要堅守「18億畝耕地」的「紅線」？
事實上中國的確存在大量耕地被拋荒的情況。僅以不算落後的湖南省為例：據統計，全省耕地只佔全國的3.2%，卻完成了全國6.3%的農業產值。但自2002年以來，全省土地拋荒面已佔到農業用地10%至20%，局部地區甚至高達20%至30%。如此高的土地拋荒率，原因何在？就在於土地所有權不明晰。
中外歷史表明：農地制度是每個社會的根本性制度之一。好的農地制度應有助於農民獲得分享社會繁榮的權利和渠道，使他們獲得財力和恆心去關注本村的基礎設施的建設和長期保養，並使農業不斷提高內在活力，永葆因應全球化所必需的自我調整能力和創新能力。好的農地制度也應有助於市場機制的完善，有助於總體經濟運轉能趨於效率和公平兩者的自然平衡，社會生活趨於井然有序，城鄉關係趨於和諧、自律。經濟學理論指出，作為市場經濟的前提，生產要素的所有權及其派生的各種產權必須明晰界定。唯此，要素才能在市場順利交換，完成自由流動和組合，實現本身價值和國民生產總值兩者的極大化。土地作為生產的三大要素之一，當然和其他要素一樣，必須服從要素配置的基本規律。否認土地的要素屬性，以杜撰出來的所謂中國特殊國情，否認土地的流轉和配置應該服從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不但完全無視中國本國的長期歷史經驗，而且無視30年來土地集體所有的實踐結果。實際上，目前的農地制度使廣大農民難以分享城市化和工業化帶來的巨大好處，難以分享沿海和城市的繁榮。自人類誕生以來的漫漫歲月中，同樣大小的地球之所以能夠支撐日益龐大的人口，離不開土地私有制對生產力的保護和促進。隨著人口的繁衍，土地從遠古時期的無主狀態，人們或刀耕火種，或逐草而牧，對地權毫無概念，到部落之間劃地為界，界內土地部落共有，到最後建立國家，國家又迫於人口壓力將原來公有的土地逐漸私有，並用法律和法庭保障各家各戶用地契、界石確立的私有地塊。在這個漫長的演變過程中，人類付出匱乏，貧窮，飢餓，乃至流血，衝突，殺戮的高昂代價，才逐漸體會到越是人口眾多，越是需要使土地所有權及其派生的產權明晰化的必要性。
所以解決中國的土地問題，關鍵就在於明晰產權，讓農民擁有自己的土地。這樣一來，流往城市的農民不再會拋荒土地。當政府決定補助農民，或當農產品價格上揚時，外出打工的民工也不會一窩蜂地回老家要回土地，引起急劇上升的土地糾紛。如果允許農地私有，許多已經在城裡落根的農民就會樂於將土地賣出，以便獲得一筆啟動資金。這就使種地能手可以順利擴大經營規模以獲得平均收入，根本改變目前純農戶的相對收入每況愈下的境遇。而且，隨著農戶平均土地經營規模的擴大，農民會追求農業機械化和現代化。這會給中國的農機製造業和相應的農機服務業帶來巨大的內需。一個有活力的現代農民階層的出現，不但會使農村金融從此進入良性循環，還將使鄉村的財政變得充盈起來，使地方政府更容易向農民提供公共產品和其他服務。
總之，中國的土地問題，不是耕地夠不夠用，要不要守住什麼耕地紅線的問題，而是土地產權的明晰問題。所謂十八億畝紅線只是一個傳說，這個傳說的的結果就是強化了土地管理法的權威，強化了政府買賣土地的合理性。因為有這個紅線在，就只有政府能賣地、賣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