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查寶·羅 (Paul Chapao Lo)，曾經的寮國難民，已成為美國歷史上的首位苗族高等法院法官。（官方網站）
在聖誕節之前，加州州長杰里·布朗 (Jerry Brown ) 任命羅出任默塞德縣高級法院 ((Merced County Superior Court) 法官。 羅今年45歲，畢業於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
羅出任美國高等法院法官法官一事對於在美居住的30萬寮國苗族難民來說，無疑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這些從寮國山區部落過來的人，對於美國的法律制度一直不適應，因為他們那裡是由苗族部落的首領，而不是由陪審團來定罪的。在剛來的幾年，他們經常與美國法律相牴觸，比如，在舉行宗教儀式時請巫師；用動物祭拜；十幾歲女孩突然聲稱已婚；小孩子翻圍牆進鄰居的游泳池游泳等。默塞德律師大衛·黑克拉夫特 (David Haycraft) 說 ，羅是一個非常冷靜，聰明的人。以他的氣質，他會成為一個好法官的。
下面是羅在接受《沙加緬度蜂報》採訪時的一些對話。問：你通向法官的路程是從哪兒開始的？
我出生在靠近泰國邊境的寮國西北部 Sayaboury 省。7歲時我離開了那裡。我的父親沖·羅 (Chong Lo) 是一個簡單的農民和士兵。在他青少年至20歲時，參加了王寶 (Vang Pao) 將軍的特殊游擊隊。1975年年中的一天，我們被突然告知要趕快逃跑，因為那裡已經被寮共 (Pathet Lao) 所佔領。我記得父母背著我在叢林中走了兩個星期，隨行的有姑姑，叔叔，表兄弟姐妹，祖父母等20人。我們在曼谷以北364哩的南堯難民營 (Nam Yao Refugee Camp) 一直待到1979年。我的四個弟妹都出生在那裡。那裡沒有學校，食物很少，泰國看守虐待了大量難民。我的祖母像許多苗族人一樣曾使用鴉片止痛療傷，但他們因此而逮捕了她，並向我爸勒索金錢後才肯釋放她。
問：你是如何到加州的？我11歲那年，橙縣軍方高級官員中的一位阿姨和叔叔贊助我們來到了橙縣。在橙縣待了很短的時間，我們就去了科羅拉多州的丹佛市，與以前部落裡的親戚團聚。當我開始上學時，他們把我安排在五年級。當時學校裡湧入了大量的東南亞難民，他們不知道該怎麼安排我，於是把我領到教室的角落裡，讓我看一些有圖畫的書，而班上其他同學則照常上課。第二年，學校開辦了ESL班，我們才得到了一些特殊的幫助。幸運的是我那時還年輕，足以盡快地學好英語。
兩年後，我們重新回到了加州的中央山谷，在斯托克頓 (Stockton) 安頓下來。在那裡，我上了初中和高中。在陶凱高中 (Tokay High School in Lodi) 上學時，我是一個較好的學生，所以有幸被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錄取了。在大學我學的專業是經濟學。你為什麼要從事法律職業？
是高中的政府課程激發了我的這種興趣。我曾告訴老師說，我想成為一名心理學家，幫助苗族人適應美國社會。但老師說，苗族人並不需要心理學家，而需要律師。苗族人在處理一些與法律相關的事宜，如交通傳票， DMV ，學校，社會福利申請時茫然無措，甚至導致悲劇。有些老人因涉嫌一些輕罪而被捕，因為不懂法以為會被終身監禁，所以竟在入獄不久就自殺了。我從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法學院畢業後，便開始在默塞德律師事務所工作。我接觸的案例涉及刑事辯護，家庭法，人身傷害，非法解雇，企業交易等。我接手的第一個苗族人的案子是一個年輕苗族男子被控藏毒和販毒。之後，我決定把專業重點放在民法方面。在默塞德律師事務所工作九年後，我於2003年開始獨立從業。
苗族文化與美國刑事司法系統的衝突何在？舉例來說，有苗族人來找我說，他們想做「詛咒水檢驗」 (cursed-water test)。即讓雙方都喝那水，並詛咒撒謊的一方會死。我說，「對不起，我不打算要求法官這樣做」。他們可能會說，你在試圖殺死他們，這隱含著一種人身傷害的威脅 。
現在，苗族人來美國的時間已經足夠長，所以已經明白這個國家的法律也是他們要遵循的法律。但在初期，各個苗族社區的長老不僅要解決民事糾紛，還要插手刑事案件的處理。他們會說， 如果有人強姦或死亡，要交給長老處置，罰些「面子款 」(face-saving fine) 去解決它。這樣處理與美國的刑事司法系統是相牴觸的。在早期，許多把年幼女兒嫁出去的父母因涉嫌犯有脅從強姦罪而被捕。在某些案例中，即使婚姻是父母雙方都同意的，但已成年的男方仍被判處徒刑，緩期執行。
還有些苗族人在後院殺牲口祭典亡靈， 或舉行宗教儀式時也觸犯了法律法規。你的家庭和社區對你這份年薪181,292 美元的工作有什麼反應？
能得到這份開創美國歷史先河的工作，我感到非常榮幸和興奮。我已經收到很多祝福的電子郵件。很多遠方的朋友和親戚都打來電話或來信祝賀。苗族人社區都為我感到驕傲和欣喜。我70歲的爸爸說他很高興，我媽媽激動得流出了熱淚。所有這一切，不完全是我個人的成就，它強烈地表明，在美國，如果你積極努力，任何美妙的機會都會向你敞開大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