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02月01日訊】2013年的1月13號，日本時事通訊社發表了一篇名為「大學生發行教科書」的新聞報導，講述了大阪市立大學工學部21歲的大學生山下明，在給工業高中的高中生們上課時，感覺高中用的工業教科書內容過於囉嗦繁瑣，於是決定自己動手編寫易懂好用的教科書。
山下明於2010年春開始執筆編寫，同年10月按日本政府規定申請教科書審定，並在接受審定過程中經多處修改訂正後，於2012年1月收到日本文部科學省的審定合格通知，成為擁有教科書發行資格的獨立個人。
獨立的個人怎麼可以發行教科書呢？這與日本的教科書制度有關。
日本的教科書審定制度及選擇使用制度
日本的教科書制度，目前採取的是民間編寫發行、文部科學大臣審核否決的審定制度。具體操作流程是：民間出版社根據日本文部科學省所制定的「學習指導要領」編寫教科書，然後提交給文部科學省所屬的「教科用圖書檢定調查審議會」進行調查審核。所謂「學習指導要領」，類似中國的「教育大綱」。而「教科用圖書檢定調查審議會」成員，由文部科學省的教科書調查官與專門委員，以及大學教授，小、中、高等學校的老師中選任的臨時委員組成。審議會將調查審核的最終結果提交給文部科學大臣，以此決定是否合格。審定合格的教科書，即可投入印刷發行。
日本教科書的審定以4年為一個週期，現在經文部科學大臣認定合格、擁有教科書編著發行權的主要出版社有44家。而對各類出版社編著的教科書進行選擇使用，公立學校由當地的教育委員會決定，私立學校則由各個學校自行決定。
因此，根據這樣的教科書審定制度，文部科學省的教科書課認為：既然一般的民間出版社可以編寫教科書，那麼一般的個人當然也可以編寫。
在日本，個人編寫教科書的例子並不多見，山下明無疑是比較特別的事例。但從中可以獲得的一條信息是：在日本，無論民間出版社還是獨立的個人，只要願意編寫教科書，誰都可以編寫。編寫完成後只要能獲得日本文部科學省的審查合格認定，就可以投入出版使用——當然，前提是必須有學校願意選用你的教科書。否則，教科書的編寫和印刷，就成了費腦又費時的賠本生意。
日本各類教科書對日軍侵華的不同描述
早在上世紀80年代，我還在國內上學時，就聽到國內的媒體在嚴厲批判日本右翼篡改歷史教科書，將「侵略中國」寫成「進出中國」……這是學生時代的我，第一次聽說日本右翼，並對它留下了惡劣印象，因為它「篡改歷史，企圖復辟軍國主義」。因此，當我在日本定居並有了家庭之後，對自己在日本公立小學就讀的孩子將如何接受日本的歷史教育，便格外關注。
日本現在實行小學6年、初中3年，共9年的免費義務教育。而日本小學的歷史教育，是從六年級開始的，屬於社會課的一部分。小學歷史教育的重點是讓孩子們記住日本的歷史人物，而中學則以世界史為背景、以日本史為中心；到了高中，歷史教育就被細分為「世界史」和「日本史」兩門課了。
我家小學生2013年4月開始上小學六年級，學校選用的是「教育出版」發行的《小學社會》（2010年3月10日審定合格，2013年1月20日發行），這是一本由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等多所日本名校的大學教授，及多所小學校長等共41名教育界人士共同編寫的教科書。為方便小學生閱讀，這本共146頁的教科書不僅文字比一般書籍要大一號，而且每頁都配有相關的資料圖片。其中有以圖文形式介紹日軍侵華戰爭的，在反映該內容的書頁上方，配有兩張圖片：一張是正在攻佔上海街道的日軍照片，另一張則是日軍偷襲珍珠港美軍艦隊的照片。圖片下方，對1937年8月和12月日軍攻佔上海與南京，作了這樣的描述：
戰爭於1937年（昭和12年）8月在上海、12月在南京，蔓延至中國各地。不斷擴張的市區槍戰，導致許多居民遇難。面對日本軍的侵略，中國人進行了激烈抵抗，令投入了100萬兵力的日軍戰爭因此延長。
同一頁中，對「南京大屠殺」作了這樣的介紹：
南京事件：在南京，日本軍奪走了俘虜士兵和許多居民的生命，這件事，當時日本國內的國民們沒有被告知，之後，受到了世界各國的譴責。
大家可能會注意到：這本教科書中將「南京大屠殺」稱為「南京事件」。對於「南京大屠殺」，在日文中有好幾種稱呼：「南京事件」、「南京虐殺」或「南京大虐殺」。「南京大屠殺」雖然是日本政府公開承認的歷史事實，但對於受害者人數，在日本一直存在種種爭議，因此，各出版社編寫者從自身的歷史認識與立場出發，所使用的稱呼也不一樣。
又如2012年度日本高中生用歷史教科書《新日本史B》（「桐原書店」出版）第362頁，在介紹「二個世界大戰與日本」時，對日軍1937年佔領國民政府首都南京，作了這樣的註釋：
當時（日軍）肆意掠奪、放火、施暴，在淪陷一個多月的南京市內，屠殺包括婦女兒童在內的普通市民和俘虜，共計人數約有20萬人的屠殺（南京大屠殺事件）。為此遭到國際性譴責，中國國民的抗戰意識更為高漲。
而同為面向高中生的歷史教材，「山川出版社」編寫的《新日本史B》，在347頁對「南京大屠殺」的介紹，與「桐原書店」又有所不同：
日本投入大量軍力，於1937年底佔領首都南京。當時，日本軍殺害了包括中國俘虜及普通中國人在內至少數萬人以上，為此遭到國際性譴責（南京大屠殺）。日本自明治以來，就以成為列強一員為目標，並以此為規範朝著近代化發展。但是南京大屠殺，在1930年之後狹隘的日本主義抬頭之中，顯示了日本本身巨大的變質。
此外，教科書發行量一直位居榜首的「東京書籍」出版的中學教科書中，也多次出現「日本的中國侵略」字樣，並對南京大屠殺作了這樣的介紹：
戰火從華北擴大到了華中，同年末日軍佔領了首都南京，在此過程中，殺害了大量的包括婦女兒童在內的中國人（南京事件）。在此情況下，蔣介石政府遷都漢口，後又遷往重慶，繼續對抗日本。
最後，再看看一直飽受爭議與譴責的日本右翼教科書。下面是「扶桑社」2006年出版的《新歷史教科書·市販版》與2011年育鵬社（育鵬社是「扶桑社」的子公司——筆者注）出版的《新日本歷史》對「南京大屠殺」的描述：
當時，因日本軍而令眾多的中國軍民出現了死傷者。但是，關於這一事件實際犧牲者人數，在資料上出現的疑點和各種各樣的見解，至今仍在爭論不休。
與其他出版社相比，可看出右翼傾向的「扶桑社」和「育鵬社」對「南京大屠殺」極為輕描淡寫。儘管如此，這兩家出版社也無法在教科書上否認「南京大屠殺」，因為這是日本政府公開承認的歷史，若公開否認，就會無法通過文部科學省的教科書審定。因此，「扶桑社」和「育鵬社」只能用「實際犧牲者人數，在資料上出現的疑點和各種各樣的見解，至今仍在爭論不休」一筆帶過，打打擦邊球。
右翼教科書的採用率及日本國內的反對意見
「扶桑社」、「育鵬社」等右翼傾向出版社先後出版的歷史教科書，不僅遭到中韓等周邊國家的譴責，也遭到了日本教育現場的老師、PTA（即家長—教師協會，是一個家長與老師的聯合組織）、歷史學者、司法界、市民團體以及左翼市民團體的強烈反對。這些團體認為這幾家出版社「對於歷史和憲法的認識過於片面」，多次聯名緊急呼籲，要求各學校和教育委員會不要採用這些出版社的教科書，絕不能將「被歪曲了的歷史教科書」發放到學生手中。
2001年，「扶桑社」出版發行的歷史教科書採用率僅為0.039%，2005年的採用率為0.4%。2007年，因為教科書編委會的內部糾紛，「扶桑社」將教科書出版事業全部移交給了子公司「育鵬社」。2012年「育鵬社」的中學歷史教科書採用率為3.7%。而同年中學歷史教科書採用率最高的出版社，分別是前文介紹過的「東京書籍」（採用率為52.8%）和「教育出版」（採用率為14.6%）。
儘管「育鵬社」的採用率至今只佔到3.7%，但與它的前任「扶桑社」相比，採用率明顯每年都在上升，這無疑引起右翼教科書反對者的注意。日本有一個名為「孩子和教科書全國網路21」的團體，是由日本最主要的7家教科書出版社及教科書執筆者、出版勞動組合聯合會、歷史教育者協議會等聯合組織的。2012年4月，該團體共54名學者和學校老師共同編寫了名為《如何閱讀育鵬社的教科書》的歷史教學輔助資料，十分詳細地將「育鵬社」編寫的歷史教科書中，他們認為是片面、歪曲或有疑點的地方一一列出，並針對列出的問題一一提出自己的見解。
例如，在《如何閱讀育鵬社的教科書》第61頁，該書執筆者針對「育鵬社」在歷史教科書中將中國的抗日戰爭稱為「支那事變」（日本一般稱為「日中戰爭」），提出了如下見解：「‘支那’，是戰爭中日本國民帶有差別和歧視的稱呼。使用育鵬社教科書的學生，以後跟中國人談起日中戰爭（中國稱抗日戰爭）時，如果使用‘支那事變’的說法，那麼這個學生一定會刺傷中國人的心。」
看到這兒，可能國內的讀者們會想：既然日本右翼教科書有混淆歷史之嫌，還在書中使用「支那」這樣的歧視語言，為什麼日本政府不封殺它？為什麼日本文部省還通過其教科書審定？這兒我想借用一位日本大學教授的話來作為回答。這位教授是堅定的日本左翼，從學生時代開始就是日本右翼的死對頭，儘管如此，這位教授卻告訴我說：「日本作為一個民主法制的國家，憲法應該保護每一位日本國民的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因此，儘管我和右翼的立場完全相反，但我也不會支持政府封殺右翼，不會支持政府禁止右翼出版教科書。日本政府如果這麼做，那就是政府在違法。」
日本憲法第21條是「表現的自由」。所謂「表現的自由」，是指個人可使用報導、出版、廣播、電影等各種媒體手段，向外部表達自己的思想、意見、主張和情感。「表現的自由」作為一種基本人權，受到日本憲法的保護。所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指的並不僅僅是「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還包括持種種不同觀點的人士，也一樣受到法律的保護。
此外，就像人的思想不可能統一一樣，對歷史認識，實際上也無法統一口徑。對日本各家出版社在歷史教科書的編寫中的不同表述，有一種認識是：多樣化、多觀點的教科書，可以為學生們提供多角度的視野與思考。但是，如何從眾多的歷史觀點和龐大的歷史資料中，篩選出最靠近歷史事實的「真實」，編寫成教科書，教育下一代，所需要的還不僅僅只是「表現的自由」的憲法保護，還應該有歷史學者的誠實與教育工作者的良心。因為歷史不應該為政治服務，卻應該對未來負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