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公民袁冬、張寶成、馬新立等人今年3月底在西單鬧市打橫幅促官員公開財產
【看中國2014年02月07日訊】《羊城晚報》記者劉虎2013年因網路反腐被捕，最近被訴以誹謗、敲詐勒索、尋釁滋事三罪。這三項控罪是否成立，國內司法界正在討論。但劉虎當初確實是因網路反腐陷獄，考慮到中國司法經常為政治服務，我認為劉虎案件再次凸顯中國政府壟斷反腐這一特點：從腐敗線索的舉報到立案，政府都視為禁臠，不容他人置喙。
政府壟斷反腐，恰好證明中國的政治制度極其落後。
*官員公示財產：中國自外於文明世界*
政府壟斷反腐，只可能出自一個目的，即便於選擇性反腐，讓反腐敗為權力鬥爭服務。中國政治高度腐敗，官場幾乎容不下乾淨人，這就注定反腐只能由政府壟斷，壟斷之下才便於掌權者挑選反腐對象，不會「誤傷」同一利益鏈條上的「戰友」，引起政治混亂。
由政府壟斷反腐，正好彰顯了中國政治制度落後，不僅落後於民主國家，還落後於中國封建王朝。我這樣說，有充分事實根據。
先說在官員實行財產公示之事。最近，中國政府將許志永等人判刑，罪由之一是因為他們要求官員公示財產，此舉正好向國際社會展現了反政治文明的「風采」。因為就在聖誕前夕，世界銀行在華盛頓舉行了一次報告會，會議主題是「反腐敗需要大聲響亮地說出來」（Speak Up against Corruption）。世行行長金墉指出，打擊腐敗必須實行官員財務公開，不僅應該要求官員申報資產，還應該公開政府的財政預算、合同招投標與政府採購等情況，讓公民掌握反腐敗的工具和信息，使他們可以向政府施加壓力，迫使政府以更加有效和負責的態度反腐敗。
為了幫助各國民眾反腐，世界銀行於2012年年底建立「財務信息披露法律圖書館」（Financial Disclosure Law Library），該資料庫蒐集了全世界176個國家和司法管轄區有關財務公開的1000多部法律。中國毗鄰的東亞和太平洋地區有21個國家和地區制定了政府官員財務公開的法律，其中13個國家制訂了向公眾公開的條款。越南在2005年制定的《反腐敗法》第1章第6節中規定，公民有偵查與譴責腐敗行為的權力。
中國在越南面前歷來以泱泱大國自居，但在反腐敗上面卻遠不如越南文明進步。
*在記者反腐上，中國違背國際通例*
現代民主國家的新聞行業，特點之一是「扒糞」，即挖掘政要的各種醜聞，包括腐敗與各種有違公德之舉，信息的真實性則由記者與媒體自行負責。無論是政府還是社會公眾，都不會認為記者反腐是「狗拿耗子，多管閑事」。如果說國際調查記者聯盟披露各國政要家屬及富人離岸金融資料是以扒他國的糞為主，2010年揭開加州貝爾醜聞的就是美國《洛杉磯時報》的兩位記者。
貝爾市（Bell City）距洛杉磯市以南16公里，人口約4萬，人均年收入不到2.5萬美元，是全美25個最小的城市之一，也是洛杉磯縣所轄88個城市中幾個最窮的城市之一。該市17%的居民屬於貧困戶，90%的人口是拉丁裔。然而這個小城市，市府官員的年薪竟然高達幾十萬甚至上百萬。《洛杉磯時報》的記者魯賓·韋斯（Ruben Vives）和傑夫·高特里（Jeff Gottlieb）得知這情況後進行調查，於2010年7月15日在該報頭版刊登了調查性報導「一個城市經理值80萬嗎？」披露該市城市經理雷卓（Robert Rizzo）年薪高達 78.7萬美元，相當於總統歐巴馬薪水的兩倍；助理城市經理斯貝絲（Angela Spaccia）年薪37.6萬美元，是加州州長薪水的兩倍；警察局長亞當斯（Randy Adams）年薪45.7萬美元，比洛杉磯市警察局長貝克高出50%以上。
文章刊出後，洛杉磯全縣官民深感震驚。憤怒的貝爾市民湧向市議會，質問市議員。此事旋即成為CNN、ABC、《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今日美國》、美聯社等大媒體熱播的新聞。這一輪「扒糞」，不僅使這些涉案的貝爾市官員及議員們受到相應的懲處，其中薪水最離譜的雷卓最後面臨挪用公款、違背公眾利益等53項指控；還產生了「貝爾效應」，加州人受到貝爾事件的鼓舞，紛紛行使公民權，越來越多的媒體記者加入調查的行列，詢問自己所在城市市府公務員的薪資。一時間，各市府為表示自身的清廉，紛紛在政府網站上公布公務員的薪資。
要說中國記者反腐都進了班房，也不盡然。此時此刻，《財經》雜誌原副總編羅昌平的《打鐵記》正在網上熱傳。但從文中自述來看，無論如何，羅的反腐有點「奉旨反腐」之嫌。如果中國記者只有奉旨反腐才能安全，說明記者只是在政府壟斷反腐體制下被利用的一枚棋子。
*在糾察官風的制度設置上，中共比封建王朝落後*
中國從毛澤東建立一黨專政體制以來，不僅拒絕學習世界現代文明，還將中國古代政治文明的精華拋棄殆盡。中國古代封建制度雖然沒有「言論自由」之說，但在朝廷卻設有史官、言官制度。史官記錄皇帝言行，所謂「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史官記載皇帝的起居注，連皇帝本人也不得翻看，當然更不能篡改。但中共從毛以來，篡改歷史成為家常便飯。
「言官」制度當然也被徹底拋棄。言官制度在秦漢時代已經成型，歷代官職名稱或有不同，如秦為御史，隋唐為監察御史，明清兩朝專設監察御史，隸都察院。這一職位專司發表言論，就朝政施政、官員德行、政績等發表意見，而且可以風聞奏事，不追查責任。雖然言官時常淪為朝廷權力鬥爭的工具，但也使貪官害怕。晚清素有貪名的洋務派官僚李鴻章就深恨言官制度。
中共不設言官，因此自毛執政以來，無論官民，只能上書言事，因言罹禍的最著名案例有彭德懷元帥因大躍進害民所上的《萬言書》，有張志新對「文革」不理解給上級黨委寫的信。政府既不鼓勵上書言事，還要嚴格控制網路言論，官員沒有制度性的建言途徑，民眾沒有言論自由與批評權利。從這點來看，比封建王朝還要落後。
習近平上臺後名言之一是「三個自信」，其中的「制度自信」寓有中國政治制的優越性超過西方政治制度之意。但是，政府壟斷反腐卻展現了中國的制度落後。美國法律鼓勵舉報腐敗，即使舉報不實，也不追查舉報者責任。這一制度雖然被極少數居心不良者利用，浪費司法資源，但實有可取之處。新加坡貪污調查局在保護舉報者與甄別信息上就做得很不錯。舉報人可以採取郵寄、電郵、網路舉報、面談等各種方式，可以實名也可以匿名，最後匯總到舉報線索評估委員會。無論以什麼方式舉報，公眾的舉報線索都會得到公正處理，並且不用擔心遭到打擊報復。
「制度自信」不能依靠自我吹捧，要通過比較、鑒別才能顯示。以上比較，說明中國政府壟斷反腐，正好彰顯了制度落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