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02月11日訊】題記：我參與過五十代初的大鎮壓，是兩手沾有血的「革命者」，好在我後來也成了反革命，不然手上還要沾更多的血。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澤樂在「第七屆中共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說：「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國民黨軍隊，讓它原封不動，或者大體上不動……這是又一種鬥爭方式。但是這種反革命遺蹟和反革命政治影響，歸根到底要被肅清……他們中的許多人將被改造，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將被淘汰，某些堅決反革命份子將受到鎮壓」。
兩個月後，為紀念中共成立廿八週年，他又寫了《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說：對「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凶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
1951年那場「大張旗鼓地鎮壓反革命運動」就是憑這些「最高指示」搞起來的。不久，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中共中央專門召開會議討論了殺人的比例問題，「決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殺此數的一半，看情形再作決定」。
毛還明確要求：有600萬人口的上海應該殺3000人，有50萬人口的南京應該殺兩百多人……總之叫「比著箍箍實鴨蛋」，荒唐不荒唐？這是活鮮鮮的命呀！有鼻子有眼晴的人腦殼，都得按照「千分之一」的比例，且是「只能超額」。
這殺人的指標由中共主觀界定，而執行殺人的機構又是各地軍管會或軍事法庭，不經任何法定程序，拉出去斃了就是。「熱炒熱賣」到也省事，比當今股票漲跌還快，可這是長在肩膀上的人頭啊！
那時我還是個楞頭青，不，是個還沒有長醒的娃兒，加之又是所謂翻身的歲月，當然是 「運動」的「打手」和「極積分子」，也是個當之無愧的劊子手。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10月，中國人民志願軍「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國內政治形勢驟然緊張，一時謠言四起：「美國佬從朝鮮打到中國來了」、「國民黨反動派反攻大陸了」、「某某反革分子趁機作亂了」，說得有鼻子有眼，誰不相信？剛得到解放的窮人能不仇恨嗎！那時我在成都市一區工委工作，是個死心踏地捍衛紅色政權的「死硬分子」，只要一聽說有人反對共產黨，不用領導發話，也會上前把他捶扁。
記得，大概是1951年3月的一天下午，全區黨團員全集中到一個地方開會，開什麼會未作說明，只說有重要任務。
開會地點是公安分局所在的原先地主家的一座大公館裡，我們去時已有下少人，大家分散在幾間辦公室裡待命，思想顯點極度緊張。午後六點，公館關上大門，不准任何人進出，到了晚上九點又來了一批人，房門和窗臺堆放著許多麻繩，空氣裡瀰漫著窒息的壓力。大家表情各異，互相猜測，可又不敢打聽，只能屏心靜氣耐著性子打撲克等候。
到了晚上10點，參會人員集中到大會議室，門窗關閉，各處還有人把崗。不一會兒戴局長披著棉軍大衣，嘴上叼著香菸，一臉嚴肅，拉長聲音宣布開會。他首先傳達「最高指示」：「同志們，毛主席說，我們在很短的時間內打垮了國民黨蔣介石八百萬匪軍，解放了全中國，取得了革命的偉大勝利。可是失敗了的敵人並不甘心他們的失敗，他們藉著美帝國主義發動朝鮮戰爭的機會，一些潛伏下來的反革命分子伺機作亂。為了保衛我們的紅色政權，支持‘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戰爭，今晚全市要進行大逮捕，你們就是參加執行大逮捕任務的同志。對反革命分子我們決不能手軟心慈，對他們手軟心慈就是對人民的犯罪，所以要堅決打擊！堅決鎮壓！」接著，公安局另一個頭兒講話，他除了講今晚大逮捕可能發生的意外情況外，還講了逮捕人的一些具體技術問題，以及如何處理緊急情況。然後宣布紀律和編組，還說，「如有反革命分子敢於公開反抗，立即擊斃。但一般情況，不准開槍。」
我聽後心裏好激動，為黨和毛主席立功的時候到了！但又有幾分恐懼，萬一敵人開槍打死我怎麼辦？管他的，為革命犧牲很光榮，不然怎麼叫革命？下夜兩點，我們按臨時編定的小組出發。每個行動組為三人，配備一名公安戶籍（現叫片警），被逮捕的人都有資料，如姓名、性別、年齡、特徵，所住街道的門牌號。我們每人袖口上扎條白布帶為行動記號，口令是「勝利」。
初春的成都有點寒意浸骨，冷風嗖嗖，街燈昏暗，熟睡中的城市沒一點聲音，各個街口都有荷槍實彈的解放軍執勤，殺氣騰騰，一片肅然。街頭巷尾的流浪狗，一見有人就唁唁的叫個不停，好像要把這秘密告訴第三者。我忍不住罵：「叫什麼，再叫老子給你一槍。」
我們行動小組的任務要逮捕11名反革命分子，八個國民黨偽軍官，三個蔣介石特務，據說特務藏有槍枝，大家緊張極了，懷著一拼的犧牲精神。
我們人人提著槍，拿著繩索，按戶籍資料逐門搜捕。先由戶藉以查戶口名義賺開門，我們再持槍衝進屋，拉亮燈大聲喊：「不准動、舉起手。」真順利，竟無一人反抗，就像籠子裡抓小雞那麼輕而易舉。被逮捕的反革命分子一個個反縛雙手，五花大綁地押到所在地派出所集中，凌晨5點由指揮部派汽車來收取獵物。
這些人規矩極了，灰臉低頭一付狼狠樣，連眼晴也不敢亂看。但在逮捕一個國民黨軍官時，發生了一個小插曲。他們夫婦兩人，一直跟隨國民黨從南京逃到廣洲，又從廣州逃到重慶，再逃到成都，本來要逃到臺灣，但他太太挺著大肚子無辦法再跑，只好留了下來待產。我們去抓他時，他跪在地上不停磕頭求鐃，大喊長官手下留情，寬限幾天，等太太臨盆了再抓，或到時候他到指定地點投案。我猶豫了，一個老區來的姓王的大麻子、也是我們行動組的組長，橫看一付吊角眼，大罵道：「媽媽的，就是馬上要生了也要抓你，看著幹什麼，給我捆起來！」我心裏真不是滋味，可這是革命啊！我們走了好遠，還聽到那女人的哭叫聲：「共產黨！毛主席！寬大寬大我們吧？我們不敢反對你們喲！」
完成任務後我們來到集中地，將這些五花大綁的反革命分子像裝卸貨物，一個一個地塞上汽車，送到寧夏街四大監關起來。直到凌晨7點全市解除戒嚴。第二天《川西日報》（四川日報前身）登出通攔消息：「堅決鎮壓反革命，保衛紅色政權，成都市一夜抓捕反革命分子1687人，徹底消滅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餘勢力。同時，我們鄭重告訴一切潛藏下來的反革命份子，只有向人民政府坦白自首才是唯一的出路，否則將遭到嚴歷的打擊」云云。
大逮捕後的十天左右，成都市開始大鎮壓，第一批先殺148人；第二批殺了56人。此後，隔三五天殺一批，均在10至20人以上。那一批批殺人的佈告貼滿大街小巷，整個城市處在從未有志的恐怖氣氛中。亱裡小孩若不聽話老是哭，父母只要說一聲：「再哭，解放軍來了」。孩子立刻收淚止聲，連啍也不敢啍一下。在這大鎮壓大屠殺的日子裡，人人循規蹈矩，市面上連個吵筋鬧架的人都沒有，誰不怕掉腦袋？
被殺的人多是國民黨時期的軍政人員（軍、警、憲、特）和地方上的勢力（鄉、保、甲長以及哥老會的頭目），故根本無審訊起訴一說，全是根據事先搞好的材料，拉出去就是，連殺人佈告也是用手寫的。
這些反革命從監獄里拉出來，對對名字照片，不脫衣服，不賞酒飯，立刻五花大綁插上死標，甩上刑車（不是押上，因為一部刑車要裝20餘人，四周還有荷槍實彈的解放軍，只能人重人的堆放著），即向成都市北門外20里之遙的磨盤山駛去。磨盤山是個亂葬墳，樹林茅草一眼看不透，縱然殺個幾千幾萬也好處理。
両天前這裡就挖了許多土坑，一個土坑可以埋上十多具屍體。刑車到了磨盤山一字兒排開停下，眾多的解放軍在四周早早地布下警界綫，十步一崗五步一哨，寒森森的刺刀冷毖毖的槍筒，在山坡高處還架有機關鎗，在警界線外是農村武裝（又稱民兵）。
囚犯從刑車上一個個甩下來，由兩個解放軍提著胳膊飛快地跑向指定地點。20人為一批，齊嶄嶄地跪在地上，站在他們身後不足五尺遠的解放軍，端著步槍瞄準著射擊的腦袋。
監刑官一聲哨音：預備；二聲哨音：瞄準；三聲哨音：扣動扳機，嘣的一聲，被殺者腦袋開花。殺人的子彈均是開花彈，一槍一個真利索，死者雖屬痛快，但半裁腦殼不見了。有的還沒有腦袋了，人變成了一個木樁樁。
解放前有人說，「共產黨來了要開紅山（指大肆殺人）」，誰也不相信，現在我算親眼看見了！殺第一批148人時，我執內勤距刑場最近，那沒頭沒腦的屍體一大片一大片，白白的腦花，紅紅的血水，流成一條條的小河，半匹山的山坡看不到綠草，泥土變了一個顏色，難聞的血腥味直衝鼻孔，令人目昏頭眩。
批量性的大屠殺後，變為小批量的屠殺。這種小批量的屠殺在於「打擊敵人，教育群眾」起到殺一儆百的警示作用。其不同之處是，每殺次人就要召開上千上萬人的公審大會，地點多在少城公園（今人民公園）。
被公審的人均是五花大綁的捆著，那捆在身上的繩索快勒進肉裡，每人胸前掛著塊寫有本人名字、畫上紅×××的大紙牌。他們一個個低頭彎腰，排成一排站在公審臺前，受害的苦主站在台上一聲聲一字字，揭發控訴他們有過的罪行。
被激怒的參會群眾不斷地呼喊口號： 「堅決鎮壓反革命分子！」、「打倒國民黨反動派！」、「捍衛革命勝利果實，支援抗美援朝！」、「堅持要求政府鎮壓反革命xxx！」，然後是「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
記得最清楚的是公審前國民黨某地區專員冷寅冬，因他發動暴亂，不歸順共產黨，俘後不認罪。公審人問他：「你為什麼要反對共產黨，組織發動暴亂？」他面不改色心不跳，昂著頭說：「共產黨是亂黨，用暴力顛覆了合法的國民政府，所以我要反對他。」又問：「你當偽專員貪污了人民多少財產？」他十分泰然說：「我不是偽專員，我是中央國民政府正式任命的。我貪不貪污你們管不著，今後你們共產黨比國民黨會更貪污。」 他侃侃而談, 顯得很從容。
還有西門同興社總舵把徐子昌，東門青龍公會總舵子黃亞光，兩人是上通官府下擁槍炮的黑勢力老大，解放後拒不與共產黨合作，支持兄弟夥打解放軍。公審他們時都不倒威，挺胸直項一副好漢樣子。
再就是何本初與夏斗樞。何是茂縣專員，解放初宣布起義，1950年4月為首成立「反共救國軍指揮部」，率眾舉事叛亂被捕，公審殺時也是威風不倒，還說「為黨國就義死得光榮。」夏斗樞當過楊森部隊的副軍長，是川西地區組織指揮暴亂的主要頭頭，和共產黨週旋了幾個月，先後打死上千個解放軍，公審槍斃他時表情從容,沒叫喊一聲，顯得極為鎮靜，說：「兩軍交戰各為其主，人生天地死而無怨」。
在這些被殺的反革命分子中，有一個是我認識的人。1949年解放前夕，我姐夫張貴武與四人合股在安樂寺對面（今成都人民商場）開了一家很大的茶館，叫「大北茶廳」，其中一位合股人姓胡，我叫他胡先生，住在少城一帶。胡先生一生好色，為保護生意不受人騷擾，臨解放花錢買了個國民黨調查員的頭銜（簡稱調統，解放後共產黨將它列為特務組織）。
共產黨建政後為瓦解國民黨殘餘勢力，採取了一手軟一手硬的政策：硬，公開抓捕；軟，號召國民黨軍、警、憲、特人員主動向人民政府登記自首，坦白交待罪行。胡先生率先響應號召，第一個跑到派出所登記，時稱「自新人員」，屬於管制對象。
可是胡先生並不知道此身份的嚴重危險性。仍我行我素過他逍遙自拈花惹草的生活，沒事上街去「弔膀子」（即在街上調戲勾引不認識的女人）。在鎮反階段，一個晚上他在祠堂街閑逛，看見一位漂亮女人，即上前搭訕調情。那女人不反抗以笑相迎，叫跟她走。胡先生以為找到了便宜貨，喜出望外地尾追於後，結果進了公安局。
原來這位漂亮女人是軍管會的特勤人員，認為他不是「弔膀子」，是在搞暗殺，加上身份特殊，便成了「黃泥巴掉在褲襠裡，不是屎也是屎」。
三天後即五花大綁地拉出去斃在昭覺寺後面的樹林裡。他家人不敢去收屍，托我去看一看。在一叢楠木樹下，我看見他老兄長伸伸地躺在地上，身上還穿著毛料長衫，腕上還戴著手錶，只半邊腦袋不見了，那鐵絲勒過手腕的痕印深深可見。
按說這是錯殺，誰又敢去為他伸冤呢？在那特定環境，殺個人像殺隻雞。
在農村，工作組長就有批准的權力，後來逐步收上去，到土改時殺人權力控制在縣上，但工作組仍可抓捕人，只需動過嘴，武裝（即民兵）就去執行。我聽得這麼個近似笑話的故事。
那時寧夏街關的人太多，每天來來去去像趕場一樣。走的去了殺場，來的新抓的反革命。當時監獄不准看報紙（每殺次人或開公審會，報紙上都要登載），封鎖了大鎮壓的消息。
監舍裡每走一個人，大家都拱手恭賀，以為得到寬大。那天也是這樣，一個姓李的被叫出去，同舍人免不了恭賀一番，托這托那忙得不可開交。可沒兩個小時他又押了回來，一臉煞白，渾身軟得像塊糍粑，四肢不停囉嗦顫抖，褲襠全尿濕了。
他無聲無語地躺了三天，後才告訴同監舍人，他一出去即被兩個解放軍五花大綁捆上，背上插上死標。他嚇昏了，屎尿流了出來。約莫過了一個多小時，有個當官的（可能是監刑官）拿著照片叫名字對，原不是一個人，才把他放回來。自此大家才知道，關在這裡是一群送宰的豬，凡叫出去的都去了昭覺寺。
有人作過統計，僅1951年那一年，成都市一共殺了反革命分子一千五百多人，那時成都市總人口為六十萬，被殺比例為千分之二點五，完成和超額完成千分之一點七的任務，所以受到毛澤東的表揚，中共川西區黨委書記李井泉和中共成都市委書記某某都連跳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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