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02月16日訊】在我小的時候，我的家鄉是個貧窮落後的地方。趕上歉收的年月，村裡總有些人發生浮腫，眼睛腫成一道縫。普通人家有人生了病，從來不知請醫生，人們只見過巫婆、神漢，不知醫生是什麼樣。誰若受了傷，通常是在流血的傷口上撒些細土或豆面，包紮起來;誰若是中了毒，通常是給患者灌些糞湯以引起嘔吐，若是仍然吐不出，也只好眼看他死亡。全村約二百戶人家，只有一個雙目失明的接生婆，她的全部接生工具是一把剪刀，一個秤鉤，遇上「難產」，她便高叫道「你們是要大人還是要孩子吧?」自然是要大人，她便摸索著將孩子剪爛，用秤鉤勾出。在這種情況下，產婦也每每一命歸陰。村裡有一所初級小學，只在冬季開學，老師像走馬燈似的輪換，他們中最有學問的人，也不過是勉強能寫成一封家信。有一年竟請來一名精神病患者，年約十七八歲，他的面色蒼白，眼裡經常射出驚懼的利光，指著壁上的灰塵逼問學生:「是你們撒的毒藥吧?想毒死我?」見哪個學生遲到了，他便逼問:「上哪買毒藥去了?」動輒就用一條長約二尺、寬四寸、厚一寸的槐木板子把學生毒打一頓。
我家在村裡算是中等人家。母親是個精明強幹的人，她常對姐姐和我說，她小時家中窮得地無一壟，連糠菜都填不飽肚子。父親小時家裡也很窮，因此他們婚後立志發家致富。由於我伯父在京經商，家中境況漸漸好轉。到父親跟伯父分家時，我家分得八間新瓦房、二畝地。到我出生時，父親在北京的燒鍋上混的也不錯了，陸續買了幾畝地，我家在村中可算是小康人家了。
說是小康人家，實際上日子過得很艱難。我從記事起，就參加力所能及的勞動，母親和姐姐更是沒白天沒黑夜的幹活，但全家的衣食極度節儉。我家只在麥收後吃幾頓麵食，中秋節吃一頓有肉塊的包子，過年時吃一兩頓餃子，平常就是吃玉米麵餅子、醃咸菜，偶爾吃點油，是用筷子在油瓶裡蘸蘸，然後放到菜湯裡涮涮，湯裡是名副其實的油星。當時在村裡，有玉米麵吃就算不錯了，一些跟我年齡相彷的孩子，連玉米麵餅也吃不上，我常回家拿塊餅子，自己先咬一口，假裝是自己吃，然後拿去給夥伴吃。
我家在村裡上升到中等人家後，日子似比窮苦人家還要難過。一年到頭有數不清的攤派，遇上荒年暴月，常有成群結隊的人來家中查糧、借糧，直至確信家中存糧無幾時，他們才肯離去。土匪綁票更為可怕，有一天一夥強人呼喊著爬上我家牆頭，叫趕快開門，說如若不開，他們就開槍、扔手榴彈，母親只得把門開了，這夥人把母親押走，後來花了七百塊銀元才把母親贖回。自從日本鬼子在附近修了據點，這一帶土匪少了，日本兵、二鬼子卻常開到村裡來。我家在村北頭，房子大，日本兵逢來必到我家禍害一番。有一天日本兵又來掃蕩，村民預先得到了消息，都跑了，只有一個瘸子沒跑出去。此人姓孫名佔鰲，外號瘸佔鰲，他生的又傻又醜，心地卻非常善良。鬼子抓住他問:「村長呢?」他說:「我就是，有事跟我說就行了。」挨了兩記耳光，依然送茶送水，使全村免遭大禍。有幾個二鬼子，見我家鎖了門，要往院裡扔手榴彈，瘸佔鰲雙膝跪下說:「這一家就是一個婦女拉扯著兩個孩子，因為害怕才跑出去的，求您千萬手下留情。」使我家免遭禍害。
日本投降後，家鄉過了一段安定快樂的日子。姐姐經常參加婦女會活動，我在學校擔任兒童團長，除了讀書外，還常參加演劇、踩高蹺一類活動，很是快活。我們班有個女同學，名叫柳淑娟，她家是村裡較有名的富戶。她生的美麗清純，性格溫柔如水，偶爾生氣起來，那樣子越發讓人喜歡。我們一夥男同學對他都有股愛慕之情，想接近她，又怕接近她，誰若有勇氣坐在她身邊跟她閒聊幾句，會被同伴視為英雄的。一次我在劇中扮演了一個女孩子，化好妝後，柳淑娟坐到我對面，仔細看了一陣說:「哎呀!真像!扮起來真好看!」我姐在旁說:「你倆拜乾姐妹吧。」她剛要拍手，立時淡淡地說:「他是男的，可怎麼拜呀。」因為我博得柳淑娟的欣賞，男同學們對我很羨慕。
但快樂的日子很快就過去了，風聲又緊起來。每天天不亮，民兵的操練聲就在村頭響起，姐姐每天都去操練，從種種跡象看，我猜她是加入了共產黨。學校分配給我的任務是組織同學在路口盤查行人。
村裡一些人家廉價拋售土地。母親說:「年月不太平，趁這會兒多買些地吧，買地最保險，搶不走，奪不去。」短時間買了十多畝。這時我家共有土地二十畝零三分，毛驢一頭，還有幾件小農具，另外母親還給我買了兩隻小山羊，在村中稱得上是暴發戶了。
誰知隨著田產的增多，各種攤派也急劇增多，一家三口拚死拚活的幹，到頭來所剩無幾。有一次姐姐交完公糧，回到家就大哭起來，因為一年的勞動成果，幾乎全被征走了。
有一天我去村西割驢草，見本村的流氓李景湖在一個坡下正逼著郭田幹什麼，他見我來了，就裝作沒事人似的，躺在坡上了。郭田有點缺心眼，人稱痴郭田。我跟郭田說了幾句話，就割草去了，不料就在第二天夜裡我被母親從沉睡中喚醒，姐姐和一個女青年把我一直帶到學校，一路上什麼話也不說。我來到學校的北屋，見滿屋都是人，氣氛異常嚴肅。我被帶到主席臺前，見郭田蹲在一旁，雙手摀住襠，哎吆哎吆地直叫喚。村長問:「郭田，你的小便是誰給你弄壞的?」郭田說:「是李景湖。」村長又問:「怎麼李景湖說是雙四弄壞的?」郭田說:「他誣賴人!」村長對我說:「那你回家去吧。」我就回家了。後來知道，我去割草見到李景湖、郭田那天，李景湖把郭田的小便玩壞了，他給郭田出主意說:「你就說是雙四給你弄壞的，他家有錢，能給你治病。」由於郭田不說一句假話，我才未被誣賴。
這年我們村新來了一位王老師，大約十六七歲，總是面帶笑容，笑起來兩個眼睛像兩道月牙，同學們都很愛她、尊重她。村裡一些流里流氣的青年卻不斷說她的壞話，並對他存心不良。李景湖有一天流著口水對人說:「這個小娘們，我能抱一抱，死了都不冤了。」王老師對一切流言蜚語都泰然置之，終日認真工作，喜笑顏開。她住在學校附近一家農民的小廂房裡，由有學生的人家輪流送飯，生活清苦。
王老師來村不久，我從他嘴裡聽到「土地發大缸」(《土地法大綱》)五個字音，是哪幾個字，什麼意思，我和同學都不知道。我常見姐姐勸說母親賣地，母親說:「這地我剛到手，一點沒得濟，說什麼也不賣。」
村裡的青少年唱的歌曲全變了，前階段常唱的「共產黨和國民黨現在站到一條線上」、「春深如海，春山如黛」聽不到了，到處能聽到《白毛女》裡的歌曲。有天晚上，我和同學們跑到很遠的某村去看《白毛女》演出，觀眾擠得水泄不通，屁股底下儘是尿液。
某日，王老師派我和柳淑娟、孫秀錦同學當代表，到十幾里外的一個大村參加群眾大會，我帶上塊玉米餅子就出發了。三人一路上說說笑笑、蹦蹦跳跳，不覺就來到會場。會場是個大空場，到會的人很多，大會已經開始。台上的人揮動著胳膊慷慨激昂的講一陣，台下就呼喊一陣，講了些什麼喊了些什麼，都聽不清楚。突然，台下坐著的人呼啦啦都站起來，高聲吆喝著朝臺前湧去，不知他們在爭奪什麼，等人們漸漸散開了，我們才聽說，剛才大家是在爭飲雞血。
我們仨吃了各自帶來的乾糧，又蹦蹦跳跳、說說笑笑地回了村。我們誰也不會知道，一場翻天覆地的大風暴就要蕩滌這裡的村莊了。
幾天後的一個夜裡，我在關老爺廟前第一次看到鬥爭大會的場面。那夜是鬥爭幾家較有名的富戶，最先被拖上來的是劉淑娟的母親。她是個四十歲左右的瘦弱女子，被五花大綁著，披頭散髮，已完全失去原形。手持棍棒、繩索、香火的積極份子們朝她吼道:「東西都藏在哪兒?說!!」她用微弱的聲音不知回答了句什麼，緊接著是一陣吆喝聲，毒打聲和因受刑不過發出的淒厲的慘叫聲。我用雙手使勁把耳朵堵上，把眼捂上，可是那使人撕心裂肺的慘叫聲仍陣陣鑽入耳中，我覺得像有許多血點肉絲飛濺到我的臉上身上。過了一會兒會場靜下來，村長李殿英正同眾人商量對她的處置辦法。李殿英是個不務正業、好吃懶做的黑大漢，他家的大瓦房跟柳淑娟家的瓦房差不多，不知他怎樣當上了「土改」運動的負責人。李殿英問:「大夥說，對這家人怎麼處理?」有幾個人喊:「掃地出門!」一個外號叫「窮根」的嚷:「讓她養漢做賊!」李景湖嚷:「讓她領著他的小閨女去賣屄!」婦女會長當即斥責他:「你怎麼能這麼說話!」就在這當兒從稍遠處傳來用棍棒毒打人的聲音，聽說那是柳淑娟的老奶奶正被吊在樹上受刑。
在學校再也見不到柳淑娟了，聽說她跟隨父親逃到了青島。
過了幾天，王老師派我去數里外的前孫家參加公審大會，我跟村裡的幾個人去了。一進會場，就感到有股陰森森的殺氣。會場前邊，搭起一座大席棚，棚內停一口棺材，棺旁有幾個披麻戴孝的人。人們說，棺材裡裝的是被害的區幹部，今天要對犯人挖心祭靈。參加大會的各村群眾到齊後，大會主席就宣布開會了。在陣陣口號和呼喝聲中，一大群受審的人被五花大綁著押入會場，他們中的一些人一步一跳，聽說他們的腳後跟大筋被挑斷了。受審的人一排跪在靈前，一個戴重孝的人開始在台上哭訴。哭訴完畢，一個幹部模樣的人在台上宣布了些什麼，在陣陣口號聲中，三名受審的人被吆喝著押出會場，我趕忙跟去看熱鬧，其中二人一出會場就在一陣槍聲中倒地，另一人被綁在一株小樹上，垂著頭一聲不吭。一個像是當過兵的人提了刺刀走上前，他用腳在受刑者的腹部猛踹一陣，然後用刺刀朝那人的左肋刺去，攪動幾下，將刺刀拔出，一隻手伸入那人的胸腔，又突然縮回，像是胸腔內太熱，當他第三次將手伸入時，便把心臟扯出來了，心臟被放在一個盤裡，擺在靈前。
散會回來的路上，人們只是大步走著，一句話也不說。刑場的情景不斷在我腦中出現。進了村就各自回家了，此時天色將晚，我獨自走在路上，只覺雙腿發軟。這一夜我被嚇得徹夜未眠，此後三四夜都難以安睡。
不斷聽到外村鍘人、打死人的消息。
風聲越來越緊，我家也感到不安全了。姐姐幾次三番勸母親獻地，母親無奈獻出幾畝，但仍感到朝不保夕，開始掩藏家中貴重的東西。所謂貴重東西，就是為姐姐出嫁準備的幾件褲襖，母親把它們看作命根似的，藏在家中感到不可靠，便藏到外祖母家中，又覺還是不行，一旦有事，人們到外祖母家搜查怎麼辦?最後總算想出一條萬全之計，把一包衣服藏到鄰居一個名叫群的家裡了。群是個白淨寡言的青年，他家是貧農，他過去常到我家幫忙，跟我家關係很好。
村裡的運動迅速進入流血鬥爭階段，我家隨時可能遭到這場「暴風驟雨」的襲擊。一生受苦、心地善良、見了螞蟻也要躲開走的外祖母，幾次要我跪在灶王爺前，「求老天爺保佑我家平安無事」。
我村打死的第一個人叫李寶恆。那天晚上村民被召集到村南頭一個大院裡開會，人們按秩序坐好後，只聽一陣吆喝，手持刀槍、棍棒、繩索的民兵們像拖豬似的拖進個矮胖子，我從未見過這個人。民兵們用棍棒打他一陣，逼問一陣，他一聲不吭，不多時便被打死了。民兵們捆了他的雙腳，像拖死狗似的把他拖了出去。會後聽人說，李寶恆是河西陳家村的，常到北京、天津等大城市跑行商，他曾帶我村一名婦女外出尋夫，那婦女不知怎麼淪為妓女了，現在那婦女的女兒一口咬定是他把她媽賣入娼門的，所以我村把他要來亂棍打死了。打死李寶恆的第二天下午，在原地方繼續召開群眾大會。人們坐好後，民兵們呼喝著忽忽隆隆拖進四個人，第一個叫孫景明，第二個叫孫松林，第三個叫柳......名字記不得了，他是村裡唯一戴眼鏡的人，外號叫「四個眼」，第四個叫張振國。孫景明家就在我家西南不遠的地方，我跟他的三個兒子常在一起割草、玩耍，對他家十分熟悉。他是個精明強幹的木匠，但因家中人口多、負擔重，日子過得很艱難。前階段動員參軍，他原打算自己去，但又一想，他若去了，家中無人當家，而且再要兵時，他的兒子還得去，怎麼辦呢?他找瞎子算了一卦，瞎子說:「你東西南北都別去，只在家里拉大鋸。」他於是打發長子參軍了。長子入伍第一仗便中彈犧牲，他家成了烈屬，為何把他綁來了呢?
孫松林家離我家也不遠，他的兒子也是經常跟我一起割草、玩耍的夥伴。孫松林平時不愛勞動，喝了酒愛罵幾句，我們那一帶管這種人叫窮橫橫兒。為什麼把他也捆來了?四個眼住在村西南的壩下，家境一般。他的大女兒跟我一起讀過書，有一次我把她的鉛筆刀刃弄斷了，她哭著要我賠，幸虧有個叫海艇的孩子把那小刀重新磨出刃來。為什麼把四個眼也綁來了?張振國是村東頭一個小買賣人，趁一輛舊自行車，常年騎車東奔西跑，為什麼把他也拖來了?
鬥爭大會開始了!孫景明、孫松林、四個眼被五花大綁著低頭站在前面，張振國是唯一未被捆綁的人，他站的位置離開上述三人有五六步，嚇得篩糠似的抖作一團。
第一個挨斗的是孫景明。民兵們問他:「是不是國民黨員?」他搖頭說不是。噼裡啪啦一頓棍棒，孫景明哎吆幾聲什麼也沒說。民兵們又問:「還有誰是國民黨員?」孫景明說不知道。這時那個跟我家關係密切名叫群的青年，提了根大棒來到孫景明側後面，他一聲不吭，掄起棒子朝孫景明後腦杓打去，孫景明當即像根木頭似的倒下了。我萬萬想不到這個平時寡言少語的白淨青年，會幹出這一下子!民兵們當即捆了孫景明的雙腳，把他拖了出去。
下一個是孫松林。民兵們問他:「是不是國民黨員?」他說是。又問他「還有誰是?」他說不知道。於是將他亂打一陣，他供出一批人名，又打一陣，他又供出一批，直至被打得失去知覺，民兵們捆了他的雙腳，拖了出去。由於未打在致命處，把他埋進沙坑後，他甦醒了，爬起來像搗蒜似的磕頭求饒，李景湖抽出大刀片，砍下他的頭。
四個眼挨打時承認自己是國民黨員，但絕不亂咬他人，不多時也被打死。張振國一直像篩糠似的抖著，面如土色。那三個人被打死拖出後，他便被押走。他是來「陪綁」的。
恐怖籠罩著全村。民兵晝夜巡邏。兒童中也組織起了糾察隊。因為我是兒童團長，王老師發我一副糾察隊員袖標，但她當即遇上了麻煩，同學們質問:「他家是什麼成分，你發他袖標?」我委屈得回家大哭。沒過幾天，王老師(王維銘)被五花大綁著押回她的村子，後來聽說她家是富農，她被押回村後，受到了毒打和侮辱。
在一天深夜裡，我被母親從沉睡中喚醒，睜眼一看，滿屋都是民兵，姐姐站在一旁，一句話也不說。母親和我被安置在一位家境中下的堂伯父家中，我家被封了門。兩天後的黃昏時分，母親牽著我的手，滿面愁苦的望著我家的房屋說:「我昨夜做了個不詳的夢，夢見一座墳，朝東南口，一群人從墳裡拖出一口棺材，夢中的墳就是咱們的家呀!」原來姐姐剛才告訴母親，村裡已經作出決定，將我家房屋全部沒收了。我聽到這消息，哭喊著要去找村長李殿英講理，被母親、姐姐強行拖住。鄰居一些貧苦的老人聽到我的哭聲，無不悄悄落淚。
幾天之後，母親和姐姐都不見了，我被轉移到那個名叫群的家中居住。群有個弟弟叫小有，比我大幾歲，我倆住在東間的炕上。因為擔心著母親、姐姐的命運，夜間我怎麼也睡不著，小有問:「怎麼啦?」我說我有個毛病，換地方睡不著。小有說:「我給你卷一支驢屌煙吧，抽了保險能睡著。」他用整片菸葉捲了一支擀麵杖大小的煙卷，點著先吸幾口，遞給了我，我吸了小半截，只覺天旋地轉，說不出的難受。我趕快把煙掐滅，一聲不響的躺下來。不知怎麼我像是睡在懸崖的邊緣上，黑雲從身邊忽忽悠悠的飄過，身下似有許多蟲子鑽動，眼前有各種怪模樣顯現，一張大白臉突然出現了，那臉像是石灰做的，大白臉上的小眼急劇變大，十分嚇人，我驚叫一聲從懸崖上跌下來!我安慰自己，沉住氣，別害怕，這很可能是在做夢。待我用力睜開眼睛，窗外還是黑洞洞的。這時群的娘和他的姐姐還在西間竊竊私語，我側耳細聽，得知我母親和姐姐都被捆綁起來了，正逼她們說出藏東西的地方。
天亮後，群捎信給我，叫我到外祖母家取件皮襖。外祖母聽到我家的事，一句話也說不出，默默地將她那件老羊皮襖(這是我外祖父外出工作十八年給她買的)交我帶回，交村裡了。
我患了嚴重的痢疾，拉的全是膿血，頭上生了許多虱子，頭上痒，肚子痛，心事重，夜間怎麼也睡不著。西間的母女又私語起來，但聽不清她們說什麼。我故意打起小呼嚕，西間的聲音漸漸大起來。我聽她們商量說，我家藏在他們家的東西無論如何不能交出，要是交出去，群就是跟富農劃不清界線，就是抱富農的粗腿，了不得了......她們又說因為我母親和姐姐不說那些衣服的去處，在鬥爭大會上被火燒了，又拉去活埋......我把耳朵堵上了，喊不敢喊，哭不敢哭。
我每天拉膿拉血，渾身無力，但仍然和小有一起下地幹活。
十幾天後的一天，群娘對我說:「你娘回家了。」我撒腿就往家跑，到家一看，我愣住了，母親滿臉是燒傷，瘦成皮包骨，已失去原形，但她堅強的站在那裡，我說:「娘!回來啦!」母親平靜的說:「回來了。」沒露出一點傷感的情緒。母親這年是四十七歲，姐姐是十九歲，我是十二歲。後來知道這一年是公元1947年!也就是一些大文豪寫書歌頌的偉大「土地改革」那一年。這些書至今是「主流文化」的組成部分，《白毛女》依然活躍在舞臺和視頻上。
一家三口總算團聚了，但因家中被洗劫一空，生活陷入極度困境，當天吃什麼就成了大問題。正在一籌莫展之際，聽見大門響了一下，出去一看，門裡放了一捆地瓜!不知是哪位好心的鄰居悄悄送來又趕緊悄悄離去了。
母親回家後未過幾天，我的伯母死了。他是跟母親同一天被放出的，有人說她是受折磨而死，有人說她是吞金自殺，幾個本家人悄悄把她抬出去埋了。
某日，流氓李景湖帶領一夥青年，吹打著送殯的鼓樂挨家給被斗戶挂了白牌，我看到家門上的白牌便喪氣不堪，全村也像是瀰漫著濃重的喪氣。
我每天和一群「地富子女」一起勞動。我們都是些十幾歲的孩子，雖然頂著恥辱的帽子，活茬兒重，但都很快活。用獨輪車從地裡運莊稼，空車時可以輪流坐在車上享受一番，這就是最大的歡樂了。一次我在車前扶著滿載的小車下陡坡時，腳下一滑，摔倒了，小車從我腰上軋過去，腰痛了好長時間，但當時一點不覺苦。
有兩件事卻真的讓我動心了。一次是我從群家門前經過，栓在他家門前的我家那頭毛驢，見到我就大叫起來，而且掙紮著要扑到我跟前來。這頭毛驢，過去我老是給它割青草吃，它見到我總是這麼親親熱熱的，現在我卻不能餵它了，我滿眼是淚，快步走開。一次是在村南頭，我偶然見到了我一手餵大的那頭母山羊和三頭小羊，它們見到我，哭聲悲氣地叫起來，李景湖用力拖它們朝前走，那只沒栓脖套的小母羊，不顧一切的朝我跑來。這隻小羊，是三隻羊羔中最弱的一隻，我經常單獨餵它些稀飯吃。時隔多日了，它竟還認識我。我剛要去摸摸它，李景湖跑來朝它狠踢一腳，它翻了兩個跟頭，尖利的顫叫一聲，踉蹌地走開了。我的心像刀絞一般，回家後大哭一場。
在那些日子裡，我最怕過晚上，每天晚上母親和姐姐都要去聽訓，我卻被鎖在家裡。一個人呆在家裡，實在太孤單，我要求跟母親、姐姐一起去，母親怕我年幼記仇，說什麼也不允。但有一次她們被我纏磨不過，只好帶我去了。那夜的訓話員是個姓黃的，他不是莊稼人，但也沒有固定職業，他家在村中輩分小，過去見了人總是爺爺、奶奶叫個不停，他的妹妹是土改積極份子，常在鬥爭大會上用香火燒人。大概因為他走南闖北，見多識廣，能說會道，所以讓他給地富訓話。「別看我在村裡輩兒小，是你們的孫子，重孫子」姓黃的叫道，「可這會兒我是你們的祖宗，活祖宗，你們這些王八羔子全成了我的孫子、重孫子，拉拉孫子!」受訓的人坐了滿滿一屋子，有近百人，一聲不吭。我四下一看，被打死的孫景明、孫松林、四個眼的老婆、孩子都在。張振國在陪綁時嚇出重病，沒過幾天就死了，他的老婆也在這裡。在座的有幾戶人家較富裕，但大多是勉為溫飽的人家。有位孤寡老婆子，因存有出嫁時陪送的幾塊銀元，便被當做富農斗了，這時她也坐在這兒。我挨個看一遍，獨不見柳淑娟家的人。聽人說，她全家逃往青島了。
不管白天黑夜，我家的門一有響動，民兵就會聞聲闖到家中來，所以街坊四鄰無人敢挨近我家門。常來的只有一人，那便是我那善良的外祖母。外祖母對母親說:「好好活著，把孩子拉扯大!」外祖母一到，我心中就像升起一輪紅日!他有時給我帶幾個火燒來，有時帶來些高粱面素餡餃子，我吃的很香。但外祖母家裡很窮，他在經濟上幫不了我們。
到了家中揭不開鍋的時候，母親也曾打發我出去借糧，但無人敢借給我們，有的則為難的說:「孩子，我家也揭不開鍋了。」
就在我家生活上沒有一點出路時，萬萬想不到，我們竟絕處逢生了!
那年秋後，我家南屋成了村裡的倉庫，裡邊盛的糧食全是從被斗戶地裡收穫來的，保管員就是那個曾給二鬼子下跪使我家免遭禍害的瘸佔鰲。這天瘸佔鰲待扛糧食的人全走後，一拐一拐的把一口袋糧食扛到北屋來。起初母親以為是他偷了糧食嶄存我家的，說什麼也不敢給他存，鬧了半天才明白他是給我家送來的，但母親怎敢要?他說:「活命要緊!「不管三七二十一，把糧食拖到屋裡來，母親還是不敢要，他說:「不出事便罷，出了事，就說是我讓存的，我是貧雇農，誰敢把我怎樣?」
這一口袋糧，成了我家的救命糧。
有一陣子，風聞國民黨軍隊要開過來。一些成分不好的壯年男子，被綁到礦坑邊上，只要風聲一緊，就將他們推入礦坑。有人悄悄告訴母親:「若是夜間有國民黨軍隊模樣的人綁了村幹部到你家，你們千萬什麼也別說，那是考驗被斗戶的。」這一計謀一直未見施行，國民黨軍隊也一直未到這一帶來，真得謝天謝地。
過了一段時間，我家被改劃為中農成分，我們才透過一口氣，並且有了行動自由。姐姐到金礦當了磨工，我有時給人幫工，有時做小販，有時也到礦上推磨，一家掙紮著總算熬過了那段艱難的日子。真是沒有過不去的火焰山呀!
1949年，我毅然離開了那生我養我的地方。三年後，當我回故鄉探望母親、外祖母時，得知這樣一些事:村長李殿英因貪污腐化被捕入獄，判刑八年，已死獄中。流氓李景湖，因貪淫過度，前不久死於癆疾。群家「翻身得解放後」，群假裝吐血，逃脫了參軍、支前的義務，兄弟倆都娶了媳婦，但生活不見寬鬆，拴在他家門前我家那頭毛驢，已顯得老氣橫秋，穿在他姐身上我姐的嫁衣也已經破舊了。那個叫窮根兒的人，過了幾天溫飽日子，「一天吃三頓熟菜」，還娶了老伴，老伴和跟來的女兒喜歡吃雞蛋，吃了一個多月不辭而別，窮根兒還是窮根兒。
鑒於父母發家致富的種種遭遇，加上理論上被告知私有制是萬惡之源，我在長大成人後，立志為「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美好社會奮鬥。不料在苦行僧般地奮鬥二十多年之後，又被告知「國家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農民賣兒賣女」，各項政策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窮光榮變成了富光榮，我則一夕間變成了一個大罪人，罪名比父母當年發家致富的罪名還大。儘管我只是個月薪56元、行政22級的小幹部，卻被叫做「大野心家、大陰謀家、兩面派」，在「除惡務盡」運動中被除掉。老天爺真會開玩笑呀!
1983年1月下旬寫成、深藏
2011年9月6日輸入電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