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年長的鄉親們來說，在走馬燈式的政治運動中，大躍進記憶可能是最難以忘懷的，這些祖祖輩輩在土地上耕作的山東沂蒙山區農民，終其一生的勞作，只求一個溫飽，但大躍進的愚昧和瘋狂卻使他們連自己的最低要求也難以滿足，由於這個緣故，自孩提起，瓜棚豆架之下，便會常常聽到他們對於可怕生活的回憶。但是，由於年齡的差距，作為孩子的我，最多只能記得一些回憶的斷片，對於五十年前家鄉土地上發生了什麼，其實是不甚了了的。時值大躍進五十週年，當我決定重溫那段歷史的時候，我首先想到了那些依然健在的鄉親，父親卻自告奮勇：「我先給你講一下。」在自家人面前，每一個從大躍進年代走過來的人都有一種強烈的傾訴慾望。
1958年到來的時候，父親16歲。大躍進運動是從1958年5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開始的，但在父親記憶中，與大躍進密切相關的飢餓卻是從1958年春天開始的--1958年的大躍進還沒有開始，父親便與奶奶一起外出討飯了。
1953 年的統購統銷和1955年的高級農業合作社將越來越多的糧食從鄉村抽走，加上1957年收成不好，春節剛過，父親便開始體會到飢餓的滋味。於是他上山掀蠍子賣錢，這是全家唯一的現金來源，賣掉蠍子後，父親會帶上村裡發給的定量供應糧食本，到鄉政府所在地的糧所買些瓜干補貼家用，那個春季，父親靠掀蠍子賺到的錢，為家中增添了差不多一百斤地瓜干的口糧，但供應糧定量是有限的，當無法買到更多的糧食時，奶奶只好領上父親和姑姑到幾十里外的村莊裡討飯，在老人們的記憶中，除了日本人打進來的年月，很少會發生討飯的事，鄉下人講究面子，要不是實在沒有辦法是不會出門討飯的。討飯是件丟臉的事，所以要走得盡量離家遠一點，不要被人認出來才行。於是，方圓幾十里範圍內的農民往往相互交叉進行著這種丟臉的生計方式。
不過，大躍進運動的展開讓父親感到很高興，因為不用再外出討飯了。政治動員之後村裡迅速辦起了公共食堂，然後就開始了共產主義生活。一開始，食堂遵循著按需要分配的原則，允許村民敞開肚子隨便吃，就連過路人餓了也可以隨便走進路邊的村莊裡吃飽飯再走，這使父親即使遭受後來的嚴重飢餓，仍有些懷念那短暫的共產主義社會。
公共食堂辦起來後就是大煉鋼鐵。煉鋼爐並不是每村都有能力建起來的，年僅16歲的父親和一些同村勞力被集中起來，步行到30里外的裡莊去煉鋼鐵（據說裡莊出產礦石），住的是裡莊農民的房子，吃的是裡莊農民剛建起來的食堂。飯仍然是管飽的，於是，擺脫了飢餓威脅的父親感到渾身是勁，下決心要為大躍進賣力。可他們很快發現對於煉鋼鐵這件事根本找不到頭緒，別的不說，通往鐵爐的軌道車（俗稱軲轆馬）上面就沒有提供。最後有人出了個主意，要父親他們回到本村將自家的木床一鋸兩半，連接起來作為軌道，再把原本放衣服的空箱子抬去，裝上四個輪子，作為運送礦石的工具。炭火自然是煉不出礦石的，便四處尋找鐵器來重新回爐，很快，農民家裡的鐵鍋、鐵螯子便被一掃而空。
石頭和金屬融煉為一塊塊鐵疙瘩，顯然不是合格產品。等了幾天，上級來了指示，把鐵疙瘩送到八九十里外的垛莊去再加工，那裡有一個「更高級」的煉鋼爐。但這時候沿途各村的公共食堂已不再向過路人提供免費食物，父親便擔上三天的食物和一塊塊生鐵蛋子，朝垛莊進發了。磨洋工是共產主義的通病，往返垛莊一次要用至少三天時間，當他們終於到達垛莊，把生鐵蛋子朝地上一丟，任務就算是完成了，鬼知道垛莊的煉鋼爐最終有沒有煉出鋼來。
不管怎麼說，共產主義是管飽的，16歲的父親在共產主義的陽光雨露下屁顛屁顛地幹得很高興，而他的共產主義覺悟也日復一日地在提高。就是這個時候，鄉里辦起了勞動大學，由於父親屬於當時的知識青年，便被抽調到鄉里的勞動大學「就讀」。所謂的勞動大學，除了晚上被集中起來唱歌之外，什麼都不需要學習，父親每天的任務就是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而且吃得很差，這讓他感到很有些吃不消，好在沒過多久又被抽調參加了村裡的青年突擊營，到王家莊去伐樹燒木炭，作為煉鋼鐵的燃料。王家莊是一個交通十分不便的山村，村子里長了上百年的大樹很快成了大躍進的犧牲品，父親所在的青年突擊營見大樹就殺，一直殺到王家莊再無可殺之樹，才轉戰到水泉峪村，使水泉峪的大樹成了第二批犧牲品。家鄉的山上原是茂密的樹林，自1958年的砍伐起，植被覆蓋率連年下降，迄今再未恢復生機，自我記事起，山丘便是光禿禿一片。
1958年就這樣過去了，對父親來說，1958年是繁忙的一年，但也是不再挨餓的一年，儘管到了1958年底村裡的糧食越來越少，但青年突擊隊的伙食供應還是能夠保障的，只是飯菜質量逐日下降罷了。
1959 年一開春便開始修水庫，村裡的青壯勞力被抽調到幾十里外的黃土山，將土地上的營生丟給婦女和老年人。所有我曾問過的家鄉老人都告訴我1959年是個風調雨順的好年景（1959年和1960年也不存在什麼自然災害），但由於少了青壯年勞力的耕作，加上共產主義大鍋飯的低效率，莊稼只能被馬馬虎虎地種上。與父親同住一村的母親當時只有10歲，在她的記憶中，這一年總是吃不好，但餓肚子的時間還不是很多，因為越來越多的男人被抽調到外面修水庫，村子裡吃飯的人少了。公共食堂依然在辦，但已不再允許過路人打秋風。至於村民家中的存糧，早就被以「挖老鼠洞」為名的搜糧隊搜走，沒有被搜走的，也不敢拿出來吃，由於擔心受到批鬥，即使在人快要餓死的時候，這些存在地下的糧食也只能繼續埋在地下。
雨季開始的時候，父親從黃土山回到家中，由於麥收剛剛過去，仍然沒有遭遇嚴重的飢餓，但與在黃土山水庫的生活待遇相比，伙食質量顯然在下降。不過，一項更大的水庫工程在雨季過後又開始了。這一次是在家門口修水庫，而且是當時的國家重點工程。自我記事起，這座如今被稱為雲蒙湖的岸堤水庫就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夏季裡，它是我童年生活的主要樂趣所在，但也殘忍地先後奪去了我家兩條人命。1959年，為了修建這座水庫，政府集中了方圓幾個縣大約7萬人（號稱10萬人）攔河筑壩。由於是國家重點工程，在當時全國已經普遍存在飢餓的情況下，被抽調到水庫工地的勞力們仍然可以有一口飽飯吃。這再一次減少了當地農民遭受死亡威脅的風險，不過，莊稼活更沒人做了（一些婦女也被抽調到水庫工地），到了秋季的收割季節，由於缺少勞力，有些生產隊索性用牛拉犁的方式刨地瓜，而剛剛被刨出來的地瓜，則被就地掩埋地下，算是被儲存了，這導致當時作為主食的地瓜大量變質腐爛，當嚴重的飢餓來臨時，村民挖出掩埋在地裡的莊稼，卻發現已基本上沒法食用。
修水庫的工作是艱苦的，作為農民他們不怕苦，但在冬季施工的時候，幾乎每個勞力都有過下水工作的可怕記憶。父親回憶說，天上漂著鵝毛大雪，人一跳進齊腰深的水裡，反而覺得很暖和，不想上來，挖完沙子後，一躍出水面，立時就會凍得骨頭疼，趕緊鑽進旁邊的帆布棚，將光溜溜的身子扎進柴草裡取暖--連把烘乾身子的火都沒有。「受的那個罪啊，沒法說。老人們說，修水庫給國家做出的貢獻，比當年支前還多。」由於總是下水工作，民工們身上的皮膚裂開了魚鱗口，一到晚上睡覺，就又疼又痒。
不管怎麼說，受苦受罪和死亡相比，總還是仁慈的。家鄉的許多老人都曾對我說，也許正是因為修水庫所受的這份苦，使村裡終於沒有發生餓死人的事情，為了保障重點工程的順利進行，政府總要讓這些壯勞力活下去的。
但1959 年底到1960年的可怕飢餓還是到來了。不參加修水庫的老人和婦女從夏季就開始挖野菜、摘樹葉，摻著糧食做飯，可是到了冬季，野菜和樹葉都挖不到了，人餓得頭昏眼花。十幾里外的劉官莊（巨山）一帶不時傳來餓死人的消息，父親的姥姥就是劉官莊村的，姥姥來村裡討過飯，但盡量避免從女兒家中走過。後來父親瞭解到，劉官莊發生的餓死人現象主要是在老年中當中，為了孩子們能夠活下去，老人先是吃樹皮，後來就吃觀音土，肚子漲得老大，卻沒任何營養，餓死前連觀音土都吃不上，抓起地上的黃土就吃，死的時候，手指仍然深深插在泥土中。
因為即將成為庫區，大規模的移民開始了，這再次降低了飢餓給村民帶來的死亡威脅。當時村裡大約有500口人，按照上面的計畫，要遷移到黑龍江省海倫縣約200人，其他人搬到高處的山坡上居住。山東人戀家，很少有人願意離開故土，但上級已經制定了搬遷的標準，家中沒有老人的家庭首先被編入遷移隊伍。當時，我的老奶奶（父親的奶奶）已超過70歲，所以全家可以不必背井離鄉。但母親家中的老人身體還硬朗，卻是要遷移的，於是母親隨家人去了東北。但不到一年，移民紛紛回返，母親又隨家人回到時代居住的村莊。假如沒有這種對故土的眷戀，我的父親母親將不會在多年後結為夫妻，也就不會有我的出生了。
移民開始前村裡還發生了一件悲慘的事，有一戶人家做了豆腐準備帶在路上吃，把豆腐渣用來請客，一位前來道別的臨村的親戚好並不容易見到吃的，猛往肚子裡塞豆腐渣，吃完後一喝水，豆腐渣便在胃裡膨脹，結果剛出村口就漲破肚子而死。
由於部分村民的離去，村裡的糧食壓力有所減小，但父親仍然餓得要命，麥糠、野菜、樹葉都已吃過，到了冬天，糧食越來越少，加上又有很多村民從黑龍江返回，飢餓的威脅更加嚴重。食堂已經停止，村裡每五天一次向村民發放糧食，當時父親已擔任村裡的統計員和糧食發放員，經常餓得直吐酸水，有一次餓昏在村部，但他告訴我，自始至終沒有多拿過村裡的一粒糧食。我對父親的講述表示懷疑，可他卻說那麼做並不奇怪，當時的政治宣傳工作的威力，即使在飢餓面前，仍然是有效的。
到了1961年，移民黑龍江的村民已多數回返，糧食越來越不夠吃，在那個漫長的飢餓時期，農民只好依靠他們特別能吃苦的身體硬撐。由於水庫蓄水，家園已經淹沒在水裡，所有的村裡住在山坡上臨時搭建起的草棚裡，野人一般地生活著。他們不知道飢餓何時才會結束，也看不到生活的希望。只是出於動物的本能，四處找點什麼東西吃，爭取活下來，便成了他們唯一的願望。男人瘦得像猴，成年女人絕了月經，孩子發育不良，這一可怕的狀況直到1962年的「三自一包」政策開始後，才開始有了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