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九德」到「十思」
《尚書•皋陶謨》中，皋陶跟大禹討論如何選拔官員，總結出了「為政九德」：「寬而栗，柔而立，願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皋陶認為，理想中的官員應該具備以下九種德行：寬宏大量而又嚴肅恭謹，性情溫和而又有主見，態度謙虛而又莊重嚴肅，具有才幹而又辦事認真，善於聽取別人意見而又剛毅果斷，行為正直而又態度溫和，直率曠達而又品行廉潔，剛正不阿而又腳踏實地，堅強勇敢而又符合道義。
「九德」可以說是官員道德水平的理想境界。對於一般人來說，很難天生就具有這九種美德。怎麼辦呢？古人也替我們總結出了修煉「九德」的方法——
魏徵在《諫太宗十思疏》中以「十思」勸諫唐太宗李世民，這「十思」就是通往「九德」的路徑：「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懼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
大意是：看見特別喜好的東西，要想到知足以自我約束；將要大興土木，就要想到適可而止，以便能使百姓安寧；想到身居高位的風險，就要想到低調做人以加強自身修養；害怕自己驕傲自滿，就該想到像大海一樣處於百川之下，心胸博大；樂於打獵遊樂，應想到古人「打獵只能圍三面，網開一面」的規定，知道凡事不可過度；害怕自己懈怠懶惰，就自始至終都要謹慎；怕受欺瞞，就要想到虛心接受他人意見；害怕邪惡之人聚集在身邊，就想到要自身先正直，然後才可斥退邪惡之人；要給別人以恩惠，就要想到是不是因為偏愛而錯誤地獎賞；將要實施懲罰，就要想到是不是因為生氣而濫用刑罰。做到這十個方面，擴大「九德」的修養，一定會得到很多補益。
清•瀋源《魏徵》
當年，唐太宗對魏徵的「十思疏」十分讚賞，親寫詔書嘉許魏徵，並把這篇文章「置之座右」，以警策自己。時代在變遷，但「九德」與「十思」依然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待漏之時想什麼
時光到了宋朝，著名文學家王禹偁寫了一篇有名的文章《待漏院記》，這也是一篇探討官德的文章。
王禹偁是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公元983年）進士，曾任知制誥、翰林學士等職。他以直言敢諫著稱，曾三次被貶，但仍守正不阿。
王禹偁
「待漏院」指的是百官在宮門外等候早朝的地方。古代用銅壺滴漏以計時，宰相及百官須待漏盡、宮門開啟才可入朝，因此，百官在宮外休息的地方就被稱為「待漏院」。《待漏院記》一文就是通過官員在待漏之時想什麼這個問題來探討為官之德的。
文章說，賢相忠臣在待漏院等待早朝時想到的是：「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辟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即如何使老百姓安居樂業，如何使四方少數民族歸順朝廷，如何使戰亂盡快平息，如何使荒蕪的土地得以開闢，如何使在野的賢人得以重用，如何將姦佞小人逐出朝廷等等。這些官員顯然是心系蒼生之人，其官德當然值得嘉許。
可並不是所有的官員都如此。另一部分官員在待漏之時想的則是另外的事——姦佞之臣想的是：「私仇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奸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詞以悅之；群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他們想的是如果報私仇，如何得到子女玉帛，如何黨同伐異，一句話，他們想到的是一己私利。與前相對，高下立判。
《待漏院記》雖然通篇沒有一處提到官德，但卻抓住了官德的關鍵之處。修官德的關鍵就在「起心動念處」，如果一個官員起心動念是為百姓蒼生著想，那麼這個人的官德一定頂呱呱；反之，若一個官員時時處處想的都是如何謀求個人私利，那麼不論他如何作秀、掩飾，最後一定會以權謀私、徇私枉法。
閱江樓上思什麼
明朝初年，朱元璋下詔在南京修建閱江樓，並讓文臣宋濂為此樓寫一篇慶賀文章。宋濂寫了《閱江樓記》，在有限度地歌功頌德之餘，重點還是勸諫朱元璋要修「官德」。他說，皇帝下詔建這座樓，是為了「與民同遊觀之樂」。接著又具體說皇帝登樓觀景應該怎麼想，其一，在閱江樓上看到大好山河，應該想該如何保住江山，「見江漢之朝宗，諸侯之述職，城池之高深，關隘之嚴固」，則「中夏之廣，益思有以保之」；其二，在閱江樓上看到遠方少數民族的船舶航行在長江上，應想到如何懷柔天下，「見波濤之浩蕩，風帆之上下，番舶接跡而來庭，蠻琛聯肩而入貢」，則「四陲之遠，益思有以柔之」；其三，在閱江樓上看到兩岸人民辛勤勞作的身影，則要想到如何安民，「見兩岸之間，四郊之上，耕人有炙膚皸足之煩，農女有捋桑行饁之勤」，則「萬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
舉了上述三種情形之後，宋濂說：「觸類而思，不一而足」，意思是說，像這樣應該不斷想到皇帝職責的情形還有很多，就不一一列舉了。反正我知道皇帝建這座樓的目的是要借外物引發感慨，寄託治理天下的宏偉理想，哪裡只是為了欣賞風景呢？甚至，宋濂還特意提到了歷史上的幾個反面例子：南朝陳後主、唐恭王等人也曾在長江岸邊建過很有名的樓閣，可因為樓閣只是皇帝個人的享樂之地，所以沒過多久就國亡樓毀了，「彼臨春、結綺，非不華矣；齊雲、落星，非不高矣。不過樂管弦之淫響，藏燕趙之艷姬，不旋踵間而感慨系之。」「臣不知其為何說也」，我實在不知道他們這些樓有什麼好說的呀。行文至此，勸諫的意味已經非常明顯了。
由古之「官德」想到的
《大學》開篇就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此句上來就將「親民」與「明明德」——也就是為官與修德——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接下來論述：「古之欲明明德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這段話道破了中國傳統文化中一個極其重要的特徵：道德倫理本位。中國古人的宇宙觀、人生觀、社會秩序感甚至是家庭生活，方方面面都有著鮮明的道德倫理烙印。
這種文化特點自然要求中國古人重視官員的道德建設。從上述幾篇文章我們也可以看出，中國古人有一種能力，那就是善於「移情」——把對外部事物的感受轉化成個人內心的道德情感訴求，只要這種道德情感訴求超越了個人享樂層面而與責任、理想產生良性互動，便可達到「誠意正心」的修身目的。這種辦法的好處就在於修身修德不受空間、時間等外部環境的制約。正如范仲淹在《岳陽樓記》裡說：「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可以說，若能把握住這個核心，任何人都能通過堅持不斷地「修身」，達到比較高的思想境界，正所謂「吾思仁，則仁至矣」。
但是，道德倫理從來都是個軟約束，它所能約束的是有敬畏之心、有羞恥之心的人。若碰上一個道德虛無主義者，再好的道德教化都沒有用。另一個致命的問題是，任何社會都是「流俗眾，仁者稀」，真正具有高潔的道德操守之人注定是少數。對大多數人來說，他們雖然在心底也讚賞有道德有操守的人，但若遇到較大的利害考驗，他們心中的道德感往往不足以抵制誘惑，所以就經常發生「經不住金錢和美色誘惑」之類的事。
現代人看到了道德約束「偏軟」，「靠不住」的弱點，所以才不斷呼籲加強法制建設，加強對官員的監督力度。這些自然是對的。但一定要認識到，加強對官員的監督力度與提倡官員修「官德」之間並沒有牴觸之處，相反二者倒有相輔相成之妙。當今社會，很多人對古人所講的「修齊治平」的文化理念已缺乏服膺之心，對傳統文化也已相當有隔膜，而現實社會的利益誘惑又是如此之大，所以企圖僅憑道德教化就讓人「回頭」已經不現實了。所以必須「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硬體方面要大力推進位度改革和法制建設，「把權力關在籠子裡」，軟體方面也不妨提倡「官德」，讓官員重視並逐漸學會修身。
提倡「官德」，有現實針對性，也有歷史文化依據。但我們也一定要看到「官德」的侷限性及某些可能出現的誤區。
其一，萬萬不可因提倡「官德」而忽視了制度改革，忽視了法制建設。相反，只有加強了制度上的硬約束，道德的軟約束才更容易落到實處。
其二，「官德」也好，「民德」也罷，凡屬道德範疇的事，就盡量保護軟約束應有的彈性空間，而不可再將其「硬化」。最近幾年，隨著「國學熱」的興起，有些地方將傳統道德納入官員升遷考察的標準之中。應該說，相關部門做出這些規定的初衷是好的，意在督促官員「修德」。但是，在具體操作層面上必須注意如何衡量、區分。否則，一味地將軟性的道德「硬化」為提拔指標，有將道德功利化、庸俗化的嫌疑，同時還容易催生出種種偽善之舉，與「誠意正心」的修德要求背道而馳。道德最可貴的特點就是它是一種訴諸人們內心的自律力量，它真誠恭敬，有彈性，有尊嚴，還有美感，若將這種自律改造成硬邦邦的他律，那它就不僅會失去美感、尊嚴和彈性，而且容易帶來偽善和欺騙。中國歷史上曾經用「舉孝廉」的方法選拔過官員，但弄到最後，「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用最提倡道德的方法選拔官員，結果選拔出來的恰恰是最沒有道德、不學無術的庸才。這樣的歷史教訓可謂深刻，我們今天焉能不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