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04月05日訊】比起臺灣島的「反服貿」事件，我更關心核安全，理由很簡單：我不經商，也不想去臺灣「搶」人家的飯碗，更無意長期居留臺灣——古人說得好「梁園雖好，非久戀之家」;而核安全卻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我們每個人都可能受到威脅。
3月8日全臺灣舉行反核電大遊行，白天我按預定行程參觀，晚上跑到「總統府」前面的凱達格蘭大道看反核電大集會。警察冒雨在會場周邊「維安」，民間組織者在台上發表演講，然後是反核電歌舞表演。確實秩序井然，我當時很佩服臺灣民間運動的組織水平和民眾的自律意識。
其實，這天的遊行集會早有預告，很多公共場所有宣傳品。其中最有份量的宣傳品，是臺灣「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 Mon Loves Taiwan」的「特急件 TO臺灣媽媽」，圖文並茂，充分說理又很煽情，講在臺灣反核電的理由。從四個核電廠的選址問題，到它們歷年已出現的建設與管理事故，到臺灣現有的電力供應能力……原本質疑反核電是否理性，是否不切實際地追求絕對安全的我，也似乎被說服了。須知，「不做下一個福島」之類的煽動性話語對我是無效的，因為我知道，日本即便出了福島核泄露事故，也沒有斷然宣布廢棄核電，而在全民討論中。雖然德國宣布了廢棄核電，但美加法英並無廢核電的打算，英國還要與中國法國合作在本島開發核電呢。
臺灣民間那些廢核宣傳品是那麼有說服力，我真為馬英九和他的執政團隊「捉急」，他是怎麼為開發利用核電做群眾工作的呢?他們肯定也有宣導努力，可惜聲音似乎被廢核的蓋過了。
3月14日在廣州中山大學看日本記錄片《井下送葬隊》，講的是北海道夕張煤礦1983年被關閉的故事。我問製片人(當時是電視記者)後籐篤志先生，這些煤礦關閉的原因主要是什麼?是資源枯竭，還是能源政策改變?他說主要是能源政策變了。他把新傳媒與能源相聯繫，煤炭——收音機，石油——電視機，核電——因特網，用這種對應關係說明科技的進步。他的這種觀點是否代表了日本多少人的想法，不得而知。反正，不能輕言棄核應該是共識，雖然日本特殊的地理條件，如何保障核安全的確是大考驗。這是一個風險評估、利弊權衡和如何興利除弊防患未然的問題。
最近習近平出席了在荷蘭召開的核安全峰會，會議通過了《海牙公報》。與會各國在此前幾屆峰會的基礎上達成的共識，包括各國繼續減少高濃縮鈾和鈈的總量，以防止恐怖份子掌握製作核武器的材料;各國嚴格保證放射性材料的安全，以防製造「髒彈」;國際社會加強信息的溝通與合作等。顯然，這裡討論的核安全，主要是如何防範核恐怖襲擊。
其實，據最近一期《南方週末》報導：
與核安全峰會幾乎同期進行的，還有核知識峰會(NKS)和核工業峰會(NIS)。
看上去不怎麼重要的NKS和NIS，類似於「敲邊鼓」的「邊會」，從第三方機構和工業界的角度，通過發布研究報告、宣揚商業機會等方式，間接影響、遊說核安保主會場的議程。
從參與兩大「邊會」的表現來看，中國還是習慣於在國際場合「少說多做」。而在哈佛肯尼迪學院貝爾弗科學和國際事務研究中心的張會博士看來，這種低調謹慎跟國際場合中大家普遍的做法很不一樣。
NKS的一場發布會上，一家韓國研究機構KINAC藉機會不遺餘力宣傳韓國在建設核安全示範中心方面的成就。當時，坐在台下的張會聽後的第一反應是，中美合作在華建設的核安全示範中心「比韓國這個大多了」，但NKS的會議上除了他和少數的中國記者，很少看到中國代表，更談不上在會上主動發言。
而在核工業峰會的正式參會代表名單中，中國工業界的唯一代表就是中國核工業集團(CNNC)。
「我去拜訪時跟他們說，要更多信息公開、更多透明，否則做了很多國際上並不知道。」張會還提到，早在2008年時中國就有了專門的核材料運輸管理條例，但一直沒有公開。
2012年首爾核安保峰會後，不少國家承諾要加強預防核物質的走私，這項名為「禮物籃子」(Gift Basket)的行動要求各國增強輻射探測能力。
一家國際機構統計各國往「禮物籃子」裡扔的東西時，沒有發現中國方面的情況。而事實上，中國已經完成了兩座高濃鈾研究堆的退役，正把另一座改造為低濃鈾，此外還在幫助非洲國家迦納改造一座研究型反應爐。而高濃鈾正是武器級的核材料，高濃鈾變低濃鈾正是三屆峰會以來一直堅持、減少核恐怖主義的正確做法。為了打擊核材料的非法販運，中國已經配備了覆蓋陸路、海運、空港等各類口岸的輻射探測設備。
「中國已經給籃子裡扔了不少東西了。」中核集團董事長孫勤對記者解釋說，沒有出現在由相關國際機構出版的《核安全峰會進展報告》上，「可能是具體工作銜接上的問題。」
事實上，中國在本屆核安保峰會上，也有一份自己的《核安全領域的進展報告》，中英文雙語，起止時間也是首爾會議之後。但這份材料只出現在海牙核安全峰會中國代表團新聞辦公室的桌子上，這個獨立區域有告示指引，前往採訪的大多情況下都是中國記者。
一位錯過了24日上午的一場中國發布會的荷蘭記者抱怨說，「峰會的官方App上沒有顯示這場中國的發布會，我從Facebook上一位印尼記者拍下的紙質通知上又沒看到具體時間。」
由於荷蘭承諾要辦一場「無紙峰會」，會議所有議程、新聞發布，都在手機App上公布。而中國代表團在峰會期間一共有兩次新聞發布，都不在App上，舉辦地也都在「中國角」而不是主新聞發布廳的特定房間。(記者馮潔)
……
我真的不明白，中共政府為什麼要這樣。
就國內事務而言，鄧時代的「不爭論」，主要指的是不在意識形態領域搞「姓社姓資」的大辯論，虛耗時間。而公民參政議政的民主權利，在新世紀一再被宣示，承認公民的政治權利從知情權到決策權、管理權、監督權一樣不能少。雖然做得如何是另一回事，但在網際網路時代，一項重大法律和政策出臺，一項大型工程啟動，討論和質疑的人很多，從建大壩、PX的抗議聲音，到退休年齡是否應該延長，這類例子很多。假如南水北調這樣的重大工程是在現在啟動，我相信也不會像從前一樣，不經社會討論就可以悄然上馬。
「民可，使由之;民不可，使知之」，總得給人民一個做與不做的理由。
那麼，涉及國民命運與世界和平的核安全，怎麼可以只做不說呢?
中國花了那麼多錢搞「大外宣」，卻在這方面做了也不說，誰能告訴我，這是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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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烈山：回鄉知青。1995年10月加入《南方週末》，曾率先在中國大陸辦起時事評論版——「時事縱橫」。雜文家(曾以雜文集《一個人的經典》獲第三屆「魯迅文學獎」)、時評家(從1996年——2001年，連續5年在《南方週末》撰寫時評專欄)。退休前為《南方週末》高級編輯，現為雜誌書《白紙黑字》主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