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哥」在其香港的辦公室。
【看中國2014年05月20日訊】（看中國記者李木子編譯報導）據英國《電訊報》5月18日消息，在天安門大屠殺25週年到來之際，一個香港的黑社會人士第一次完整的講述了他幫助133名學生和知識份子逃離出共產黨魔掌的故事。
25年前「六哥」擁有香港最快的裝配四個舷外發動機的快艇，超過了邊境的警方。他知道最好的走私路線是珠江三角洲航道周圍的島嶼和水路，同時他還有一幫能夠為他出生入死的「兄弟」。
在天安門血腥的大屠殺後，共產黨要追殺學生抗議活動的領導者，於是在香港的活動家就開始小心翼翼的與黑社會老大接洽。
二十年後，「六哥」在他香港市中心的小辦公室裡第一次接受採訪，對西方媒體說：「大屠殺的一週後我們在香港九龍的一家賓館見了面」。
當時房間裡會面的是兩個因天安門學生事件被封殺的電影明星鄧光榮和岑建勛。本名陳達清的「六哥」說：「他們問我是否願意參與幫助學生們逃出來，我只說了好，我知道有風險，但是我知道如果我對此考慮太多，我就無法做決定」。
他說：「那天晚上，我回到辦公室後寫了一份18頁的計畫書，概述了我們將如何操作這次逃亡，我們需要什麼，使用什麼標記和暗號。我選擇了‘李成功’作為逃亡者的暗號，因為中文‘成功’的含義是success」。
隨之而來的是一系列令人難以置信的逃亡行動，由政治家活動家、像「六哥」這樣的黑幫和西方外交官策劃，在中共當局的眼皮底下，將至少150人秘密運送出中國，先是到達香港，然後轉到英國的屬地，最後抵達法國和美國。
「六哥」的計畫書
支持者天安門示威的香港聯盟主席、現任香港工黨領袖李卓人說：「政治家與黑幫聯手，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結合，但是卻成功了。唯一能夠實施這一行動的人並不是我們，我們籌措資金，然後像「六哥」這樣的人，他們有完備的走私系統，而我們沒有。沒有任何其他方法可做這樣事情，當然我們為每一個逃亡者出資，越是有名的人價錢就越高，如同在香港的任何東西，都有一個市場價」。
這次援救行動後來被稱為「黃雀行動」，但整個細節從未披露。
即使到了現在，「六哥」還是會擔心被牽連到一些組織者。他說：「沒有人再追殺我了，但我不確定其他人如何。我很少談及這件事，許多人都已經忘記我曾經參與過，我也不想要得到什麼名譽，還有很多人都參與過」。
天安門大屠殺事件，奪走了成百上千的生命，現在中共卻將這個記憶從現代中國的意識中抹去。幾個月的抗議，1989年6月4日凌晨血腥鎮壓的傷疤如此之深，永遠留給了共產黨。
當中共解放軍到達北京中心，士兵們向手無寸鐵的民眾開槍時，深深的刺痛了「六哥」。他說：「我在電視裡看到屠殺景時幾近暈了過去，我的親戚只能把我送去醫院」。
那一刻，他想到了自己受迫害的經歷，由此促使了他參加這個危險的救援行動。
1971年，「六哥」從廣東遊了九英里到達香港以逃脫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他曾是一個印刷毛澤東語錄印刷廠的科長，但中共還是將他打為反革命，最後他不得不偷渡出來。
現在，「六哥」的名片上看不出一點點他曾是黑社會的痕跡。他列舉了名下的幾個公司，只贏企業，懿德外資銀行有限公司和豪華門有限公司。他說：「我已經退休很長一段時間了，我現在只是依靠資產的租金來生活」。
「六哥」現年70歲，左胳膊略顯笨拙。1996年，他在食攤吃飯時被四個手持利刃的殺手圍攻，失血4公升，重症病房的醫生擔心他可能會終身癱瘓。
但1989年時，他是一個有名的走私犯。他說：「我只是一個小老闆，但我是相當有名，因為我發明瞭一些最有效的走私技能」。
天安門抗議之前，他從香港往大陸走私汽車、汽車零部件及「任何高關稅的進口物品」。他說：「我們在美國買二手車，每輛從20萬港幣倒到30萬港幣，我們把汽車車從國際水域運出來，然後用起重機吊到快艇上」。
為了救援任務，他組織了十人團隊。他說：「一個是我的弟弟‘老七’，其餘的都是能夠為我出生入死的弟兄」。
一旦香港聯盟的人士確認目標身份，「六哥」團隊負責安排快艇。他說：「香港聯盟只是給了我名單、接頭地點和使用的暗號，我來負責偷渡」。
「這次逃亡大約花費1千萬港元，大部分資金由香港聯盟集資，但我也出一些，其他領導人也有出一些。大部分的錢都花費在駕駛快艇的人身上，一部分賄賂大陸官員，在中國，有錢能使鬼推磨，沒有錢做不成任何事情」。
他救的人當中有身價千萬的投資銀行家李錄，中國四通科技公司創始人萬潤南，首要21人通緝名單中的二號人物吾爾開希。
2007年李錄在一封給「六哥」的信中寫道：「我對你感到欽佩、感激和愛戴。世界各地的人將長期記住你，能夠認識你是我莫大的榮幸」。
李錄的感謝信
他還收到了一個在紐約的中國商人李林的感謝信，「除敬佩之外，以後有什麼吩咐，請開尊口」。
李林的感謝信
偷渡脫險的學生和知識份子記得，他們在大陸一個安全的房子裡集合，然後在黑暗的掩護登上快艇，有時會中途停靠島嶼上以等待安全進入香港。現年72歲住在美國馬里蘭州的作家嚴家祺說：「我們當時躺在甲板下，在我們高速衝向香港時，周圍有一些船來保護我們」。
現年57歲的波士頓律師項小吉說：「我們被告知，以後有人向我們出示印有公牛頭像的匯豐鑰匙圈，我們就必須跟著他們走」。
在香港，他們被帶到西貢的一個安全地方。李卓人說：「我們幫助他們通過使館，申請政治避難，幫他們買飛機票，給他們錢。其中一個還在我家住了幾個星期」。
李卓人補充說：「法國幫得最多，英國擔當了香港政府的角色，篩選進來的人，並決定他們是否有資格尋求政治庇護，法國大約幫助了100個人離境。他們中有些人在這裡只停留很短的時間，有些人則停留很長一段時間。在通緝名單中有名的人幾天就能出去，但是其中不是很出名的人，有些只能等待一年」。
法國領事館開始發籤證給這些流亡者，不必等待來自巴黎的批准。
據知情人士透露：「有時，一些決定並不需要一個很正式的過程，當地領館就可以決定」。
他補充說：「那年是法國大革命二百週年，它在人權方面是頗有象徵性的，在那個時候沒有人會真的在乎這是否會讓中國沮喪。我個人有一種感覺，中國遲早將對這次大逃亡不勝感激，因為他們只是學生和知識份子，屠殺他們會徒增羞恥」。
這位知情人士認為，如果在香港的中共間諜知道這次行動，看來他們也沒有報告給北京：「當時香港和北京之間有一些分歧，沒有任何泄漏，有時做一些秘密事情的最好辦法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進行」。
儘管「六哥」和其他參與者相信，當時在南方的中國官員對於這次營救視而不見，或者是他們已經被收買，或者是因為他們同情這些學生，但整個逃亡行動並非沒有危險。
「六哥」的倆個手下與另一艘船相撞後死亡，另倆個因中國警方臥底行動後被監禁。
「六哥」說：「還有一個人叫羅開星，現在已經去世了，他是負責收集情報的。當我們去接陳子明時，陳實際上已被逮捕，但警方透露給羅一些假情報，所以我的兩個人出現時，警察正在等候他們」。
李隆慶和李佩成在被抓後坦白，告訴了警方逃亡的事情，之後他們被判處六年徒刑。他們被監禁也使「六哥」的營救行動告一段落，然而其他人則繼續運作了好幾年。
（譯文有刪節，點擊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