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原來這麼「搶手」（下）(多圖)

（接前文）

日本的「中國夢」與越南是同一型的——桀驁不馴型。早在中國的隋唐時代，特別是大化革新之後，日本基本上已「全盤唐化」，這其中自然也包括中國的「華夷觀」。當然日本是不甘於在外交上被「矮化」，更別說被視為「夷狄」了，因此也就有了國書中的著名歷史段子「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後來還有「東天皇問西皇帝」的好笑說法。

在自稱「中國」的同時，日本竟然還不滿足，還想廢掉唐朝的「中國」資格。在日本的正史《大日本史》中，大唐被看作和高麗、新羅、百濟一樣的「諸藩」（也就是「夷」），還說什麼大唐主動到「中國」（日本）進貢，「或懷歸化之心」，將遣唐使的歷史完全顛倒重組。

到了江戶時代，日本的「中國認同」已然邁上了一個新高峰，事實上，當時日本實際統治者幕府將軍的全稱就是「征夷大將軍」，誰有資格「征夷」，那當然只有「中國」了。當時的日本思想家籐田東湖認為日本是「神州之尊，冠絕萬國」，日本和中原王朝是「東土」和「西土」的關係，他警告日本人不要過於沉溺於「西土」文化，不然那就是「以華變於夷」，也就是說，日本才是正宗的「中國文化」。

葛兆光先生在《宅茲中國》中也說，日本中世紀源於佛教「天竺、震旦、本朝（日本）」的三國鼎立觀念，到了江戶時代已漸漸滋生出一種分庭抗禮的意識，因為明清易代的緣故，日本此時已生出了神道日本對儒家中國，真正中華文化對「蠻夷」清國的意識形態。

 

江戶時代的另一位思想家山鹿素行更過分，他在《中朝實錄》一書中翻來覆去的說明瞭一個觀點：天下萬國，只有日本與外朝（中國）可稱「中國」，更為關鍵的是，日本這個「中國」在各方面又全面超越了外朝那個「中國」，「海外之諸蕃，皆為中國（日本）之屬」。對於「中國」之爭，山鹿桑的最大心理優勢來自於天皇的「萬世一系」，而你外朝則是不停的換皇帝，「本朝知、仁、勇三德遠優於異朝」「日本方可稱為真正之中國」。

 

「日本方可稱為真正之中國」，日本的這套中國觀可不是說說而已，1862年一次日本「愛國誌士」襲擊英領館的事件中，這些打著「尊王攘夷」旗號的人事後理由就是「不忍袖手旁觀，為夷狄所辱，故基於尊攘大義，下此決心」。即使是明治天皇，也曾在詔書中說「其速正君臣名份之誼，明華夷內外之辨，以扶植天下之綱常」，而這個「華」，自然也是日本。

 

既然本文是以一樁中越外交爭端起頭，不妨也以一樁中日外交爭端收尾。據雪珥兄在《絕版甲午》中所述，1871年，中日在就《中日修好條規》談判時，日本代表團突然提出不同意清政府在條約中自稱「中國」，認為「中國系對己邦邊疆荒服而言」，要求只寫「大清國」。清朝代表團則反駁稱，「我中華之稱中國，自上古迄今，由來已久，即與各國立約，亦僅只約首書寫大清國字樣，其條款內容皆稱中國，從無寫改國號之例」。

 

這次「中國」之爭的結果是，李鴻章親自出面妥協，「漢文約內則書中國日本，和文約內則書大日本、大清」。

 

1871年，日本還在心心唸唸的為「中國」而爭，到了1894年的甲午戰爭乃至後來的抗戰，日本對「誰是中國」這個命題已逐漸喪失了興趣，此時的「中國」，也徹底失去了文明的感召力，日本、朝鮮、越南，這些當年自稱「中國」的爭奪者們，早已是避之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