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流亡：中國民主抗爭的聲音》
【看中國2014年06月02日訊】1989年，何曉清只是一個十七歲的高中生。但是對那一年春夏之交的記憶卻伴隨她至今，直接影響了她的學術研究和人生道路。在六四事件二十五週年之際。她出版了《天安門流亡：中國民主抗爭的聲音》。上個星期，她在加拿大各大城市做新書發行宣傳，本臺藉此機會採訪了她。
2008年，何曉清在多倫多大學獲得了博士學位。這本書的前身就是她的博士論文。她說，從一開始寫論文的時候她就希望它未來的讀者不僅限於學術界，希望能讓更多的人聽到那些「被沉默」的聲音。另外，二十五年過後，事情的真相變得面目模糊，這使她有一種迫切感。
六四是一個分水嶺
《天安門流亡》中有一句話：「如果不理解1989年的春天，就不可能理解今天的中國。」 何曉清認為，1989年六四事件是一個分水嶺。在此之前的八十年代，儘管物質貧乏，但是人們充滿希望，政治環境也比較寬鬆。1989年示威者走上街頭，目的並不是推翻政府。這不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革命，而更像是儒家所講的「進諫」，希望統治者進行改革。但是在一夜之間，他們發現自己要面對坦克和槍彈。後來的犬儒主義、民族主義和物質主義都源於此。所有對1989年有記憶的人都或多或少受到它的影響。
何曉清說， 如果為了一個所謂更高的目標可以犧牲人的生命，為了賺錢可以不擇手段也不奇怪。所以說目前社會公德和社會信任的缺乏和1989年也是有關係的。六四以後，被扭曲的不僅是歷史，更重要的是扭曲了價值和人心。
流亡者：得到天空，失去大地
《天安門流亡》名列「Palgrave口述歷史叢書」，其主要內容是對易丹軒、瀋彤和王丹三名前學運領袖的採訪錄。但是書中也有相當的篇幅是關於普通流亡者的。何曉清形容他們是「得到天空，失去大地」的一個群體。其中一部分人在六四後離開中國，另一部分人在學運發生時已經身在國外。他們或是選擇了自我放逐，或是由於參與海外民主活動和為死者家屬募捐而從此被禁止回國。
何曉清和這個群體交往多年。她說，二十五年後，他們從年輕學生變成四五十歲的中年人。和每一次社會運動過後一樣，參加者中有人會放棄，有人會繼續，有人不再在乎，有人須臾不忘。這是一種很正常的狀態。民主最大的意義就是讓每個人有自己的選擇。
何曉清
她說，對六四的記憶並不僅限於那幾個著名學生領袖的記憶。她在寫這本書時刻意把一些普通小人物的故事包括進來。他們至今仍在堅持，仍然在付出代價， 生活也因此受到影響。兩年前，一位七十多歲的「天安門父親」在六四二十三週年前夕自盡。何曉清說，他的死提醒我們，六四沒有結束於1989年，而是一直延續到今天。八九年改變了很多人的生命軌跡，影響到他們後來的個人選擇。
「天安門母親」等團體二十多年來一直在幫助六四遺孤和死者家屬。何曉清說，在美國有八萬多人因六四事件獲得綠卡，在加拿大也有六萬。儘管不能強求，她還是希望大家對那些仍然在為八九年承受苦難的人多一些關心。
何曉清幾年來一直在哈佛大學開設關於六四的夏季研討課。為什麼選擇不斷地講述？她回答說，因為事情並沒有結束，因為沒有真相就沒有和解。 她引用米蘭.昆德拉的話說，人類對抗強權的方式就是以記憶對抗遺忘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