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06月22日訊】按：王唯先生，1933年生於北京。父親王藥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著名中醫，是小兒金丹片、牛黃解毒片、銀翹解毒片、桑菊感冒片、霍香正氣水等著名家庭常備中成藥的研製發明人。他研製的外傷特效藥療救過無數抗日將士。1954年北京市委書記彭真親批住房供王家使用。1952年至1953年，王唯作為中共派遣的十世班禪喇嘛的聯絡秘書駐日喀則兩年。1958年至1979年，王唯當了21年的囚徒和勞改犯，其中有4年被單獨關押在一個長寬高各2米的石頭屋子裡。王家一門三右派。1989年「六四」鎮壓之後，在軍事博物館搞了一個「平暴展覽」，媒體大肆報導。一進館門院子裡擺著的那一輛轎車，就是老王家最小的兒子，王唯的七弟王譽虎當初借給學生專用的。它可能是「六四」期間學生領袖們惟一的一輛「公務車」。
一、從北京到拉薩
我是中國海軍軍官學校第14期赴美班的學員，當時只有15歲。是少年海校，那一次招了400多人，光北京就招了100多人。按計畫，在青島受訓一年，再到美國邁阿密海軍訓練團訓練3年，就算畢業了。青島訓練期滿，我們的軍艦到了上海，準備接下去就到美國。當初報名參加海校，是背著母親自己偷偷跑出來的。就要去美國了，心裏七上八下的。當時我大哥在上海工作，我就想去見大哥一面。大哥跟我說，去美國你想不想母親啊？我說當然想了。他說：「想就不要到美國去了。再說，在中國當海軍有什麼出息呀，連海軍部都沒有，要不就脫離海軍算了。」他這麼一說，我動搖了。他告訴我，現在有一艘船，是招商局的江漢輪，明天早上就起錨，坐這艘船到漢口找父親去吧。當時我父親在漢口行醫。當時我在海校裡有幾個把兄弟，他們也說，既然你不願意去美國，那就算了。
當晚一個把兄弟值班，他放我下了軍艦。次日早晨8點鐘，我趕港口。那時我還穿著海校的校服，他們看我是海軍，連船票也沒要。
到漢口才知道，父親已去衡陽了。我又坐火車到衡陽。父親也不在衡陽，而在衡陽農村，在我小媽家。小媽家是衡陽當地的大地主，她的父親是國民黨上將。我沒有繼續尋找父親，就在父親的一個朋友家裡住下了。此時正趕上黃埔陸軍軍官學校在湖南招生，我就報考了。我野心很大，心想當海軍最高也就當個艦長，要想有更大發展，還是要參加陸軍。
我考上了黃埔湖南分校。當時國民黨一直在打敗仗，從湖南撤退到湖北恩施，還要繼續撤到四川。到了重慶，黃埔湖南分校就與黃埔總校第24期合併了。我們繼續撤退。到了宜賓，國民黨72軍宣布起義。72軍軍長郭汝槐是共產黨潛伏下來的臥底，當時兼任國民政府國防部第二廳（作戰廳）廳長。國民黨作戰廳的廳長就是共產黨的人，國民黨作戰的情況共產黨都知道，你說國民黨能打贏嗎？
那時解放軍的三個團一直在追我們，我們走到哪兒他們就追到哪兒，我們走小路他們也知道。當時我們都很奇怪，後來才知道，我們軍校的教育長也是共產黨的間諜。我們全被追散了。追到大渡河邊的沙坪時，我們的頭頭也被解放軍俘虜了。剩下的十幾個人，跑到涼山的一個大院壩，碰見一個農婦。她看我們才十幾歲，就讓我們別跑了，給我們煮飯吃，還把我們安排住她家樓上住下。
到了晚上，解放軍的一個連也住進來了。我們住上面，他們住下面，他們並不知道我們在樓上。當時我建議，現在我手裡還有4個手榴彈，把這4個手榴彈扔下去，然後趁亂逃跑。有個女同學當即就哭了起來，說她很害怕，現在情況已經這樣了，別扔了，也別跑了，我們就剩11個人了，把武器交了，和他們和好吧，我們回家。她一提議，大家都同意，我們就這樣做了。我們就喊話，說共軍兄弟，我們願意交槍。那個解放軍的連長就說：好，我們歡迎你們。我們現在正需要人，特別是有文化的知識份子。就這樣，在國民黨黃埔陸軍學校半年多，就又稀裡糊塗成瞭解放軍。這一天是1949年的12月19號。
我們被調入宣傳隊，駐軍在樂山的五通橋，然後就動員我們要支援進軍西藏。
1950年6月，我們從成都附近新津縣坐汽車往西藏開拔。幾個月後到達甘孜，在甘孜成立了西藏民族幹部訓練班，其中又有一個青年幹部學習班。我是該學習班的第一期學員，在那裡學習藏語，老師都是藏族人。有個老師是漢人，叫傅施仲，是劉文輝的乾兒子。
我們在甘孜停了一年多。昌都戰役（聽說解放軍死了六七百人）之後，我們繼續從甘孜向昌都進發。在昌都停了七八個月，等待解放軍與西藏軍的談判。當時阿沛·阿旺晉美是西藏軍的總指揮、藏方首席談判代表。
談判進行了三個多月，沒結果，中共中央決定挪到北京談。西藏方面沒人願意當赴北京談判的首席代表，說去北京談判，共產黨肯定會把首席談判代表殺掉。當時阿沛•阿旺晉美已經被解放軍俘虜，達賴方面就想，既然我們的阿沛已經在你們手中，那就派他當我們的首席代表好了。於是阿沛就這樣當上了中共與西藏北京談判的西藏首席代表。
西藏共有5位代表。在談判結束簽訂協議的時候，其他4位西藏代表都不同意簽字，阿沛同意。阿沛是首席代表，首席都同意了，其他人也無話可說，也就跟著都同意了。這樣，1951年5月23日，「和平解放西藏」23條協議簽署了。毛澤東特別就此下達一道命令，稱阿沛•阿旺晉美在和平解放西藏的過程中為祖國立了一大功，希望西藏軍區領導同志在政治上要特別看待他。後來成立西藏軍區，阿沛•阿旺晉美被任命為軍區第一副司令員，中將軍銜。
阿沛這輩子算是運氣好，每次都是逢凶化吉。當初與解放軍作戰，西藏方面沒人願當總指揮，覺得指揮與解放軍作戰等於送死。可是阿沛願當這個總指揮，雖然被俘，畢竟沒死。昌都談判，藏方沒人願當首席代表，阿沛說沒人干我干。首席代表，那是很高的銜位啊。他干了，也沒受什麼大害。北京談判，沒人敢當首席代表，他又當了，那地位更顯赫了。沒想到，毛澤東還專給他下這麼個指示。後來中國人一說西藏，就只知道阿沛•阿旺晉美了。憑著毛澤東這句話，即使文革時期，阿沛也沒有受到太大衝擊。
和平協議簽署，我們向拉薩進軍。走了一個月，1951年11月底到達拉薩。行軍途中，我的墨鏡丟了，得了雪盲症。眼睛腫脹，流眼淚，什麼也看不見。
離開昌都時，18軍統戰部長徐冰把我喊去，說要交給我一個任務，說這裡有兩個箱子，是毛主席送給達賴的禮物。他沒說是什麼禮物。到了拉薩，打開箱子驗收，是一對金燈和八個玉碗，上有「達賴喇嘛先生惠存·毛澤東贈」字樣，日期是1951年。我們私底下議論說，達賴才19歲，毛主席還稱他先生，覺得滑稽。玉碗是唐朝的，金燈是北京現做的。後來由張經武代表毛澤東把禮物轉交給了達賴喇嘛。張經武原是毛辦主任，他是經香港、印度到的拉薩，不是隨軍進的藏。
二、在日喀則的兩年
不久，我被調到西藏軍區幹部學校第一期學習。當時軍區的幹部說，這個學校是我們的幹部倉庫，從這裡出來的人以後都要有重大的任務擔當。那一期有30多人，我的語文、繪畫都是第一名。他們有意把我定為十世班禪的秘書。
1952年初，班禪從西寧塔爾寺回到拉薩。班禪與達賴歷來有矛盾。大體說，班禪親漢，達賴親英。班禪有5個團（兵力），達賴有12個團，班禪是被達賴趕到塔爾寺的。共產黨之所以把十世班禪接回拉薩，表面上是希望他們和解，實際上是想讓他們互相牽制。
往日喀則。為了提高班禪的地位，北京方面給班禪撥了20萬塊袁大頭（銀元），用4匹騾子馱著。從拉薩到日喀則的路上，許多藏民聞訊都來朝拜班禪，每個來給班禪磕頭的藏民都賞一個袁大頭。母親背著孩子給班禪磕頭的，就給兩個袁大頭。
到了日喀則，我被正式任命為班禪的聯絡秘書，那時我20歲。還有一位和我一起工作的，叫郝家駒，他不懂藏語。班禪那邊有事找（中共）中央，我們就負責傳達給（中共）中央；（中共）中央那邊有什麼指示，我們就負責傳達給班禪。
我住的樓和班禪所住的樓之間有50米的距離。兩個樓一樣高。班禪起床後通常要在樓上晒太陽，我們彼此還能打招呼。那時我們稱他們是達賴集團或班禪集團。班禪集團的官員平常沒什麼工作，上班就是玩麻將。在清朝，班禪屬於一品大員，等級很森嚴。我們日常接觸到的只是他的五品官。比如看藏戲，就是五品官陪我們看。藏人看戲有個規矩，官越高坐的越高，從上往下看戲。我們也算是5品官的待遇。有一次我給在北京的母親匯幾十塊錢（銀元），北京郵政方面不相信，追蹤到西藏瞭解這幾十塊錢的根底。
我在日喀則待了近兩年，從1952年2月到1953年底。藏人叫我們「甲密」，就是漢人的意思。在此期間，雖然幾乎每天都能在樓上見到班禪，正式的會見卻只有一次。那次見班禪是由於慶祝解放軍建軍35週年。他們藏人都給班禪磕頭，我們穿著軍裝，敬個禮就算了。
在做班禪的聯絡秘書期間也參與處理過一些危機事件。班禪警衛團裡的西藏兵，脖子裡都帶著一種銀製的配飾，藏語叫嘎烏，裡面放著班禪的像。他們說佩帶嘎烏就可以刀槍不入。解放軍的一個警衛營長就說根本不可能，這都是騙人的，如果不信就試試。於是這個營長就把一幅嘎烏掛在一隻羊的脖子上，然後一槍打去，羊當然被打死。「怎麼樣？沒有刀槍不入吧？」藏人當然非常反感，說這簡直是褻瀆神靈。「我們這嘎烏是人帶的，怎麼能戴在羊身上呢？」
我和郝家駒聽了他們的控訴，就向上面報告。上面來指示，要我們當著藏人的面宣布處分那個營長，留職察看。當然是做做樣子，背後調到其他部門完事。類似的事情還有。鷹在西藏是神鳥，不能打。一個營長舉槍打下來一隻鷹，他們就開控訴會，最後也是把這個營長調走了。此外我還親自參加過他們的天葬儀式。
我和郝家駒實際上是受公安部派遣的，但是在那裡不允許這樣講。我們的任務是要在那裡廣交朋友，做聯絡工作。藏人對我們都很客氣，看戲的時候每隔三五分鐘就會送點心過來，說是班禪賞賜的。我們當然吃不了那麼多，看完戲就打包帶著給我們手下的人，也就是那些派來伺候我們的藏人。他們非常感謝，因為這是他們的班禪老佛爺送的點心。
每天清早一起床，他們就送來滿滿一大杯煮開的牛奶，還經常送點心、巧克力給我們。他們上層人士想吃什麼都有，糕點師都是從外國請的。他們很有錢，除了當地的稅收，北京也撥款給他們，下層藏民自己捨不得吃，可是很捨得給他們上供。
1953年底，西藏公安處要我離開日喀則，到白狼宗（宗就是縣的意思）去做潛伏工作。說要在那裡潛伏30年，每3年可以晉升1級。白狼宗在西藏與尼泊爾、印度的交界處，當時還未「解放」，騎馬有1天的路程。為掩人耳目，上面指使我故意跟人打架鬥毆，然後就開大會公開宣布我因打架鬥毆開除軍籍。當時共產黨在日喀則有一個貿易公司，貨物都從那裡運送。上面起初準備派我和胡景福二人一起到白狼宗「做生意」，賠了算共產黨的，主要目的是瞭解當地的情況，看有什麼對共產黨不利的事情。胡景福曾是新四軍，1942年被國民黨俘虜過。這一點共產黨一直不放心，懷疑他是被國民黨派來的。
後來公安處又說不派胡景福了，就派我一個人去。我拒絕了。我說一個人到那完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連個照應的也沒有。處長就給我出主意，讓我就地找一個藏族女人結婚，既可以做幫手，又可以更深的打入。那我哪干呀！當時我是有女朋友的，也算是青梅竹馬，我們經常有書信來往，感情很不錯的。想找一個藏族女人是非常容易，可是那時藏族女人臉也不洗，思想上根本無法接受。
最後我與處長鬧翻了，實在難以從命，就給西藏工委社會部部長王華寫了一封信反映情況。進軍拉薩我得雪盲症的時候睜不開眼，王華就把他的馬讓給了我。王部長接到我的信，立即發了一個調令，把我調回拉薩。就這樣，我結束了在日喀則為十世班禪做聯絡秘書的工作。
白狼宗這個潛伏點很重要，怕我無意間泄露出去這個機密，就索性在拉薩也不要再待了，把我從拉薩調回了重慶，在西南公安部的西南幹部學校任職。這時已是1954年。
三、21年的勞改生涯
在西南干校，我和吳瑞珍住在一個房間。彼此熟悉之後，我們各自講了自己的很多事情，其中包括他原先從解放軍裡當逃兵的經歷。吳的叔叔是西南公安部的一位首長，名叫周興（他參加革命後起的化名）。不久，這位叔叔又把侄兒從干校調到西南公安部。吳走的時候跟我說：「小王，還是朝中有人好做官啊。」
1957年反右時間，我說共產黨也同樣搞裙帶關係，比如周興安插提拔歷史上有問題的侄子。我們學校的領導是周興的鐵桿兒，他們先是說我散佈流言蜚語，後來又說是惡毒攻擊中央首長——此時周興已經上調到北京公安部任第七副部長。這個結論我不能接受。他們讓我服個軟認個錯，就算了，我不幹。我說道明明是事實嘛，我認什麼錯！最後他們說我態度惡劣，把我關進監裡，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這時是1958年6月。
由於我一貫不認罪，再加上肅反期間有人告密，把我當初想扔手榴彈的事也抖露了出來，於是1959年3月2號宣布逮捕，罪名是組織逃跑集團罪，判刑5年。服刑地是四川鹽津縣。我們4中隊負責修建鹽津火車站，白天服苦役，晚上認罪學習，最主要的問題是吃不飽。
1959年7月份，我組織3個人越獄逃跑成功。那天夜裡，狂風暴雨，雷鳴電閃。我們的那個廁所是平房，趁著大雷雨，我們掀開房頂逃了。當時玉米已熟，可是沒人收，正在大煉鋼鐵，玉米都爛在地裡，逃出去倒是餓不著了。初逃出獄，我們趴在附近的玉米地裡一動不動，看著人們從四面八方打著松明火把追我們。天亮後我們才走出玉米地。
我用肥皂刻了一個章，寫個假證明，說我們是鐵道部門出來採購的。後來我們其中一個逃友偷南瓜時被抓，忍不住酷刑拷打，把我們供了出來。另一個不久也被抓，供出了我的逃亡路線。我扒卡車逃到自貢，想到那裡一個朋友家取衣服，再借點錢，然後到西藏去。剛到朋友家門口就被埋伏在那裡的人抓住了。這樣又給我加了4年刑，加起來就是9年，在昭通勞改科服刑。
勞改科有一個叫竇岐山的，是西南設計院的黨委委員、辦公室主任兼總工程師，後被打成右派。他不服氣，判了9年。一般犯人是到不了勞改科的，我也是因為給班禪當過秘書才被調到那裡。那個時候全軍區到處都是勞改隊，一個勞改科科長比一個軍長管的人還多。當時其他地方都吃不飽，只有勞改科可以吃飽。勞改科陳景昌跟一個豆腐廠簽有協議：豆腐廠的機器、汽車什麼的出了故障由勞改科修理，不用付錢。作為交換個條件，豆腐廠每天賣100公斤豆渣給勞改科。勞改科把豆渣和玉米麵混合起來給我們吃，我們就能吃飽了。勞改科大概有300多人，剛到勞改科的人個個都皮包骨，一兩個月後就都吃得白白胖胖的了。陳景昌當時真是救了很多人。文革時陳景昌被判6年刑，罪名是同情犯人，後來被活活折磨死。他的豆腐渣和玉米麵不知救了多少人！那真是個好人！我們這些犯人出獄後都去給他掃過墓。
我仍然不服罪，1962年他們就把我調到了羅漢壩，說不把王唯調到羅漢壩就不知道勞改營是天堂。他們本來是想好好餓餓我，不料我命不該絕。羅漢壩因羅漢竹得名。每60年開一次花的羅漢竹，我到羅漢壩那一年開花了。開花之後結果，結的果實叫竹米。我到羅漢壩的時候正趕上竹米成熟。生竹米也可以吃，非常好吃。羅漢壩是高寒地區，連玉米都不長，只能生長土豆。我們利用出去割草的機會大量採收竹米，就這樣躲過了那個飢荒時期。
1962年這一年我還遇到一個好人，是個女右派。這個女右派的工作是每天放牧9匹馬。按規定，每匹馬每天有3斤豌豆料。她每天放馬時就用報紙包一包豌豆，順路扔給我。當時我的工作是每天在地裡割草。她扔給我的豌豆是煮過的，還加了鹽，非常香。就這樣，我暗中吃了3個月的鹽水煮豌豆。他們都覺得奇怪，說他們都餓得皮包骨，怎麼王唯卻啥事沒有。後來我尋找過那個女右派的下落，遺憾的是沒有打聽到關於她的任何消息。
羅漢壩勞改農場有個水牢。並不是建就的水牢，它原先是一座普通的房子，因地基低窪，下雨積水成了「水屋」。有些沒人性的東西就想出這個法子，把死硬頑固的犯人關進去。關進去就等於殺害，也不給吃的，進去就甭想活著出來了。
我受罪最大的地方是魯甸硫磺廠（勞改廠）。一早就被趕到洞裡採石頭，天黑才放回來，整天光著腳踩在礦坑中的水裡。我26歲當右派，這時已經32歲了。我的身體一向是很棒的，有一天忽然拉肚子了。我去看醫生，醫生問我是什麼罪犯，我說我就是你們所謂的反革命犯。他說，你反革命犯的假我不批。我很生氣，第二天沒有出工。他們說我是違抗改造，要給我戴刑具。
那手銬太小，戴不上硬戴，最後是用鐵錘砸上的串釘。那個勞改中隊的隊長叫陳維芳，是個彞族知識份子。知識份子做了狗比一般人更惡。帶了一週，我開始全身浮腫。一個右派醫生把這個嚴重情況匯報了上去，說王唯的情況已經非常嚴重，再不給他打開銬子要鬧出人命，到時候我會如實匯報的。當初是用鐵錘砸上的，撬開也是用鐵錘撬開了。那7天我幾乎疼得沒合眼，手銬一撬開我立刻睡著了。一睡睡了3天3夜。我現在手腕上的疤痕就是這次留下的。
沒過多久，法院來了個文件，由9年改判為4年，可是此時我已經坐滿5年了。刑滿了，但仍不放人，怕放虎歸山，強迫「留隊」，在那裡繼續給他們幹活。據說這也是毛澤東的發明。與原先不同的是給發點兒工資了，每月29元。留隊實際是變相勞改。從1963年起，直到1979年，我沒有離開過勞改隊。
有一種人是有人性的，有一種人只有獸性。文革期間，因說江青不是毛的原配夫人，我被以「污蔑江青同志」的罪名關在會澤縣五星鉛鋅礦（勞改廠）。在那裡，我被單獨關在一個長2米、寬2米、高2米多的一個石頭盒子裡，時間長達4年。頭頂有一個拳頭大的透光孔，陰天裡面什麼也看不見。石盒子裡放一隻馬桶，沒有蓋子，一週才倒一次。一個月出來放一次風。南非的曼德拉坐了27年的牢，我願意用我的這4年換曼德拉的27年。
出了這個石盒子之後，我又被抓了，判刑7年。什麼罪名呢？我說：毛不在之後右派是要平反的。毛比我大40歲，我就不信比不過他，我要跟毛做生命競賽。就因為這句話，把我定為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判了7年。
滿7年後，「四人幫」也被「粉碎」了。全國到處都在平反，可是遲遲不見對我的平反。我3次進京上訪，也不見結果。最後最高法院寫信給雲南高院，雲南高院又寫信給曲靖中院，讓給我平反。可是曲靖中院根本沒有我的檔案，又到五星礦找我的檔案和判決書，仍然沒有。中院沒有判決書正本，五星礦也沒有，可是我手裡卻有一個判決書副本。我說你們沒有正本，那我手裡的副本是從哪裡來的？他們說不知道。我的副本判決書上寫著中國人民解放軍曲靖地區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日期是1968年12月28日，可是判決書編號卻是1969年軍管行字第68號。這等於說1968年就把1969年的判決書發下來了。他們就說，沒你的檔案怎麼給你平反。最後是把我的判決書拿去作為一個依據，發了一個文，撤銷編號是1969年軍管行字第68號的文件，稱所有言論不構成犯罪。這就算是給我平反了。
四、一門三右派
我家是一門三右派，除我之外還有父親和四弟。四弟王古白，1949年初中畢業即參加解放軍公安部隊，任連級文化教員，復員後在北京某中心小學任體育教師。1957年大鳴大放，因揭露耳聞目睹的肅反擴大化和刑訊逼供草菅人命的事實，給共產黨的勞改政策提意見，被打成右派，下放農場勞動，而後又在學校燒鍋爐。1979年「改正」復職，未獲分文賠償。
父親王藥雨，1904年生於天津桃源沽，國人熟知的小兒金丹片、牛黃解毒片、銀翹解毒片、桑菊感冒片、霍香正氣水等家庭常備中成藥的研製發明人。爺爺是中醫，父親自幼跟爺爺學醫，後經人推薦，入南開大學任職，並半工半讀選學中醫藥，曾隨美國植物考察團在中國境內考察中草藥物的分布情況。1928年又師從中醫學泰斗張錫純。張是中西醫學匯通派的代表人物，倡行中西醫結合，有巨著《醫學折衷參西錄》行世，曾名列當時的中國四大名醫。其間，父親還拜識了北京名醫孔伯華、施今墨等國手。
1930年，父親應恩師孔伯華之邀，到北京北國醫學院任教，1932年轉入施今墨的華北國醫學院任教，主講《傷寒論》，同時主編《明日醫藥》雜誌。該雜誌力倡中西醫結合，名噪一時，影響海內外。抗戰爆發，國府遷都重慶，父親到陪都羅家壩籌辦藥廠，專門研製中成藥。其中健胃靈最為成功，深受軍民好評。不久，藥廠成為日本飛機攻擊的目標，被炸彈夷為平地。父親一身是債，跑到昆明去當坐堂郎中。雲南是中國最大的中草藥生產地和集散地，父親研製的許多著名中成藥都是在這裡完成的。
1954年，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叫施今墨主持組建中國中醫研究院，父親被召回北京。北京市委書記彭真親自批條，在安定門前肖家胡同三號撥出三間北房，作為父親的住宅。
反右來了，單位領導要父親給共產黨提意見，父親一言不發，一字未寫。黨委書記因此找父親談話。由於擔心落下抵制運動的罪名，父親無奈之下決定寫一篇自以為萬無一失的大字報：先歌頌（共產）黨的中西醫結合的政策，後建議主管業務的領導選拔多少懂點醫學知識或學歷高一些的人來學習中醫。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父親的大字報被指控為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是惡毒攻擊共產黨外行領導內行。年底，父親被打成中右，降三級，發配至青海省人民醫院當醫生。父親所在的農工民主黨也馬上開除了父親的黨籍。可笑的是，1979年初父親臨終前，又接到該黨恢復其黨籍的書面通知。
父親醫術精湛，到青海不久即被譽為神醫。1960年大飢荒，青海少數民族牧區肝炎、黃疸病、浮腫病迅速蔓延，新上任的西北局書記劉瀾濤授意青海省委書記高鋒進行調查，任務落實到省人民醫院。院黨委書記李子彬挂帥，父親王藥雨為考察團技術顧問，一行幾十人迅速奔赴牧區。
半月之後，考察結束（1961年電影新聞記錄片有報導）。李子彬讓父親執筆寫考察報告，要如實呈報，不迴避飢餓造成死亡的事實。父親不從，堅持從純醫學角度就事論事，力避使用「飢餓所致」之類字眼。工人出身的李子彬大為不滿，大談共產黨人要實事求是，堅持真理，無私無畏，敢說敢為。父親無奈之下說出自己的心裏話：「李書記，我為什麼打成右派下放青海？你是黨委書記，你比我更清楚反右鬥爭。我吸取教訓了，不想再犯錯誤。」李子彬書記妥協了，決定同時寫兩份考察報告。一份由他本人執筆，直來直去，坦言疾病蔓延的原因是飢餓，大量非正常死亡的原因也是飢餓。父親的那份報告則諱莫如深，只說百姓缺乏營養，全篇不見「飢餓」二字。報告轉呈到蘭州時，兩位來此採訪的《人民日報》記者看到了，將其捅到北京。
此時正當廬山會議之後，全國各地大批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思想，各單位大抓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李子彬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留黨查看，貶至黑龍江雙鴨山礦務局當總務處長。父親則因報告避重就輕耍滑頭，得到新任省委書記的賞識和表揚。在舉家遷往東北前夕，李子彬特邀父親到家中吃晚飯。倆人邊喝酒邊傾談，李子彬說：「王醫生，看來我們共產黨是不讓人講真話了！你說真話成了右派份子，我說真話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唉，今後誰還敢講真話？這樣下去，我們的黨、我們的囯家如何得了喲！」父親不接話茬，只是說：「李書記，我們今天只喝酒，不談時事。」從此，一個黨委書記和一個右派知識份子成為終身的莫逆之交。
七弟王譽虎，因了這樣的家庭背景，60年代初曾連續兩年參加高考皆不得錄取。那些平時比他學習差的同學，個個登上了高等學府的殿堂，他卻兩次都名落孫山。那時候上面有個原則，地富反壞右的子女參加高考，只給5%的錄取率。文革時期七弟在北大荒當知青，因有家庭背景作把柄，被人整得妻離子散。
1989年「六四」鎮壓之後，在軍事博物館搞了一個「平暴展覽」，一進館門院子裡擺著一輛轎車，媒體都報導了。那輛車就是我七弟當初借給學生用的。它可能是「六四」期間學生領袖們惟一的一輛「公務專車」。裡面還陳列有七弟借給學生用的印表機、複印機、無繩電話和電腦，都寫著「四通公司王譽虎」。學生廣場示威期間，七弟5天送去了8卡車食品。後來全國各大報紙刊載一篇長文《萬潤南搬起石頭要砸誰》，其中有一段話：「四通下邊有個鷺島公司，該公司又下轄一個華成託運服務公司。這個公司的頭頭就曾直接從天安門廣場找來一名‘工自聯’常委和幾名鬧事的學生頭頭，當場付給18000元現金、一部無線電話，派給一輛解放牌卡車，並應允代印傳單等等。條件只有一個：支持黨內‘改革派’，反對黨內‘保守派’，倒李（鵬）保趙（紫陽）。他毫不掩飾地說：‘我就是想用自已的觀點去影響廣大學生。’」華成託運服務公司的那個頭頭就是王譽虎。
在我們兄弟七人中，我是最老實的孩子。當年母親賣掉北京的房子，帶著我們一家老小，穿越日軍封鎖線去找父親，就是拿我做冤大頭即興演一場戲，才得以突破封鎖線。那時過封鎖線必須持介紹信，我們一家根本沒有介紹信。母親當著日本人的面啪啪打了我幾個耳光，問介紹信哪兒去了。我被打得哇哇大哭，也不知道辯解。當時不能打老大，打了老大，老大肯定說哪兒有介紹信這麼回事啊！但我老實，打了也就打了。這時翻譯說話了，說一個女人帶那麼多孩子，就讓他們過去吧。就這樣放我們一家過了封鎖線。還有一件事，當時我家住什剎海。母親給我織了件毛衣，有一個變戲法的路過我家門口，跟我說，你要是把毛衣脫了，我能給你變倆。我信以為真。變戲法的告訴我，閉上眼，轉過身，不叫你轉身你別轉身。結果毛衣被他這樣騙走了。
就是這麼老實的一個人，後來在共產黨統治的30年裡我卻吃盡了最大的苦頭。我15歲離家當兵，出獄時快50歲了，在監裡或當勞改21年多。真是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出獄不久我組建了家庭，生兒子的時候我正好50歲。謝天謝地，想不到我還能有一個兒子！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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