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萊在全程參與了中共通過張學良逮捕蔣中正，強迫國民政府放棄剿匪計畫的「西安事變」後，於一九三七年一月在中共的邀請和安排下進入延安。
《紐約時報》則分別於一九三七年一月八日、十日、十七日以《幫助中國叛亂的美國女人》、《中國譴責美國女人》、《中國叛亂中的妥協》為題報導了史沫特萊在「西安事變」中起的負面作用。
共產國際則於一月十九日致電中共中央稱：「史沫特萊的行為相當可疑。最後，必須取消她以共產黨人的名義和似乎他們所信任的人的身份發表演講的機會，必須在報刊上譴責她的所作所為。」毛澤東和周恩來答曰，「我們事先並不知道，該記者現來蘇區，當勸其謹慎發言」。這當然是撒謊，因為史沫特萊在「西安事變」中是周恩來的話筒，如果她違背了周恩來的意思，就不可能被邀請到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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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蕩不羈的史沫特萊在延安得到了男同類的青睞。正是她把交際舞帶到了延安。事後，史沫特萊寫到:「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開了交際舞的場面……在延安的婦女中間，我贏得了敗壞軍風的惡名。人言可畏，群情側目，以致有一回朱德邀我再教他跳一次舞時，我居然謝絕了他。他指責我怕事，說道:‘我同封建主義斗了半生，現在還不想罷休！’我只好站起來以民主的名義和他跳了一次。」史沫特萊和朱德之間是否也有姦情，不好判斷，但康克清與賀子珍都因此吃醋卻有據可查。史沫特萊還與賀子珍打起來。
陶鑄的革命伴侶曾志在其回憶錄中說，她在延安問毛澤東為什麼賀子珍要離開他時，毛說：「不是我要離開她，而是她要離開我。她脾氣不好，疑心大，常為一些小事吵架。有次一位外國女記者採訪我，美國女人開放、無拘無束，我也愛開玩笑，我們又說又笑，這就激怒了賀子珍，她不僅罵了人家，兩人還動手打了起來。我批評她不懂事，不顧影響，她不服，為此我們兩人吵得很厲害……」
其實史沫特萊與毛雖打情罵俏，但雙方沒有姦情，毛看上的是為他倆翻譯的吳光偉（英文名LilyWu），而史沫特萊追求的知名者有彭德懷和朱德。
史沫特萊不光亂談情，還借錢不還，凡此種種讓史沫特萊在延安引起眾怒。最好笑的是這位「共產共夫」主義的實踐者卻被吃醋的賀子珍扣上了「帝國主義分子」與「破壞共產黨黨風、紅軍軍風的壞女人」的共產大帽子。
史沫特萊不僅被拒絕加入令她如魚得水的中國共產黨，她的延安行還因賀子珍到吳莉莉（吳光偉英文名的音譯）的窯洞捉姦而被中斷。賀子珍負氣去了蘇聯後，吳莉莉與史沫特萊也難以再在延安停留。
史沫特萊九月離開延安，先跟隨朱德當了九個月的「隨軍記者」，這可能是掩蓋中共假抗日的宣傳片《在太行山上》有史沫特萊鏡頭的原因。這期間史沫特萊與朱德分別向印度的孫中山—尼赫魯寫信求援，促使尼赫魯決定向中國派遣醫療隊，其中就有像白求恩一樣死在中國的柯棣華。
一九三八年一月，史沫特萊到了漢口，以記者和中國紅十字會工作人員的身份，借抗日之名為共軍向國內外募捐和申請各種援助。有資料稱，「她多次接觸約翰•戴維斯、佛蘭克多恩、史迪威和陳納德，這些人後來成為影響美國制定對華政策的重要人物。」念及美國對華政策在中共篡奪政權中起關鍵作用，所以，不難想像史沫特萊會對上述美國要人施加影響。
一九四零年九月，史沫特萊離開中國前往香港，並於一九四一年五月回到美國，開闢紅色陣地，繼續為中共宣傳。一九四三年，史沫特萊寫成《中國的戰歌》，借國民黨抗日吹捧假抗日的共產黨。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四日，朱德致函史沫特萊說：「我們音信斷絕已經多年，現在終於有可能建立聯繫了。」 最遲從這時起，史沫特萊就投入在美國支持中共顛覆中華民國的宣傳戰，她寫信告訴「我的親愛親愛的朋友朱德」，「你今年七月的來信我最近才收到，你囑我相信中國人民，你還指出你也相信美國人民。我已從你的來信中摘出一段，印在新年的賀年片上，寄發給所有為中國的勝利出過力的朋友們。」（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