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久志在《中國不是邪惡帝國》裡編造了不少理由，美化中共暴政，其中包括經張丹紅之口引發眾怒的「中共比世界上任何一個政治力量對實現人權宣言的第三條作的貢獻都要大，因為中國成功地把四億人從絕對貧困中解脫」。
我曾專門給張丹紅髮去電子郵件，希望與她交流，可是遭到斷然拒絕，就是說，張丹紅擇共固執，無意反省。我只好奮起駁斥，告訴公眾：中共奪取政權後，殺害無數有錢人，在前三十年造成了國民的普遍貧困，並剝奪了至少八千萬中國人的生命，其中活活餓死四千萬；後三十年被迫給老百姓鬆綁，美其名曰「改革開放」， 不過，當天安門一代帶頭示威請願，要求反腐敗，反官倒……中共還是一如既往將請願民眾扣上「反革命暴徒」的大帽子，並開了中共歷史上用坦克血腥鎮壓百姓的先例，從此大小慘案不斷。 大陸人民至今會因捍衛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和自己的房產等人權遭到殘酷迫害，甚至被活摘器官。張丹紅身為「自由、民主和人權的德國聲音」的記者怎麼能不聲援受害者，反而為共產黨辯護？
面對外界的批評，貝特曼為了保護她，在八月特發通告宣稱，「從多年的經驗來看，我們知道張女士無一例外地認可德國之聲所有的價值準則，並模範地體現在她每天的記者工作中」。通告中還說張丹紅自己已向貝特曼表示遺憾，貝特曼則決定在核實所有譴責之前，停止她播音和以德國之聲記者名義參與公共討論。豈知中共駐柏林的新華社筆桿子時翔則於二十八號發表報導《「德國之聲」記者因「親華」被停職》，扭曲事實，為張丹紅撐腰。
時翔身在德國，卻似乎不明白德國的價值觀，以及民主社會的媒體和知識人大多不是政黨和政府的喉舌，而是在遵守憲法界定的普世價值的基礎上各有立場和觀點。張丹紅是因為違背了德國之聲必須遵循的價值觀而成為眾矢之的，遭到懲罰。 簡言之，中共筆桿子從一開始就把擁共的張丹紅吹捧成愛國英雄，誣蔑其批評者，包括德國之聲，並藉此詆毀德國媒體、自由民主和法輪功，試圖用偽愛國主義掩蓋真相。其中以二十九日署名竇含章的評論《德國之聲停職張丹紅重現納粹幽靈》為最。
張丹紅居然用在德國也禁止兒童色情和新納粹網站，來為中共封鎖自由西藏和法輪功網站詭辯，就足以證明她沒有認可民主憲政的價值觀。張丹紅在德國媒體上力挺中共，每次都遭到反駁，但在德國之聲中文節目上張丹紅卻可以與花久志等洋搭檔一起為中共唱讚歌。
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德國之聲中文網站發表張丹紅對花久志的專訪，題為《中國不是罪惡之國》。張丹紅在導言中宣稱：「德國‘時代週報’駐京記者花久志（Georg Blume）是德語媒體報導中國的最出色記者之一。從1997年開始，他致力於向德國讀者展示一個處於經濟、政治、社會轉型中的中國。他的報導既揭露中國的問題，也肯定中國的積極變化。今年3月以來德國媒體對中國的偏激報導以及德國政府兩年多以來對華政策的變化使他有感而發，撰寫了題為‘中國不是罪惡之國’（China ist kein Reich des Bösen）的長篇雜文，最近在德國出版。」張丹紅吹捧花久志，因為他們都在積極為中共排憂解難。
這篇專訪發表後，立即得到中共喉舌廣泛轉播，有的將標題改為《德國媒體駐京記者：西方出於經濟原因恐懼中國》，不過刪去了諸如「左翼自由派，中產階層在89年六四事件之後，就一直從政治體制的角度看中國，視中國為獨裁政體」等內容。
張丹紅的提問被刪了兩個，其中之一是，「您在書中也批評了您的記者同行，說他們也對中國在德國被歪曲的形象負有責任。我再引用您的一句話：‘幾年來，德國的政治性新聞報導將中國執政的共產黨描述為最惡劣的踐踏人權者。中國共產黨等同於侵犯人權，這樣的報導是最有市場的。’能不能反過來推斷，您在工作當中有沒有過這樣的情況：您想提供一篇有關中國的積極的報導，而德國國內的編輯部說，我們對這樣的報導不敢（感）興趣？」花久志的回答：「沒有，這樣的事情沒有發生過，我寫的積極報導都被接受。當然我的意思不是說不應當批評中國共產黨。當然中國政府應當對很多事情負責，我們必須提出批評……」也被刪除。
就是說，即使是公認的五毛也無法在中共媒體享有言論自由。可是花久志卻能夠在德國發表他的媚共言論。他自己吹捧中共不夠，還要詆毀批評中共的人。（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