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我16歲，在安徽省涇縣黃田師範讀書。學校也是「大躍進」產物，座落在距縣城70華里的黃田村；利用培風中學舊址。培風中學是1921年黃田朱姓聯合創辦的，1950年停辦。抗日戰爭時期，淪陷區許多青年湧來讀書，很是興旺。黃田村是個很大的村子，一色的清代建築，廳堂樓舍，黛瓦粉牆，黑壓壓一片，氣勢不凡；歷史上文風甚興，出過不少名人。
開學之初還是能吃飽的。不久，我們的糧食供應由每月30斤減至24斤。居民戶口也由每月25斤半減至21斤。其中還要搭配一些霉爛的泥豆、山芋干或者蘿蔔青菜。最可怕的是社會上凡是能吃的副食品都不見了，什麼都買不到。正是長身體的時候，消耗量大，一餐不飽餐餐飢，惶惶不可終日。一些膽子大的學生便三三兩兩游弋於食堂前後，見到什麼偷什麼，諸如鍋巴、饅頭、山芋，乃至咸菜。也有女同學參與其中。她們多半不是偷，而是討好炊事員，乞求討要。有個炊事員老趙，家住晏公茶沖，單眼失明，大舌頭，其貌不揚，卻好色，喜歡與女生搭訕，間或趁機在人家身上摸摸捏捏，揩點油。少數女生便利用這一點，主動與他搭訕，甚至挑逗，以獲取他的歡心，進而得到兩個饅頭，幾片鍋巴，或者一碗剩飯。有一度，我也常常去伙房。我不敢偷，更無姿色可弄，我是趁某個特定時刻，刮取飯桶裡殘汁。得逞了幾次以後，就不行了。飯桶越來越乾淨，炊事員也不准別人刮了。
因為長年飢餓，許多同學都消瘦、浮腫起來，甚至患上肝炎。女同學則大都不來月經了。然而我們畢竟沒有斷過炊，吊著一口氣，活了過來。而附近黃田大隊的農民們就更加可憐了。
當時的黃田大隊叫黃田營，含屏山、唐村和黃田村。書記是孫須倫。顏生富先當民兵營長，後來當大隊長。那時候，黃田的「五風」（浮誇風、共產風、強迫命令風、幹部特殊化風、生產瞎指揮風）十分厲害。幹部打人罵人是家常便飯；動輒批判鬥爭，罰跪，綑綁，甩「耳光」，甚至指使一夥人拳打腳踢。如同行刑一樣慘烈，如同一座監獄（現在的監獄都不准打人了）。最可怕的是不給飯吃。當權者發起「飊勁」來，常常將老百姓捧在手上的那點已經少得可憐的粥粥水水奪過去砸掉。顏生富這個人性情尤其暴烈，殘酷得很，經常砸人飯碗。
老百姓鬧飢荒，幹部們卻吃喝不愁。食堂裡用稻子軋了米，晚上悄悄地挑到孫須倫家裡，也經常送飯送大饃去。凱中先生親眼見過。知情人誰都不說，說了就要倒霉。孫須倫是全省農業勞動模範，在縣裡都有名氣，權力很大。有個被開除回鄉（後來也平反了）的小學教師朱永昶，在大隊趕毛驢。他精明，能混，會「忽悠」。居然從孫須倫兒子手上混到一百多斤飯票，到食堂去買飯被發覺，搗通了，弄得孫須倫很尷尬。
大飢荒的日子裡，黃田村不准農戶家冒煙，一律吃公共食堂。說是人民公社「一大而公」的優越性。食堂辦在「思永堂」。取名「七一食堂」，全村唯一一個，俗稱「千人食堂」。確實有過「吃飯不要錢」的日子，而且一天吃五、六餐。但時間很短，前後不到一個月，就缺糧了。不是沒有糧食，而是一級一級地把糧食掌控起來了，越到上面掌控得越多，存心不給老百姓吃。大隊是最低一級，已經掌控不多。最少的日子，平均每天每人只有六錢，就是30克；完全被幹部們佔有，食堂就不開夥了。可憐老百姓還存有一線指望，一次一次地拿了碗去打粥，又總是一次一次地扑空，一天一天地失望。而村裡幹部們（包括食堂工作人員）卻在晚上悄悄地煮飯吃，還炸油餅，炸獅子頭。有時候還有牛肉。
許多老百姓，就這樣一個一個地活活餓死了。
「大躍進」當中，母親被抓進勞改隊了，家中還有外婆和妹妹。外婆七十多歲了，經不起折騰，經不住飢餓，第二年就去世了。外婆的後事是我料理的。按照村子裡當時死人的規矩，我找大隊幹部批了個條子，到管事人那裡稱了四斤大米，熬了一鍋粥。村裡派來五、六個農民，把一鍋粥喝完以後（沒有一根菜），七手八腳地將外婆入了殮。棺木是多少年之前準備好的。葬在哪個山上已經記不清了。沒有立碑，也無法立碑。入葬時寒風習習，周遭一片冷冷清清淒淒慘慘，一片落寞寂靜。對於死亡，人們見得太多了，習慣了，無所謂。人們並不覺得死了有什麼不好，反倒覺得是一種解脫。我心裏很難過，淚水在眼裡打滾，就是沒有哭。不知道為什麼，就是嚎啕不出來。
外婆去世以後，妹妹一個人住在下黃田外婆的房子裡。一天，我去看她時，她已經冰冷了，穿著棉衣棉褲，躺在床上；嘴裡還有蛔蟲在蠕動。我找來同班同學翟培錫，幫忙料理後事。沒有棺材，我們找來一個廢棄的豬食盆（早就無人養豬了）。盆很大，一米多長。妹妹早已瘦得脫了形，又小又矮，正好裝進去。撬了一塊地板，合在上面綁定。兩個人抬到山上，挖坑入葬了。
我寫了一張「明信片」給母親，告訴她外婆去世了。沒有提及妹妹。我不忍心對她說。
1960年春，或許是1959年秋，母親回到黃田。她病了，下肢浮腫。是勞改茶場的領導叫她回來的，還說「你可以不要來了」。一進黃田村，遇上顏生富。顏劈頭就罵：「你個婊子兒怎麼跑回來了？」母親訴以原委，顏咆哮一聲：「滾！」及至回家一看，母親呆了：怎麼一粒糧食都不發呢？(黃田村已經三個月不見一粒米，有的人家已經死絕戶了)勞改隊還有八兩米一天吶!為了這個八兩米，第三天，母親又擔起被子趕回勞改茶場去了。還寄給我一張「明信片」，說：到了，放心。
後來，母親杳無音信。我曾經去過一封信查詢，沒有回音，也沒有退信。估計是不在人世了，卻一直沒有任何組織通知我。
後來，我收到涇縣人民法院一紙公函，大意是說我母親「只是說過一些錯話」，構不成犯罪。根據什麼什麼文件精神，撤銷本院1958年某某字某某號判決。一起冤案，一條人命，就這麼輕輕悄悄打發了。
此刻，已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毛澤東死了好幾年了。
我家住在上黃田，是個生產隊，總共二三十戶人家。「三年大飢荒」中，最早死去的是三先生朱曉初，一個落魄文人，平常生活都要別人接濟，現在大家自身難保了，他無法生存，早早餓死。聽人說，三先生停屍的床上，破棉絮揪成一團團——落床以後，他就是用這些破棉絮充飢的。
汪興木、汪興田是親兄弟，還有個姐姐汪蘭英。蘭英的丈夫周招南是個木匠，手藝精細，性情古板，日子過得「板板直直」。汪興木是個規矩老實的種田人，以他們的勤勞節儉，本本份份地勞動，應當過得比較好的。無奈遭遇「大躍進」和「三年大飢荒」這樣的禍害，吃盡苦頭。五個子女中餓死兩個，一個叫竹林，一個叫三六子。汪興田就更慘了：他早年參加過國軍。我見過他一張著軍裝的照片，年輕英俊，周正帥氣。「解放」後在家務農。上世紀五十年代被抓進勞改隊，再也沒回來。他有三個女兒，除大女兒素琴過繼給周招南為女以外，其餘兩個（國琴與和平）都在「三年大飢荒」中餓死了；妻子朱瑞英也跳「沖水宕」自盡了。他們還有個堂兄（弟）汪南生，也是個老實巴交的農民。「農業合作化」剛剛開始的時候，上黃田的互助組就是他領頭的。出工收工總是扛著一面紅旗，旗上寫：汪南生互助組。我記得非常清楚。後來，他當了生產隊長。他的兒子汪大益告訴我：「三年大飢荒」中，有一次上面來人檢查工作，幹部們把村裡一批浮腫病人轉移掩藏到劉村去了，他爸也在內。劉村位於黃子山腳下，離黃田十多里，全是上山路，村子很小，很偏僻。他們把病人藏匿在這裡，當然是為了掩蓋真相，以表現「一派大好形勢」。汪南生再也沒回來，餓死在那裡了。時至今日，汪大益七十四歲，說起這件事，他無比悲憤。前些日子，北京大學一位教授來訪問他，他說得最多的就是「大躍進」餓死人的事情。切膚之痛是永遠忘記不了的。
陳承春，陳承益，陳承躍是兄弟仨。老大陳承春身材高大，膀粗腰圓，跺跺實實，據說能與水牯牛比力氣。一隻手殘痼，卻不妨礙他幹活，三百多斤的大杉木扛在肩上，踮踮地一路小跑，不費力似的。小時候我們喊他春老爹，覺得他了不起。因此飯量也大。「三年大飢荒」中，陳承春餓急了，偷來一頭牛殺了，被逮到榔橋公社，一共三個人，捆綁在柱子上，凱中先生親眼看見。當天夜裡，陳承春就被折磨死了。那個年代，在「階段鬥爭」大旗下，那些稱霸一方、為所欲為的基層幹部和官員們，都握有對老百姓的處置權，乃至生殺大權，老百姓的命只能如同雞犬一樣。不久，陳承春的老伴也餓死了，有個兒子陳根保，比我大幾歲，個子也魁梧，也有力氣。後來到外地（好像是球桂）招親去了。老二陳承益，有個女兒嫁在鄰近的旌德縣農村，餓得沒辦法，想去女兒家弄點吃的，結果倒在一條小路上，死了。老三陳承躍和他的妻子也餓死了。
成德勝，住在「聚星堂」，也屬於上黃田生產隊。汪大益說他們曾經一起出工勞動。成德勝的母親有精神病，家境很窮，幾乎沒見他穿過一件不破的衣衫。倒是很機伶的人，一雙眼睛黑溜溜地傳神。上學的時候能跑，能跳，會踢球。「三年大飢荒」，他和他的父母一家五口，只留下一個姐姐，其他人都餓死了。
村子裡滿門遭滅的人家不少。我的同學朱世萼，住在「家廟」坦上，距上黃田不遠。他的父親綽號「小眼睛」，一直開小店，不勝農事。他家五口人都餓死了。他和弟弟一同餓死在空牛欄裡。人們發現的時候，死者眼睛都被老鼠扒掉了。「三年大飢荒」，老鼠也餓狠了。
據不完全統計，「大躍進」所造成的「三年大飢荒」期間，上黃田餓死的老百姓至少有二十多人。他們是：朱曉初（三先生）、朱錫鍔、汪南生、吳少丙、胡娣姑、朱安英、陶奶奶、朱大慶、俞德祧、汪竹林、三六子、陳承春夫妻倆、陳承益、陳承躍夫妻倆、汪海水的母親、汪興田、朱瑞英和他們的兩個女兒國琴與和平、成德勝一家四口……
希望有一天，能在上黃田建塊碑。把這些人的名字刻在上面；再刻上公元紀年：1958—1961
1960年，因為師資匱乏，我們全班離開黃田，寄讀於宣城師範。開學不久即奉命去宣城縣團山公社搞「監打監收」，住在村子裡。夜間，附近農家哭聲四起，接連不斷，呼天號地，悲傷至極。剛要入睡，周邊又哭起來。以至於幾乎一夜未睡，許多同學都是這樣。我感到一種莫名的懼怕。第二天一打聽，都是家裡死了人。
所謂「監打監收」，就是要我們到田間去，監視（當然也參與）農民收割稻子。打下稻穀以後，由我們裝進袋裡，由我們過秤記帳，由我們把這些稻子送往大隊部專人收管。粒粒稻穀不得經過農民手。據說是防止他們轉移稻穀，瞞產私分。農民們只有播種、管理和割稻的義務，卻沒有收穫稻穀的權利。一個個飢腸轆轆，卻要任別人將到手的糧食奪過去，還不能有半句怨言。當然，我們也不能吭聲，不能說一句同情農民的話，否則就是思想有問題，就要遭批判。
官方號召我們開展「小秋收」運動。就是到處去找吃的、可以充飢的東西。譬如芭蕨根，茅草根，箬葉籽，苦賣菜、剌莧菜，米皮糠，棉花籽，槐樹葉，又老又粗的山芋籐……其實農民們早就吃這些東西了。他們甚至吃「觀音土」。「觀音土」是一種泥巴，綿綿的，糍糍的，比一般泥土好入口。傳說是觀音菩薩點化而成，於飢荒年間救命於百姓的東西。這東西根本消化不了，只是在肚腸裡過一遍。如果多吃，就排不出大便，會漲痛致死。
臥床不起者扯棉絮充飢，也是常有的事情。
更有甚者：吃人。一是人死入土以後，被人挖開來，割其肉(其實巳經沒有肉了）而食。二是將活人弄死，食其肉。黃田小學朱壽根老師，打成「右派」以後死了。他女兒七、八歲，去唐村外婆家，路上被人弄去煮吃了。我一位親戚的妹妹，八、九歲，也被一男子哄至家中煮吃了。蘇紅鄉桃嶺村一女人，挖了點葛根在塘邊洗，村裡一小孩在旁邊觀望。女人說：「晚上到我家去，給你葛吃。」小孩晚上去了，女人就把小孩煮吃了。後來，這個女人無人敢娶，說她是吃過人的人。
愛民鄉一中學生，翻楊尖嶺去桃東中學上學，一農民藏於嶺頭，趁其不備用鋤頭打死，搞回家煮吃了。為此，這個農民被逮捕判刑。但不久即放了出來。官方說「事出有因」，諒解他了。也是，如若不是餓急了，會吃人嗎？這是我的朋友葛兆銑告訴我的。「三年大飢荒」期間，葛先生是涇縣縣委辦公室秘書，經常跟隨縣領導下鄉檢查工作。有一次，縣委書記韓九如到榔橋、汀溪、愛民視察一圈之後，發現鄉間人吃人的情況。韓書記心情沈重，反覆掂量，決定立即給蕪湖地委打報告，要求批撥糧食。由時任縣委書記處書記、兼辦公室主任曹中山親自起草。當時的蕪湖地委第一書記耿萬青，是個很厲害的領導，號稱曾希聖（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五虎上將」之一。他將韓九如喊去大罵一頓。說：「老韓，你長了幾個腦袋？在報告上寫人吃人？」叫他立刻回縣，把報告底稿等等付之一炬，「否則後患無窮」。同時撥給原糧50萬斤。韓九如雖然被罵得狗血噴頭，但因為得到50萬斤稻子，非常高興。立即召集全縣十個大公社頭頭開會，每個公社分了幾萬斤糧食。
上世紀七十年代，韓九如在淮北肖縣任書記，我隨同楊德柱先生因公去過一次，他很客氣地接待了我們，口口聲聲「有罪」，「對不起二十幾萬涇縣人民。」
葛先生說：當時縣委八部電話與十個大公社通訊聯繫，每天都匯總情況。開始的時候只匯總工作，後來就多了一項內容——統計死亡人數。據他估計，涇縣大約餓死四、五萬人。涇縣是個丙級小縣，當時人口二十幾萬。葛先生的回憶是否準確？想到去查閱新《涇縣誌》。然而，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該志卻迴避了「大飢荒」，沒能「秉筆直書」。可貴的是在「人口」欄目作了如實記載：1958年全縣295508人，1959年全縣258309人，1960年全縣242726人，1961年全縣212783人。兩比，三年間減少人口82725人。而1958年之前和1961年之後的人口數都是逐年遞增的（即便推行「計畫生育」以後都是如此）。所減人口數是原人口數的百分之二十七。就是說，「三年大飢荒」中，涇縣大約餓死四分之一人口，每四個人中就有一人餓死！
也有極少數地方好一些。譬如雲嶺公社，餓死人就少些。1959年春節，那地方的農民每人還有「八個半斤」：半斤肉，半斤糖，半斤黃豆，半斤花生……對於許多地方餓飯的人來說簡直不敢想像。這是家住雲嶺的學生帶回學校的信息，我們羨慕不已。原來，雲嶺公社書記吳書是個好人。他人性未泯，同情農民。比較求實，不主動浮誇，不積極追捧高指標。一句話：他還能拿老百姓當人。因此，他也一直被認為「右」得很，「落後」得很。據後來有人說，如果再遲些日子「揭蓋子」，就要劃他的「右傾」——材料都準備好了。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我在雲嶺李家崗下鄉「蹲點」期間，不少農民還在唸唸不忘他的好處。我便寫了篇散文《輕舟掌舵人》，發表在省內一家刊物上。當然，我沒有寫餓死人的事情——我怕倒霉，不敢寫。
而今網上有人發帖：「右糞們說‘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證據呢？‘萬人坑’在哪裡？死人照片呢？拿出來看看！」此人一定年歲不大。大概從「南京大屠殺」知道了「萬人坑」，便以為死人多了都有「萬人坑」。殊不知「大躍進」餓死人不是集體屠殺，不是地震，不是瘟疫；而是一個個熬不過去慢慢死去的。路死路葬，溝死溝埋；或陳屍荒野，或草草成塚。哪能享受到「萬人坑」？說到照片，那時候，人們的生活水平極低，莫說農村了，就是城市裡，也是極少人才買得起相機的。即便買得起，人們也不敢買。在那個黑暗年代，這些「高檔」用品是很容易惹起禍端的。因為擁有一個半導體收音機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屢見不鮮——說你「偷聽敵臺」，便是「反革命」了。如果有人膽敢拍攝餓死人的照片，不立馬遭到逮捕那才怪哩。且在當時，以及以後很長一段日子，凡「大躍進」中餓死者的家屬，無論在單位還是在社會上，都被視為「反動社會基礎」而遭到「內控」（俗稱「危險分子」）。如此招數，常人是難以想像到的。「右糞」們說的都是真話。「左糞」們不信，如果不是因為足夠的邪惡，便是因為足夠的無知。無知倒不可怕，只要認真地讀一讀楊繼繩先生的《墓碑》，就會明白了。
將近半個世紀以後才知道：那時候，毛澤東急於取代已故的斯大林，升級為「世界革命領袖」。於是發動「大躍進」，要十五年「超英趕美」，「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政治高壓下，全國浮誇成風。所謂的「高產衛星」一個接一個地在報紙上出現。僅以水稻為例：……湖北應城白湖鄉長春社畝產43869斤（1958年8月30日人民日報），湖北麻城熊家溝鄉建新公社畝產52599斤（同年9月1日人民日報），廣東連縣星子鄉田北社畝產60437斤（同年9月5日人民日報），四川郫縣友愛鄉第九農業社畝產82525斤（同年9月18日人民日報），廣西環江紅旗人民公社畝產130434斤（同上）。這些子虛烏有的「高產量」，帶來了殘酷的「高徵購」。誰不擁護，誰不追捧，誰就是「右傾」，誰就是反動；輕則遭批判鬥爭，重則難免牢獄之災。農村中以「反瞞產私分」為名，挖地三尺，搜刮糧食。官方強征暴斂，民間顆粒無存。不少基層幹部更是泯滅良知，迎合上級，為虎作倀，橫行鄉里，塗炭了千萬生靈。
與農民相比，我們吃的「小秋收」就是「上品」了。多為山芋籐（很粗的老籐）、槐樹葉之類，碾成粉。或攪拌在稀飯裡，一層屑末浮在上面；或做成小餅，比銅鈔大一點厚一點。經常吃這種東西，極易便秘。無論男女，蹲在廁所裡解不出大便，而又肚子痛得哇哇叫，每天都有不少。於是校醫室一位男醫生和一位女護士，分別守在廁所門口，有人叫喚了，他們進去，用鑷子將糞便往外掏，鮮血直滴。
宣城一片丘陵地，多狼。這年冬天，狼群跑到縣城十字街口來了。老師說，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狼們，也是餓急了。
1961年6月，我們回到涇縣，在城關小學實習。文教局照顧我們，當月就發給實習工資，每人29元。這一年，安徽農村開始推行「責任田」，市面上情況有所好轉。有時候也能買到東西充飢了。於是我們不遺餘力地為填飽肚子而奮鬥。
真正擺脫飢餓，對於我是1962年。這一年，我在文教局。潘村中學陳民權校長邀我去他們學校工作。說：學校有個放牛的農工，有一坵田，種下以後就沒管了。放牛的農工已經不在學校，回家搞「責任田」去了。你如果去，那坵田就歸你。稻子已經成熟，只要收割就可以了。雖然缺失管理長得不好，一百多斤稻子還是穩收的。這是個十分誘人的條件，我答應了。
收割那天，縣城裡來了三個朋友，幫我割稻，打穀，晾晒，風乾。一過秤，整整一百五十斤。我把稻子交到食堂，折換成飯票。心裏想，這一來真的能吃飽了。原來，學校的前身是「農校」，有一些田地。農村推行「責任田」，他們也把田「承包」到教職員工頭上。每人都種田，都收稻子。最多的收了二三千斤，一般也能收到千斤左右。這就要看本事看能耐，看會不會種田了。我最少，半途而來不勞而獲，十分知足。收割的日子，學校內外一片繁忙景象，一個個神采奕奕滿臉紅光，樂得合不攏嘴。
都是從「三年大飢荒」爬過來的人，此時覺得無比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