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10月04日訊】走到這一步，對香港大規模的民眾示威，北京既不能談判，也不能鎮壓。
在過去幾天裡，龐大的抗議活動籠罩香港，其影響遠遠超越了這個有七百多萬人口的特別行政區。因拒絕接受北京只許香港下一任行政長官假選舉的計畫，數萬港民幾天來走上街頭。面對警方的過激反應，雨傘成了示威者們和平抵抗的時尚。這些由年輕人主導的示威者已給中共當局造成了自25年前天安門廣場屠殺以來最嚴峻的挑戰。
對於香港的政治危機，中共統治者只能怪自己。自1997年從英國殖民統治移交回中國後，香港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享有顯著的自治和公民自由。在過去17年裡，香港人一直在耐心地等待著北京兌現基本法（第45條）承諾的「循序漸進地」最終達到「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行政長官。2004年，當北京宣布香港不會實行2007年普選行政長官及2008年普選立法會議員後，許多港民大失所望。但是，人們仍懷抱希望等待著2012年，現在又在等待著2017年。
北京今年8月底宣布的決定無限期地推遲了香港實現民主自治的夢想，也引爆了民憤。對於「普選」，北京統治者給出了伊朗式的解讀：即每個人都可以投票，但候選人必須由真正的統治者同意。隨著經濟力的上升、媒體和學術自由日益萎縮，香港正在走向「一個國家，一種獨裁」，而不是「一國兩制」。
香港年輕示威者們有對經濟上的憂慮，但更多的是對政治上的憤慨。像17歲學生抗議領袖黃之鋒那樣，他們很多人是在香港回歸後出生的，成長在一個繁榮、公民責任活躍、開放的社會。在他們看來，民主自治既是他們與生俱來的權利，也是香港基本法承諾的。許多老一輩的香港人記得英國的統治，他們珍惜公民自由和法治。現在，他們看到在北京經濟和政治控制的影子下，這些正受到蠶食。沒有人知道有多少比例的香港人願意冒著繁榮受損的風險來推動民主訴求。但是，北京的政治不妥協，在數十萬示威者和同情者看來是對香港未來一個實實在在的威脅。
這是一場可以避免的危機。多年來，為了實現「循序漸進」走向民主，出現了許多創造性的想法。中共領導人可以與溫和的香港民主派協商，逐步擴大獲准競逐香港行政長官選舉的範圍，分階段來實現全面直選立法會委員。政治妥協可以讓大多數人接受一個耐心的進程。現在香港得到的是沒得商討，毫無進展；是一個專制強加、稍加偽裝的主權在民。
北京的強硬態度並非只對香港，也不只對目前的香港抗議。這是關於中國自己未來的一場鬥爭。習近平主席和他的黨內同僚大佬們非常害怕如果不保持嚴厲、集中的政治控制的話，他們將遇到與戈爾巴喬夫同樣的命運。習會追求經濟改革。他會嘗試清除黨國無恥的腐敗（也一併清除對手）。但政治改革被排除在外。所以，也不會談論如「普世價值」、「言論自由」、「公民社會」和「司法獨立」這些理念。
緊隨經濟的高速增長，中國正在發生迅速變化。伴隨著一個務實、更具獨立思想的商業階層，一個文明社會在慢慢崛起。現在，人們通過即便受到國家控制的社交媒體來探討問題。中產階層到臺灣、香港旅行，接觸到民主自由的思想。諷刺的是，在本週的十一長假，許多到香港度假的中國人突然看到了一場非常不同的革命。
北京的統治者現在陷入了自己製造的陷阱。如果他們殘酷地鎮壓港民示威，正如他們25年前所做的那樣，他們將嚴重損害自己的國際合法性。如果他們現在談判，做本應幾個月前做的事，他們擔心看上去是在屈服於民眾壓力，從而引發在中國更多這樣的做法。現在在中國，每天都爆發數百次地方性抗議。因此，他們可能會等待，希望抗議活動退潮，同時保留（在必要時）放棄當前行政長官梁振英的做法，讓他做犧牲品。
如果抗議持續壯大，中共統治者們將面臨一個可怕的選擇，他們很可能會重複1989年悲劇性的錯誤。但是，這不是25年前的中國。習近平不再能夠讓一個新興的公民社會變得不復存在，就像克努特大帝不能下令海水退潮一樣。但可惜的是，克努特大帝瞭解自己的權力受自然的限制，而習近平似乎不懂這一點。這就是為什麼說他很可能是中國最後一個共產主義統治者。
（本文譯自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斯坦福大學「民主、發展和法治中心」主任Larry Diamond於10月1日發表在《時代週刊》上的文章，題為：習近平可能是中國最後一個共產主義統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