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死亡人數，中國至今沒有官方數據。我們能夠看到的只有一些倖存者所寫的所謂「傷痕文學」。另外，中共還在1981年公布過一份政治文件。但是，這方面的學術研究一直不充分，西方學者們一直想填補這個空白。一位西方著名學者詳細研究了文化大革命，尤其是其中的紅衛兵運動，他就是斯坦福大學的安德魯•沃爾德（Andrew Walder）。他調查過中國除西藏外99％區縣的資料。沃爾德估計，從1966年到1971年，約有110萬人被殺害、執行死刑、在派性鬥爭中慘死或者被逼自殺。
這些死亡事件遍及中國，不過有三個時期尤為凶殘，這就是1966年夏天的紅衛兵恐怖行動、1967年的武鬥和1968年的「清理階級隊伍」等運動時期。可以肯定的是，死於各種運動和武鬥的人數，要遠遠多於死於紅衛兵恐怖行動的人數。沃爾德估計，紅衛兵殺死的人僅佔因文革死亡的總人數的6％—7％。可是，現在只有原來的紅衛兵們出來道歉。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些高幹子弟，如陳毅元帥的兒子陳小魯，以及最近公開道歉的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一次檢閱紅衛兵時，宋彬彬給毛佩戴了紅衛兵袖章，從此成為全國著名人物。
宋彬彬和她的高中副校長卞仲耘的被害聯繫在一起。卞是一名老黨員，當時，經過多日折磨，她最終在1966年8月5日被毆打致死。陳小魯和宋彬彬都只承認有過失而非犯罪，即他們沒有參與毆打，但作為紅衛兵領導本應該做更多的事情去制止毆打。按理說，外人是應該接受這類道歉的。問題是，這類道歉為何是現在而且幾乎是同時作出？
這裡面有許多種可能的解釋，可能是一個人出來道歉，激發了另一個人也出來道歉；可能是以前的紅衛兵們在進入60歲以後，希望在死前洗白自己的良心。還有一種推測性的解釋，近期，薄熙來事件的發生，中共高調反腐，都加劇了人們對貧富差距懸殊社會裏精英們的怨恨。現在似乎是將精英階層與他們的過去切割開來的好時機。像陳小魯和宋彬彬這樣文革期間的頭目，現在懺悔他們過去的行為，有助於改善高幹子弟的形象，無疑會得到認同甚至鼓勵。
但是沃爾德教授的調查表明，文革時期75％的死亡都是按照官方意志執行的，包括來自黨委、革委會或者軍事單位的命令。每一個這類組織都有一位領導人：黨委書記、革委會主任或者軍事首長。為什麼這些人沒有站出來？或許有人辯稱，他們當時具有官方身份，因而他們的處罰行為全都是合法的。然而，更符合當時事實真相的是，紅衛兵們也被賦予了官方處罰權：毛告訴他們「造反有理」，江青鼓勵他們採取暴力，公安部部長則保證不會用公安力量妨礙紅衛兵們打擊階級敵人。
因此，這極少數紅衛兵領袖們的懺悔，引起人們廣泛關注。中國的這種情況，同南非在消除種族隔離後成立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以及盧安達在大屠殺後成立全國團結與和解委員會，毫無相同之處。在南非和盧安達，那些承認犯有罪行的每一個人，都要站在他的同夥和鄰居面前公開懺悔，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平息了對罪惡的恐懼，使得犯罪者與受害者此後能夠和平生活在一起。事實上，陳小魯、宋彬彬和其他為數不多的挺身而出的紅衛兵，自己組成了一個微型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稍微揭開了一點那段被遺忘的動亂歲月的面紗。
對於文革的無知，在當今中國年輕人中似乎是普遍現象。前來聆聽我在哈佛大學教授的文革課程的中國大學生，也許就非常具有代表性。許多人感謝我告訴了他們從沒有從父母和祖父母那聽過的一段歷史。中國的年輕人往往要從外國學者那裡，才能夠知道近代歷史中極其重要的一個時期發生的事情。一個像中國這樣自豪而又自信的民族，應該主動在教室和博物館裡講出自己的歷史真相，在迫害者與受害者們都還健在的時候，這將有可能達成社會和解。
（作者Roderick MacFarquhar，哈佛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