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眾的抗議活動贏得西方媒體的讚譽。（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4年11月14日訊】香港《前哨》雜誌十月號刊載了丁品成先生的文章《‘佔中’對香港法治及經濟的影響》，文章開篇說到：「‘佔領中環’和‘佔領華爾街有著本質上的不同。……(佔領華爾街是)一場 ‘反金融霸權，抗議華爾街綁架政府’運動。它是尋找秩序，而非破壞秩序，其針對性十分明確，……而 ‘佔領中環’，完全是偷換概念，是東施效顰。用‘佔中’向中央施壓，完全是牛頭不對馬嘴。……佔領華爾街是有理有據的，而 ‘佔領中環’完全是傷及無辜。」
對於丁品成先生後面第二段的帶有污蔑性的判斷，我不想佔用篇幅引述和反駁，對其文中大量概念混亂之處我放在本文最後反駁，現在先說說開篇這段的錯誤和他提及的兩者的本質不同。我認為，丁品成先生完全不瞭解美國這邊的事實，事實不對，判斷一定不對。
我前夫和女兒都在美國金融界工作，經歷了反映美國金融問題的次級貸款危機，他們工作的銀行就是搞次級貸款的四大銀行之一。所以我對次級貸款的來龍去脈和華爾街金融問題有比較清楚的認識，且寫過兩篇較詳細的相關文章。簡單地說，這次美國金融危機是政府錯誤的房屋政策而引發華爾街的貪婪所導致。華爾街金融問題的關鍵是貪婪，但如果沒有政府錯誤的經濟政策的助長，金融危機則不會如此大爆發。丁品成先生「金融霸權，華爾街綁架政府」的說法才是「牛頭不對馬嘴」，這個說辭大概來自荒誕八卦書「貨幣戰爭」。當美國出現金融危機，百年保險公司和銀行倒閉，美國政府不得不出來相救華爾街時，「華爾街綁架政府」的說辭就不攻自破。但是，此篇文章討論的不是華爾街金融問題，而是香港佔中運動與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的不同。
丁品成先生所說的兩者的本質不同更是「牛頭不對馬嘴」。毋庸置疑，這兩個運動最本質的不同是，佔領華爾街的示威者面對的是一個講人權講自由的民主政府。具自由言論的民主制度使人民有眾多的渠道可以向政府表達他們的訴求，民主政府也不敢對人民的訴求置之不理。而香港佔中的示威者面對的是一個極權政府，極權政府對人民的訴求從來都是漠不關心和玩弄花招，且人民表達訴求的渠道全被堵死，公民抗命成為人民訴求的唯一表達方式。
佔中運動自2013年初開始醞釀，到2014年9月28日啟動，先後大約一年零九個月，發起人一直想用更緩和的方式與政府對話，提出訴求，促請政府政治改革。出於壓力，港府也裝模作樣地向人民諮詢政治改革的意見，這期間香港人民總共向政府提供了124,700份書面意見，但一切就像是走了個過場，這麼多書面意見竟如泥牛入海無消息。香港人民這才明白，他們根本看不到能夠與政府真正溝通的任何渠道的希望，只得採取「佔中」這個迫不得已的抗命行動。直到今天，政府還是沒有任何誠意與學生對話，這是民主國家絕對不會發生的情況。
基於這兩個運動所面對的政權性質的根本不同，應該可以判斷，這兩個運動不可比。但是，現在有不少人如丁品成先生一樣不顧事實地「牛頭不對馬嘴」地瞎比，為了澄清事實，我不得不據實說明兩者之間的主要不同之處，其大約有如下四個主要不同點。
第一個不同點是，訴求的明確性不同。佔領華爾街的示威者從始至終就沒有明確的訴求，那些激進的美國年輕示威者中不乏嬉皮和好吃懶做之士，他們自己頭腦都混亂成一鍋粥，又如何說服別人，只好一味地各說一詞，表達的不過是一種情緒的渲泄，沒有人能夠弄清他們倒底要什麼。最後，我的一位一直關注這場運動的朋友總結性地告訴我說：「他們認為富人應該把錢分給他們。」而香港佔中示威者的訴求非常明確：要一人一票的真普選！
第二個不同點是：行為的不同。佔領華爾街示威者行為激進，時有向警察挑釁的暴力行為。下面是媒體對他們暴力行為的其中一次的報導：2012年五月一號，大批佔領華爾街示威者在紐約聯合廣場舉行音樂會後，幾百個蒙面的激進人士衝上百老匯大道暴力鬧事。除了暴力行為之外，他們還極其不注意環境衛生，隨便亂扔垃圾。更糟的是，有報導說，示威駐地的帳篷裡成了他們酗酒和群交瀾交的場所，從帳篷門扔出來的酒瓶子避孕套滿天飛，他們佔領的場地成了大垃圾場。我讀到一位從加拿大特別跑來參加華爾街佔領運動的女青年接受採訪的報導，這位加拿大左傾女青年辭掉工作滿腔熱情地跑來華爾街，結果大失所望，極度沮喪，因為與她同住帳篷的年輕人都喝酒濫交，她成了局外人（outsider）。她只能委屈地問記者：這就是佔領華爾街運動？道德在哪？理想在哪？丁品成先生說華爾街佔領者「尋找秩序，而非破壞秩序」的判斷又是一個「牛頭不對馬嘴」。
而香港佔中示威者的行為理性克制，他們個個作風正派充滿理想，他們不但做到自己的行為理性克制，而且以實際行動影響大眾，他們非常注意環境衛生，隨時清理垃圾，還認認真真地為垃圾分類，數萬人的佔領場地竟然乾淨得一塵不染，眾多年輕人呆在一起連紅臉吵架的事情都沒有發生過。對被中共收買的「反佔中」人士的暴力行為和打罵，「佔中」示威者也同樣表現得理性克制，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對警察的催淚彈和辣椒噴霧也是如此，他們甚至高舉起用黃絲帶綁緊的雙手，向警察表示自己的和平理性態度。這些香港人和平理性克制的表現，把眾多國內外記者感動得熱淚盈眶，不少記者感動地說，他們採訪過許多示威抗議活動，這麼和平理性高素質的示威抗議他們只見過這一次。但是，那些中共收買的反佔中人士一直在製造混亂，今天我就看到朋友從香港發來的報導，他們把麻將桌子搬到現場打麻將，給外國記者照相，製造負面新聞。
第三個不同點是，民眾支持的程度不同。佔領華爾街示威者行為不檢點訴求不明確，不可能得到民眾的廣泛支持，實際上也沒有掀起什麼高潮。而香港佔中的示威者發出的訴求與香港百姓的政治命運和生活方式息息相關，緊緊相連，得到廣泛的民眾支持，掀起巨大高潮。
第四個不同點是，精神不同，因而所產生的影響不同。香港佔中示威者的領導人多數是基督徒，他們以公義平等博愛的基督精神感召世人，以自由為最高追求境界，這麼高的精神境界自然會產生深遠影響。而華爾街佔領者多是崇尚共產主義殺富濟貧的西方左派，他們殺富濟我的精神境界太低，不能產生什麼影響。
丁品成先生最多指責的是「佔中」運動擾亂百姓生活，破壞香港經濟和金融，撕裂人民等等。其實，與大陸諸多問題一樣，一切的禍根都來自中共極權統治。共產黨從來就沒有關心過香港的經濟繁榮，它以前就熱衷於搞亂香港，它過去說的要把香港變成臭港的話猶言在耳。最近它的喉舌媒體又狂言道「示威群眾都是紙老虎」 ，這話清楚地表現了它無視人民呼聲，對香港漠不關心的面目。
香港的經濟和金融早在十多年前就出現很大問題，十年來，大陸官商到香港炒房，帶動香港房價和物價飆升了200%，而十年來香港人民的工資卻幾乎原地踏步，只長了3%，香港現在的失業率升至二十年新高，青年學子畢業找不到工作。那些高官和官二代官三代把香港作為洗錢中心，江澤民的孫子在香港洗錢幾次就幾十億，徐才厚到香港一次洗錢就一百億。許多官後代湧進香港的政界、金融界、房地產界工作。我的香港朋友在三年前給我打電話就因為物價飆升生活不穩怨氣衝天，大罵共產黨可惡。香港的政治更是急速倒退。這次「佔中」行動是香港人民忍無可忍地以公民抗命的形式背水一戰。
公民抗命自然會對百姓生活和交通造成干擾，應當謹慎啟動。但如果抗命所涉及的社會問題是重大的，涉及到基本人權、自由民主，就不應當因小失大放棄抗命。比如，今天的香港「佔中」運動與當年美國馬丁•路德•金博士領導的民權運動，都是關於重大問題的公民抗命，都具有同等偉大意義。只不過香港這次的公民抗命更加困難重重，因為香港面對的是不同性質的極權政府。所以，為人權自由民主的公民抗命運動就具有了合法性和道義資格而獲得社會的同情和道義上的肯定。即便公民抗命真的對社會造成上述干擾，責任也應由沒有做好保障人權的政府承擔，而消除干擾的正確方式不是出動武力鎮壓公民抗命，而是政府出面解決問題，改革政治制度，提升人權。
對於那些反佔中的聲音，我在香港的八十二歲老友這段話很說明問題：「我是香港人，我沒有聽到發自香港中下層市民的反佔中聲音，聽到的全是愛字頭的土共咶噪，這些噪音不時披上中下層外衣，例如一些被驅使愚弄的阿婆阿公們被問到為何反佔中時，只得擘大個口得個窿；所有傷害香港人的反佔中說詞都來自共產黨的真理部、喉舌、香港土共。」
自古英雄出少年，而今的信息社會更是少年英雄輩出的年代。在這信息爆炸的年代，年輕人的智力和思想發展早且成熟快，他們對政治的敏感度和成熟度實在是今非昔比。這次香港的公民抗命運動他們走在了前頭，尤為可貴。再有，香港早就是一塊民智已開的福地，這裡的年輕人沒有被極權文化扭曲過，他們為自由普選站出來拯救香港，他們正在書寫歷史，推動歷史，無疑，歷史在他們一邊，人民在他們一邊。
（原標題：香港佔中運動與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的不同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