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11月15日訊】過去幾年裡，林毅夫先生在各種場合反覆強調，中國有維持8%經濟增長率20年的潛力。最近幾個月中國經濟的增速已跌至8%以下，林毅夫在2014年10月再次發表文章《為什麼我說中國經濟8%增速能持續20年》，相信中國經濟未來能繼續維持7%-7.5%的增長速度。
我們非常認同林教授關於中國「後發優勢」和結構化增長的理論，但從其預測文章來看，林先生似乎忽略了中國人口老化和工作人口衰減的因素，從而可能高估了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速度。
之所以預測中國未來10-20年還有7%-8%的增長速度，林先生是基於以下理論：追趕型經濟擁有「後發優勢」，即利用發達國家已經成熟的技術和商業模式，實現更高速度的增長，而且差距越大就增速越高。中國在1990年的人均GDP為400美元左右，相當於臺灣、韓國在1970年前後的水平，相差大約20年。如果關注各自時段內的發展，那麼在1971-1990年期間，韓國和臺灣分別有年均9.4%和8.7%的高速增長。而在對比的1991-2010年，中國更是取得了年均10.5%的高速增長。而且，得益於人口和市場的規模優勢，中國的增長速度甚至比韓國還高出1個百分點。
或許，可以使用同樣的邏輯來類比未來。中國現在的人均GDP是7000美元左右，相當於韓國和臺灣1990年的水平。而在1991-2000年的十年中，韓國和臺灣分別實現了6.6%和6.2%的年增長率。如果中國能夠繼續發揮「後發優勢」和規模優勢(+1%)，則會實現7%-8%的高速增長，這也正是林對今後中國十年的經濟增長的預測。
這種類比方法的部分思路有其道理，但問題在於，這個預測過程似乎沒有考慮人口因素。通常認為，經濟增長由兩部分組成，一是生產率的提高，二是工作人口的變化。所謂的「後發優勢」實際是生產率的提高，但GDP的增長還需考慮工作人口的變化。
一般來說，工作人口可用20-59歲的工作年齡人口的數量來表示。在1991-2010年期間，中國的工作年齡人口增長了30%-40%，而在對比的1971-1990年期間，韓國和臺灣的工作年齡人口也有同樣幅度的增長。大家知道，工作年齡人口的增長，取決於20年前生了多少小孩。中國的工作年齡人口的增長和對比時期的韓國和臺灣差不多，這是因為20世紀60-70年代的中國和40-50年代的韓國和臺灣，都維持了相似的高生育率。
如果在對比期間，工作年齡人口的增長幅度相同，則可以不考慮人口因素。因此，可以把韓國和臺灣在1971-1990年的GDP增長速度，直接類比到中國1991-2010年的GDP增長速度。在此視角之下，過去20年中國經濟實現了超過10％的增長速度也屬預料之中。但是在今後一二十年，情況將發生很大的變化。
中國2011-2020年的人口結構的老化速度和工作年齡人口的衰減速度將遠超1991-2010年對比時期的韓國和臺灣。其背景是中國施行了人類歷史上最嚴厲的生育限制政策，而對比時期的韓國和臺灣的生育率雖然也隨著收入增長而下降，但下降過程遠不如中國的那麼劇烈。
在長期實施嚴厲的生育限制政策的背景下，中國20-59歲的工作年齡人口數量在2011-2014年只增長0.2%，且在2015年就將停滯甚至減少。而對比時期的韓國和臺灣，在1991-2000年，工作年齡人口數量還大約有每年1.3%-1.5％的增長速度。這意味著，如果把人口因素考慮進去，中國未來經濟的增長要打1.1%-1.5%的折扣，增長速度將不是7%-8%，而是5.5%-6.9%。 而且在2015年後,隨著人口老化加速，其減速效應會加劇顯現。如果再往後看十年，在2020-2030年，中國的20-59歲的工作年齡人口將以每年1%的速度萎縮。而對比時期的韓國和臺灣的工作年齡人口在2000-2010年還有每年0.5%-1.0%左右的增長，一正一負對中國就是超過1.5%-2%的負面影響，那樣中國經濟很可能降速到每年5%以下。
每年1-2%的負面影響是巨大的。對很多行業來說，錯誤地多預測了每年1%-2%的增長將會產生嚴重的過剩，導致諸如房地產市場崩盤之類的後果。這種誤判也會影響世界的資本市場和大宗商品價格等等，這個以後可以另做詳細討論。
總而言之，如果使用前述框架，假設中國未來十年的生產率提高速度和韓國和臺灣20世紀90年代的速度類似，甚至略快1%，那麼應該有7%-8%的快速增長。但是經濟增長不僅取決於生產率的提升，也會受到工作人口數量變化的影響。由於嚴厲的生育限制政策大大提前了中國人口結構的老化和工作人口規模的衰減，其速度要比對應時期的韓國和臺灣快1.1%-1.5％。因此，考慮到這個負面因素，在這種預測框架下，未來幾年實際GDP的增長率應該是5.5%-6.9%，而非林教授堅持的7%-8%。
當然，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非常複雜。除了生產率提升和人口變化外，技術演進的時代差異、經濟制度的改進空間不同、貧富不均的程度差異、文化和教育的地域差別、國際政治經濟形勢變化等都可能有影響。因此，我們這篇文章與其說是提供一個可靠的經濟發展預測，不如說是指出林毅夫教授的預測對人口因素的明顯遺漏。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論述還只是考慮了工作人口數量的變化。實際上，人口老化還會帶來其他諸多負面因素，例如創新和創業活力的削弱、養老體系不堪重負等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因此，低生育率下的人口結構老化和規模衰減不僅會降低GDP總量的增長，甚至也會降低人均GDP的增長。對人均GDP而言，人口不僅是分母，更作用於分子，而且對分子的作用更基礎、更長效。人口老化和萎縮的後果恰恰是人均GDP的相對下降。
這點在美國和日本的經濟相對比較中尤其突出。根據國際貨幣基金數據，日本人均名義GDP在1991年比美國高20%，但2013年卻比美國低27%，儘管這期間日元對美元升值28%和日本低於美國的人口增長率都在推高日本的人均名義GDP。低生育率導致的人口老化被普遍認為是日本經濟長期萎靡的主要原因。不少人把日本的衰弱歸咎於日元升值，但日本曾長期維持貿易順差，所以真正影響日本國際競爭力的並非日元升值。
現在中國每對夫婦只生不到1.3個小孩，單獨二孩政策推出後，申請的人還不到符合條件的人的10%。中國現在顯然不是小孩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即便拋開家庭的基本權利、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等考量，僅僅只從維持經濟發展的活力來看，中國也需要像其他所有低生育率的東亞國家和地區一樣，盡快全面放開生育乃至實施鼓勵生育的政策。
最後，也希望更多的經濟學家能夠關注低生育率對中國經濟社會的長期負面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