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川郊外一家電影製片廠的文革宣傳畫
【看中國2014年11月30日訊】《北平無戰事》的人物結局很有意思，好幾位深情吟頌過毛澤東那句對「新中國」充滿期盼的話：「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的一個嬰兒」，但最後這些人卻在這艘「航船」即將靠岸時出走異國他鄉，包括那位對上級、軍令、職責均視如無物，獨獨對中共及周恩來嚮往不已的方夢敖。
期盼「新中國」的知識者與中共對其真實態度
一力促成方夢敖出走的是其姑父，即早在1927年以前加入中共、並在自己妻兄家潛伏了20多年的謝培東。謝彷彿預感到他這類「間諜」的功績將不會被承認（潘漢年、關露是典型），國民政府的職員會被清算，在「航船」靠岸前，不僅促成崔中石妻兒與方夢韋逃往香港，還想法促成方夢敖一家的出走，這讓人不得不猜想：謝培東是否預感到了1949年以後的中國狀況？
其實，謝培東這種地下黨員未必對中共的「新中國」有此認識，但有些知識份子卻對此早有預感，比如儲安平。在國民政府統治的最後幾年，國統區的知識份子都嚴重左傾，儲安平也不例外，對國民黨的批評非常激烈尖銳。即便如此，儲安平也非常明白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根本區別。在《中國的政局》一文中，他說這樣一段話：「老實說，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 （《觀察》第2卷第2期）。這段話後來被總結成著名的「關於自由多少與有無之論」。中共當然沒忘記他這段話，1957年儲安平在《光明日報》發表《向毛主席、周總理提些意見》（即著名的「黨天下」發言），成為右派典型，文革中不知所蹤。 1978年之後，全國55萬右派獲改正，但儲安平依然是不予改正的中央級「五大右派」之一。
更殘酷是中共對這批「自由資產階級」的真實態度。國共內戰時期，民主黨派人士對中共尤其是毛澤東、周恩來充滿了嚮往與崇拜之情。1948年11月，民主人士彭澤湘、張東蓀、張雲川等開始籌劃北平和談。中共建政後，他們都認為自己為北平「和平解放」立有大功，根本未料想到他們的命運遠比國民政府時期悲慘，他們到死那天都不知道以下這件事情：早在中共革命成功之前就被列為「革命對象」。早在1947年10月27日，他們「敬愛的周恩來先生」就起草了一份黨內指示，在經毛澤東審閱修改後已下發至中共的高級幹部。該指示明確指出：「等到蔣介石及其反動集團一經打倒，我們的基本打擊方向，即應轉到使自由資產階級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來。」（《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6冊，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73頁）。雖然將來過河還要藉助「自由資產階級」搭橋，但拆橋的意願卻早就有了。
「動物莊園」如何建成？
歷代王朝建政之初總要總結前朝經驗，中共當然從未忘記總結國民黨敗亡的經驗，並採取了兩大類措施：
第一，消滅壓力集團並壓縮社會活動空間。
中共的成功有賴於不斷利用各種社團、左傾媒體及民主黨派給國民黨找麻煩，因此認為民間社團（包括宗教團體、江湖會社）、多黨制、自由媒體、私人辦教育及企業都將形成壓力集團，最後挑戰中共統治，只有將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意識形態）等權力壟斷於一黨，並消滅一切可供有組織力量生存的社會空間，比如從清代以來就存在的江湖幫會，由黨控制各種社團，方可保證統治的穩固。結果就形成了中共特色的統治格局：八大民主黨派都成為中共豢養的花瓶黨，工會、青年團、婦聯及各種「群眾組織」（現在名之為NGO）都由黨領導，媒體全部由黨管制。毛時代消滅私有企業，改革以來允許民營企業存在，但用各種利益羈絆讓民企不敢涉足政治活動。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出現的「市場化媒體」，其母報也是當地黨報，網際網路巨頭也得接受政府管制。這三個壟斷相當有效，至今大多數國民甚至不知結社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乃是現代國家的公民政治權利，政治壓力集團當然更不可能產生。
第二，用「階級鬥爭論」將部分社會成員列入「反動階級」；再用政治學習持續洗腦，培養積極份子成為動物莊園裡領唱「四條腿好，兩條腿壞」的領頭羊。
中共建政之初，將1949年以前的有產者劃歸為「剝削階級」，如地主、富農、工商業者；國民政府的職員，包括軍警憲特在內，鎮反殺掉一批，活下來的歸入國民黨「殘渣餘孽」，與剝削階級同類。這些人及其家屬子女，均屬於政治賤民，遭受各種社會歧視與打擊，子女上學就業均遭受嚴重歧視，並不得與軍人、保密工作人員通婚。這支政治賤民隊伍人數並非恆定，每次政治運動都會增加一批新成員，如右派、反革命等。中共用這種方式，將中國變成一座不折不扣的動物莊園，人們生活於政治恐懼當中。非政治賤民的紅五類，則成為動物莊園中的高階動物，充當低階動物 的看押者。
第三，設立戶口制度限制社會成員自由遷徙。
中共建政後，通過戶口制度成功地達成了城鄉分割，將社會成員固定在其出生地，並在城市通過按戶口配給基本生活用品，如糧食、布料、食 用油、副食品、肉蛋類均實行計畫供應，任何人離開自己的戶口所在地，就無法取得這些基本生活資料。如果不是讀大學、參軍（包括復員轉業後安排工作）、招工，一個人基本上沒有辦法 離開出生地。凡外出旅遊、探親，均需由工作單位開出介紹信，如果無工作，則必須由戶口所在地的居民委員會、農村生產大隊開出介紹信，否則連旅館都無法入住。如果住在親戚家則需要到派出所報臨時戶口，這一制度自改革以來實行市場經濟體制有所鬆動，人口流動成為常態。但到胡錦濤第二任期末，中國又開始加強城市管理，近年重新要求外來人口實行「居住登記」，如最近媒體討論較多的「穗府36號文」，即對人口流動加強管控之舉。
向下尋找政治支持的反智化落後統治
毛澤東終其一生都仇視知識份子，有人將這一點歸結於他當年在北大受到教授們輕視，其實這是皮相之談。歸根結底，是因為知識者有頭腦，不易盲從，才被毛視為愚民統治的天敵。毛貶低知識份子的名言最早可追溯至《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其中有名言曰「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都乾淨」。毛多次講過「書讀得越多越蠢」，最後被發揮成「知識越多越反動」，成為毛澤東文革教育政策的口號之一。在建政之前，毛因要利用民主人士，將知識份子視為「爭取、團結的對象」，有過表面的「重視」。當毛在北京坐穩帝王寶座之後，他對知識份子就只有輕視、蔑視與敵視了，知識份子被視為教育、改造對象，對其施之教育改造的就是文盲半文盲的工人農民，到反右與文革，教育改造就乾脆變為批鬥。
在毛時代，國企工人由於工作穩定、福利好，再加上政治下被稱為「領導階級」，與農村中的雇農、貧下中農一道，構成毛時代的統治基礎。後者的經濟地位雖然低下，但中共用「貧下中農是革命的主力軍」這套說詞，讓其與工人一樣擁有政治優越感，無論是反右還是文革，包括每次大的政治表態，中共都習慣性地讓工農上臺表態狠批知識份子，養成他們輕視知識、蔑視知識份子的反智化心態。鄧小平經濟改革之後，知識份子的地位一度得到提高，但由於 複雜的政治原因，在上世紀90年代之後，整個社會將尊重知識變成了尊重文憑。在近十餘年，中共使用五毛等網路水軍控制引導輿論，反智化傾向又捲土重來。
限於篇幅，本文對中國如何成為動物農莊只做了大略探討。我想指出的是，毛澤東為中共奠定的制度基礎（一黨專制）及排斥西方政治文明的思維定勢，在鄧時代並未得到矯正。習近平執政兩年來的所作所為，表明中共政治制度已經形成一種結構性鎖定，這種社會結構中，任何政治反對力量都難成氣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