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國發生了一場大飢荒，非正常死亡人數達3600萬（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飢荒紀實》）。按各省官方提供的人口數據計算，1958年，全國就有172萬人非正常死亡，1959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為475萬，至1960年達到頂點，非正常死亡為1109萬人。隨著落實救荒措施，以後非正常死亡人數迅速減少，1961年為300萬人，至1962年，全國絕大多數省份已基本走出飢荒，但個別省份如四川還在餓死人，全國總計仍有42萬人非正常死亡（同上）。用官方的數據計算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比實際要少，但反映的各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的變化趨勢是可信的。
由於城鄉分割，大飢荒從農村到城市有一個時間滯後；農村形勢好轉到城市形勢好轉也有一個時間滯後。我將前者稱為「順向時滯」，後者稱為「逆向時滯」。
除個別地方外，農村的飢荒最早發生在1958年冬天。而城市的飢餓發生在1959年的下半年，時差大約10個月。農村情況好轉大約在1961年秋後，城市生活好轉在1962年下半年，時差大約1年。1960年9月我從縣城中學考進了清華大學。到北京前，我已經餓了22個月了。入校後，比我高一個年級的同學說，1959年剛入校時伙食還很好，飯能吃飽，菜的質量也很好，有魚有肉。而當我們進校時，就只能半飢半飽了。1962年初，我回湖北，在漢口火車站附近一條小街上，有賣小吃的自由市場，雖然食品質量不好卻不要糧票。這種情況在北京是沒有的，我們高興地飽餐了一頓。1962年春，農村自由市場可以不用糧票買到價格較高的食品，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就不行。一般人經歷的大飢荒是三年，而我們這些1960年從農村考入大學的人，卻經歷了四五年。
「順向時滯」約十個月
糧食在農村下場到國家徵購，再由國家糧庫進入城市居民的廚房，需要一段時間。更為重要的是，政策是由在城市的人制定的，農村出現了飢荒，城市制定政策的人，總是要千方百計地防止農村飢荒向城市蔓延。在高度集中的計畫經濟條件下，城市和農村的經濟本來是一體的，想防止農村飢荒向城市蔓延是不可能的。但是，城市人的種種努力，可以延遲城市飢荒的到來。所以，相對農村而言，城市的飢荒有一個時間滯後。大多數城市的飢餓晚來10個月左右，而首都北京時滯更長一些，大約有一年。農村大飢荒來臨時，由於時滯效應，城市還保持原來的狀態。這時，大批農民流入城市尋找食品充飢。四川作家東夫先生在他的紀實著作《麥苗兒青菜花黃——川西大躍進紀實》中，記錄了當時成都市周圍的農民湧入成都的一幕：
1959年7月，成都市的大街小巷、旅館車站、餐館、糖果鋪擠滿了農民，每日少則數萬人，多則十數萬人……他們想來吃一頓飯或買點可吃的東西回去。入夜，大批人蜷縮街頭露宿。據溫江地委和成都市委「動員農民回鄉聯合辦公室」統計，7月20日在西城區飯館吃飯的農民達53428人次，擠購糖果的7850人次。7月20日，香雪海飯店進餐人數3528人次，竹林小餐2706人次，東華飯館進餐人數2100人次，7月21日，香雪海飯店3331人次，竟成園4658人次。華陽勝利、桂溪、石羊等鄉「擋獲」進城購食品農民，查出餅乾1400斤，糖果400斤，麵包800多個，蔬菜2000斤，煤油20斤……
北京也發生過類似的情況。首都是全國保證的重點，到不得已的時候才會出現飢餓的情況。所以，北京的「時滯」到1959年底，比它周圍的天津、保定、石家莊還要晚兩個月。據記載：「1959年底，北京周邊城市在大小飯館已經實行了就餐收糧票制度，許多外地居民集中湧到北京，專程覓食就餐。一時間京城大小餐館門前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排長龍景觀，人流雲集，徹夜不散。從晚上開始排次日的早餐隊，早餐後又排午餐隊，午餐後又排晚餐隊，晚餐後又排次日早餐隊……循環往復。」（高智勇：《北京困難時期商品供應追記》）
到1959年底，農村和城市的飢荒「時滯」消失，城市糧食和副食品供應緊張起來，再沒有農民大批進入城市了。從此以後，農村和城市的飢餓同步，但飢餓程度農村甚於城市。
農村比城市好轉得早
由於1958年冬開始餓死人，1959年5月中共中央頒布了幾項對農村放鬆控制的政策，有些地方實行變相的包產到戶。1959年秋反右傾時，中共中央5月頒布的幾項政策受到批判，包產到戶受到打擊。1960年大量餓死人，各地又自發搞起變相包產到戶。為了緩解飢餓，1961年開始，各地又自發搞起包產到戶。1962年年中，全國包產到戶的生產隊已超過總數的20%，安徽達80%，甘肅、浙江、四川一帶地、縣超過70%。（黃崢主編：《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下，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版）
農民稱包產到戶是「救命田」。有了「救命田」，農民自己千方百計增產糧食，農村糧食多了起來。1961年秋冬，多數省份的農村情況開始好轉，1962年更加好轉，由於開放了自由市場，農村有糧食上市。
據1962年8月20日糧食部辦公廳編《糧食工作簡報》第28期報導，不少地方糧食市場上市量由少到多，成交量由多到少，出現「剩市」。河南省魯山縣每天平均上市2000多斤，長葛縣每天上市5000多斤，葉縣和商丘每天上市1萬多斤。四川溫江縣雙流鎮每場上市3千至5千斤，成交70%至80%。各地副食品、代食品上市量也大，而且花色全，品種多。河北省糧食工作座談會分析，賣糧的80%是社員，10%是生產隊，10%是商販；買糧的50%是缺糧戶和災民，15%是城鎮非農業人口，20%是買生賣熟的，10%是商販。四川金堂縣調查，賣糧的60%是生產隊，40%是社員；買糧的70%是農村人口，30%是城鎮人口。
為什麼要賣糧？這期《糧食工作簡報》上說，四川溫江調查，社員賣糧的原因是：購買豬仔，購買農具，家有病人或其他急用錢，有的戶分到超產油或獎勵工業券需要錢買。生產隊為什麼賣糧食？江蘇省興化縣的調查結果是：修理農船、買農具、化肥、農藥。不管是農戶還是生產隊，賣糧不是糧食富裕，而是擠出來的。但不管怎麼說，能擠出點糧食賣，說明情況比前兩年好。
農村糧食市場是1960年以後才開放的，當時是作為解決飢荒問題的一個暫時措施。這與開放自留地是配套的政策。那時自由市場上農產品的價格很高。城市裡流傳民謠：「城裡一個八級工，頂不上農村一捆蔥」。
1961年冬到1962年，情況發生了新的變化，出現了與1959年上半年方向相反的「時滯」。自1953年12月實行統購統銷以來，城鎮居民的口糧按人口定量供應。進入大飢荒年代，城市居民的糧食定量一壓再壓。1960年9月7日，中央向各省發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壓低農村和城市口糧標準的指示》。9月10日晚，中共中央專門召開「關於壓低農村和城市口糧標準問題電話會議」，李先念在會議上說：「1.3億城市人口上一年度銷售了590億斤糧食。今年七月北戴河會議上經各省要求確定今年銷售620億斤，為此總理作了檢討。現在看來只能銷售540億斤。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要壓低口糧標準。在上年度全國平均每人29.5斤標準的基礎上，再壓2斤。毛主席講：為什麼不壓3斤？為什麼不壓4斤？如果按全國平均29.5斤，再壓3斤也對，再壓4斤也對。當然，主席講的是問題的精神。這一措施如果搞好了，按10個月算，就可以節約15.6億斤糧食。」〔李先念同志9月10日晚在中央召開的關於壓低農村和城市口糧標準問題電話會議上的講話（記錄）〕
1963年，農村糧食形勢開始好轉，但城市居民糧食定量水平還是很低，詳見下表。
在今天看來，每月26.55斤糧食，應當是夠吃的。但在當年每人每月2兩油，一年吃不到兩次肉，沒有蛋，沒有其他副食品的情況下，這點糧食是城市居民的全部熱量來源。下表是糧食部公布的數字：
實際上，各級政府為了「留有餘地」，都相應減少了一部分。如鞍山鋼鐵公司重體力勞動者的口糧定量只有27.5斤。（中共鞍山市委：《關於在職工家屬中進行以糧食為中心的教育運動和安排好群眾生活的情況報告》，1961年1月19日，吉林省檔案館，1961，全宗1，案卷233）
「逆向時滯」的效應
城市和農村的逆向時滯，引誘不少工人私自離廠，希望到農村去吃得更飽一些。1961年4月，時任國家經委副主任的谷牧和經委的幾個幹部到石鋼、京西煤礦、龍煙鋼鐵公司考察時發現了這一情況。龍煙鋼鐵公司在1960年一年共跑了2800多名工人，1961年1月到4月上旬跑了1700多人。石鋼1961年1到4月上旬跑了845個工人。工人們對自留地、自由市場興趣很大。在生產時間，只要組長不在，工人就聚在一起議論紛紛，說某某回家後既有了自留地，還可以搞自由市場活動。工人說，在廠裡干一個月掙的錢，不如在自由市場上賣幾條魚、幾十斤蘿蔔、幾十個雞蛋。谷牧向中央寫了一個報告，並作為中央文件轉發。（《中央轉發谷牧同志「關於迅速克服工人私自離廠現象和鞏固工人隊伍的意見」和賈步彬同志的信》1961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文件，中發[61]338號）無獨有偶，1961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東北局也向東三省發了《東北局關於穩定工人隊伍的通知》，通知說，「最近，據各地反映，廠礦企業特別是煤礦工人自動離廠離礦的情況十分嚴重，對生產影響很大」。
在逆向「時滯」面前，城裡的機關、學校、廠礦、部隊在農村大搞副食品基地，即在農村建立小型農場，在這些基地上獲得農副產品，以補食品的不足。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文革」之前。
以吉林省為例，1960年以來，有些廠不僅糧食短缺，還因原料和燃料不足處於半停產狀態；雖然精簡了一批工人到農村，還有一些閑置勞動力。根據中共中央有關指示，一些大企業開始建立農副業生產基地。據12個大企業的初步統計，到1961年底，已辦起了30個農副業生產基地，共有耕地21705畝，收穫飼料、糧食127.4萬斤，蔬菜253.4萬斤，養豬4632頭、牛659頭（其中奶牛492頭）、羊1066只、雞38600多隻。吉林化學工業公司過去職工保健牛奶全靠市裡供應，經常得不到滿足，此時已能自給。公司還組織有職業病和體弱的職工到農副業基地邊勞動、邊休養，對於恢復健康效果很好。（中共吉林省委：《關於廠礦企業建立農副業生產基地情況的報告》，1962年1月20日）當然，在建基地時，無償地或以很少報酬調用公社的土地、車馬、勞動力，又刮起一股新的「共產風」：靠糧食定量吃飯的強勢群體，「共」弱勢群體農民的「產」。由於這些基地有侵佔農民利益的傾向，有些地方政府不得不下令制止。
森林工業、礦山、鐵路等系統，有的組織職工家屬進行自給性農副業生產，以彌補國家供應的不足，改善職工生活。1962年6月，周恩來到吉林視察時，要求吉林省委對這件事進行一次調查。1962年11月9日，吉林省委向「中央、東北局、並總理」提供了調查報告。（中共吉林省委：《關於職工家屬參加自給性農副業生產的調查報告》，1962年11月9日）報告說，在職工家屬中，能夠參加農業勞動的只佔家屬總人口的6%∼10%。這兩年職工家庭小片荒地80%是職工本人耕種的。有的因耕地過多，已嚴重影響工業生產。據通化礦務局反映，在農忙時，井下工人工時利用率僅達四個半小時，春耕時期，因工人種地，出勤率一度由85%降到75%。工人說：「上班留點勁，下班好種地」，「星期五心長草，星期六往家跑，星期天大突擊，一干干到星期一」。
上述報告說，森林工業搞農副業生產最大的問題是與林爭地。開荒種糧也破壞水土保持，開荒的小片地不少是在河岸兩旁30∼50米內的土地。職工開荒種糧與農民爭地的情況也比較普遍。
對城市居民來說，除了吃不飽，精簡下放是對不少家庭的另一種威脅。有些本來就來自農村，因吃不飽是自願回鄉的，但相當多的家庭還是不願離開祖祖輩輩居住的城市。1961年5月到1962年6月，城市下鄉人口共1800萬人，減少職工1700萬人。城鄉吃商品糧的人口減少了2000萬人。當然，精簡下放的對象主要是1958年招工的農民。但是，城鎮裡出身不好的，受到種種處分的，沒有固定工作的，也隨之下放到農村。1962年，流傳著一首民謠：「嫁軍官，怕打仗；嫁幹部，怕下放；嫁工人，怕定量；嫁個農民吃得胖。」當時中印邊界戰爭剛打不久，怕打仗是部分軍人家屬的一種思想狀況。
（作者系文史學者、新華社原高級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