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政王載灃（網路圖片）
站在1909年的朗朗晴天下，大清國的掌舵人愛新覺羅·載灃被燦爛的陽光照耀著，他的身後拖出了長長的陰影。
這位「嘴上沒毛」（照片為證）的「80後」（生於1883年），同乃兄光緒皇帝一樣，「相貌清秀，眼睛明亮，嘴唇堅毅，腰板筆挺，雖不及中等身材，但渾身透露著高貴」（美國醫生記載）。
能在接班人的內部「海選」中脫穎而出，能被掌國四十多年的老佛爺欽定為接班人，「小灃哥」無疑是有幾把刷子的。但弔詭的是，在親朋、敵手乃至後世史家們眼中，這位年輕的攝政王卻被公認為「優柔寡斷」、「懦弱無能」。
人們其實都忽視了，正是在這個窩囊王爺手中，「下崗」了的滿清皇族卻成功地實現「軟著陸」，全身而退，創造了末代帝王中的奇蹟。古今中外，莫不皇帝業莫不伴隨著巨大風險，而末代皇帝的命運一般只有在高喊進步、自由的共和狂飆中，包括法蘭西、英格蘭等國的君主，其曾經高貴的頭顱都被以人民的名義切下；俄羅斯的羅曼諾夫家族則更是被滅門焚屍。
「最恨生在帝王家」的感慨，超越了種族和國界。而愛新覺羅家族成了一個例外。
史家一般認為，載灃的「出線」憑藉的是裙帶關係：他雖是庶出，卻自幼被嫡母葉赫那拉氏（即光緒生母、慈禧親妹）所撫養，進而和老佛爺走得很近；而其婚姻，也由慈禧太后親自指婚，老丈人就是太后親信、手握槍桿子的榮祿榮中堂。
但載灃的脫穎而出，其實是他自己掙出來的。十八歲這年（1901年），一個艱鉅的任務落在他頭上：出使德國，為庚子年德國公使克林德被殺事件向德國皇帝賠禮道歉。
這顯然是一個吃力不討好的差事：硬不起、軟不得，搞得不好還會被人罵為漢奸。作為大清國第一個出訪西洋的親王，十八歲的載灃卻展現了與年齡完全不相符的成熟，有理、有利、有節，令本想侮辱中國的德皇對他也稱讚有加，德國人認為他「慎重外交，不辱君命」。他甚至還主動謝絕了國內各級官員及香港等地官方所預備的高規格迎送禮儀，其簡樸作風贏得在華西方外交官和國際輿論的一片讚賞。
載灃把一次謝罪之行轉變成了十八歲年輕人的「遊學考察」，所到之處，無論軍校、軍火企業、博物館、電機廠、造船廠，「舉凡外洋風土人情，隨地隨時留心考察」。在王公不得輕易離京的清朝體制下，載灃得以大開眼界，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大開眼「戒」：在日後掌舵後，他表現出了祖先們無法想像的寬容和豁達。
作為年輕官員，載灃得到了迅猛的提拔：二十歲，升任隨扈大臣；二十三歲，執掌首都警衛部隊「健銳營」，同年還升任正紅旗滿族都統，成為一品大員；二十四歲，受命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在一個變革的年代裡，大清國什麼最可寶貴？人才，尤其是這種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自己人」。
載灃並沒有辜負老佛爺對他的培養和教育。
其實，他最為人詬病的所謂「軟弱」，恰恰是其寬容、開明的表現。在黨爭嚴峻、派系林立的大清朝廷中，「軟弱」的載灃最能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而即使面對著政治上的死敵，載灃也用自己的寬容為國家減少了一點戾氣，為皇族留下了一點退路。
1909年，在處理袁世凱這樣的權臣時，他相當技巧地給老袁和自己留下了轉圜的餘地。三年後，如果沒有老袁這道宏偉的攔洪壩，愛新覺羅家甚至連和革命黨討價還價的砝碼都不夠。
一年後，載灃在另一件關係其自身安危的大事中，再度展現了寬廣的政治胸襟。一位名叫汪兆銘的革命黨人，和載灃同齡，使用炸彈謀刺他，因事機不密而被捕。這可是滿門抄斬的不赦大罪，傳奇的是，專案組組長、民政部尚書肅親王善耆（即川島芳子的老爸），卻對這位用「精衛」之名在報紙上激烈抨擊政府、在行動上採用恐怖主義的年輕人大加欣賞。最後，這位日後以汪精衛而著稱的「恐怖份子」，因「誤解朝廷政策」，只被判了無期徒刑，並在獄中享受到了相當的優待。
小汪逃得性命，固然與肅親王有關，但如果沒有作為一把手兼受害人的攝政王點頭，汪精衛那首「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的獄詩，就只能當做烈士詩抄而流傳了。
如此謀逆大罪，不殺一人，載灃所體現出來的，不光是胸懷，也是其韜略及手腕：殺了一個汪精衛，會有更多的後來人，莫如示人以寬。這即使只是手段，沒有胸懷也難以付諸行動。
這段故事，在中國近代史中，無疑是洋溢著古典浪漫情調的佳話。而載灃的寬容，在此前此後的執政者當中，更是絕無僅有的另類。
如果載灃不是這麼「軟弱」，這麼溫情，而是像中共那樣「對待敵人像嚴冬般冷酷」，那清王朝莫非還真能再度雄起並不至覆滅嗎？這位年輕的王爺，絕不比名滿天下也謗滿天下的李鴻章遜色，他們都是這間破屋的裱糊匠，區別在於：李鴻章轟轟烈烈，載灃卻不動聲色；李鴻章在盡力維持著屋子不倒下來，載灃卻還要費盡心機地考慮：不得不倒下來的時候，如何減少斷瓦殘磚造成的巨大傷害？
歷史已經證明，選擇載灃，實在是當國半世紀的慈禧太后的遠見。這位「80後」能屈能伸：在銳意改革數年而終不成後，他畢竟為整個皇族贏得了中國歷史上最的體面而又安全的集體「轉制」。
民國年間，孫中山曾拜訪載灃。一個是表面風光、其實內心相當失意的革命元勛，一個是內心惶恐、卻努力在表面上顯得知足常樂的舊朝王爺。正史野史都說兩人相談甚歡，孫送給載灃的簽名照，被載灃敬奉到終，這被人一相情願地解釋成其對革命元勛的景仰，其實，這更像是他在新時代請的一張護身符。載灃「下崗」後自號「書痞」，撰聯道：「有書真富貴，無事小神仙。」劉阿斗當年也告訴過司馬昭：「此間樂，不思蜀」。然則，果真不思蜀哉？
載灃的胞弟載濤曾如此評價乃兄：「做一個承平時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來主持國政，應付事變，則決難勝任」。此話絕不可當真，如不是謬見，就是違心之論，甚至是哥兒倆串好了在新時代裝傻自保的煙幕彈。
1906年—1911年6年政治體制改革，尤其是1909年—1911年的三年宣統新政，只要我們不帶偏見，就能發現：如果不是載灃的柔軟身段，憲政改革將不可能達到如此深度和廣度；亞洲的第一個共和國（即使只是表面上的）將不可能以如此微小的代價得以建立；被革命者當做異族政權的滿清王朝，將不可能獲得如此寧靜的「安樂死」；同樣被革命者當做「靼虜」要予以「驅除」的愛新覺羅家族，將更不可能贏得「軟著陸」的善終奇遇！載灃的個性，或許正是解讀1909年乃至整個宣統朝的密鑰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