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業的低效問題更形嚴重。
【看中國2015年02月07日訊】農民焚燒秸桿，據說是造成中國部分地區某些時段嚴重霧霾的罪魁禍首。2月1日，湖北省十二屆人大三次會議表決通過了《關於農作物秸稈露天禁燒和綜合利用的決定》，規定自今年5月1日起，全省禁止露天焚燒秸稈，減少大氣污染物排放。
農民為什麼要露天焚燒秸桿，而且政府屢禁不止？以前秸桿用途有二，一是被農民用來燒火做飯，二是被漚成農家肥提高農田肥力。現在農村用上了天然氣、煤氣或蜂窩煤，秸桿失去了燒火做飯的價值。但農民也懶得製作和施用農家肥，他們嫌麻煩、費時費力，剩下的就是就地一燒了之，或者棄之於溝渠，同樣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
乍看起來，中國農民變「懶」了。變「懶」的另一個證據也是全國人民都知道的：農民懶得抗旱。現在幾乎年年都有地方出現旱情，國務院總理總是跑到各地呼籲抗旱保產，但根據媒體報導，農民其實根本不買賬。在抗旱問題上，中國農民與政府的心態完全不同。
中國農村和農業發展到今天，存在兩種截然相反的趨勢：在部分經濟發達地區，農業產業化有相當程度的發展，以資本為紐帶，重建了農業生產關係與生產方式；而在更廣大的中國農村，大量優質勞動力進城打工去了，投入農業的幾乎都是「老弱病殘」，人們不再進行所謂「精耕細作」，而是在很大程度上靠天收。人們大量使用化肥、除草劑，操作簡便，用以替代過去的施農家肥和鋤草。
我們不妨將這種「去精耕細作化」的農業稱為「懶漢農業」，其最大特點就是靠天收，還帶來農村環境污染、土質惡化等一系列問題。雖然國家統計的全國糧食產量以及其他重要農產品都保持「穩步增長」，但是中國農業數據的一個重大缺陷是，沒有成本核算，農業效率和農民生產效率如何，沒人搞清楚。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農業效率很可能是處於持續下降中。
「懶漢農業」的成因，不是中國農民變懶了，顯然是出於農民的常識性經濟理性。兩三億農民工進城，他們絕對是「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鬥」的人群，有些人留在農村，不是因為他們懶惰，也不是因為他們屬於「老弱病殘」而勞動能力下降。很多農民都在算種田的賬：種一畝糧食或棉花，好年成收入五六千元，壞年成收入一兩千元，扣除農藥、化肥、雇工或僱用機械的成本，已經所剩無所，農民一年忙到頭，算是白忙活了。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4年全國農村居民年人均收入是8896元，鑒於我國家庭戶均3.02人，假設其中2人為勞動力，則每個農村勞動力年收入為13344元，月收入是1112元。但以目前的湖北農村為例，什麼知識與技能都不需要的小工活，每人每天工錢是150元甚至更高，就算每月只工作20天，月收入至少3000元，干滿30天月收入可達4500元以上。以這種市場價格的勞動力去種田，真的是虧大了。
如果將土地、農業生產資料與農業勞動力一起納入農業成本核算，中國農業的低效問題將更形嚴重。假如將農業產出計為土地成本對價，農民的勞動價值就有可能等於零；反過來，如果將農業產出全部計為農民的勞動報酬，則不僅存在大範圍大幅度的農業「欠薪」問題，而且土地資產的收益將是負數。
「懶漢農業」和農業低效的根源，是農村和農業生產關係與生產方式的落後，與今日中國工業化和市場經濟的現實嚴重脫節。大陸農村土地歸村組集體所有，改革開放前是一種吃大鍋飯的體制，農民勞動積極性不高。上世紀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之初，農村生產關係轉向家庭聯產承包制，一下子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原因是大家不再吃大鍋飯了，每個家庭多勞可以多得。
但家庭承包制仍然是一種將土地與農村戶籍、農民身份與農村勞動力捆綁在一起的制度，一方面農民有勞而得食的最低限度保障，另一方面農民擺脫不了土地和身份。隨著壯勞力進城打工，農村土地實際上與農村人口中的「老弱病殘」捆綁在一起，這部分人口不僅無力「精耕細作」，而且由於農業產出低，農戶不屑於在土地上投入過多。在經濟理性考量下，潛力無限的農村土地資產實際上陷入「投閑置散」的困境。這反過來又惡化了中國農業的低效困境。
解決問題的辦法，只能從改革中國大陸落後的農業生產關係與生產方式入手。其中一個關鍵就是，改革農村集體土地產權，使之進入市場流通。市場經濟的一個基本特徵，就是各種生產要素進入市場，實現最佳或合理配置。現在中國大陸仍有七八億農村居民，將他們與集體土地捆綁在一起，實際上是一種極其落後的生產關係與生產方式，它頑固地維護的實際上是小農經濟。
2月1日，大陸所謂「中央一號文件」公布，承諾將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允許集體土地經營權與所有權分離，進入市場流通。這一改革已經觸及農業基本制度的要害，但是否足夠以及實際效果將來如何，我們不妨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