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網路圖片）
梁漱溟被稱為「最後一個儒家」，錢穆則被稱為「最後的國學大師」。但是相對於前者的聲譽日隆，錢穆的名字並非世人皆知，很多人對他的印象，恐怕僅停留在毛澤東對他的點名批評上。
怎麼會找到我頭上
在毛澤東那篇著名的社論《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中，毛澤東點名批評了胡適、傅斯年和錢穆，說他們是「被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中國反動政府」所能控制的「極少數人」。
被點名時，錢穆正在去香港的途中。對於這次點名，他反應激烈。胡適、傅斯年和國民黨政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一個跑到美國做寓公，一個追隨國民黨去了臺灣。錢穆的情況與他們不同，他既沒有留學背景，也沒有上過大學，抗戰勝利後，他的「足跡不到京（南京）、滬、平（北平）、津，不在公立學校教書」，「單槍匹馬，一介書生」，「怎麼會找到我頭上」。
如果當初錢穆選擇留在內地，戰犯名單上就不會有他的名字，也不會被毛澤東點名批評。
錢穆離開之前，曾到嶺南大學拜訪陳寅恪，邀請他到香港任教，遭到拒絕。之後他又去鄉間邀請熊十力，對方也無意離開。錢穆給遠在重慶的梁漱溟寫信，沒有得到回覆，他又到中山大學見楊樹達，楊樹達也無意離開。
一生為故國招魂
錢穆做出了與主流知識份子截然不同的選擇。
錢穆自學成才，36歲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和《先秦諸子系年》，「基本上解決了學術界長期聚訟的公案。」他在鄉間當了18年小學、中學老師，然後走向大學講臺。推薦他的人是顧頡剛。
作為中國學術界鼎鼎大名的人物，顧頡剛與錢穆素昧平生，但讀過他的作品後，對其史學功底大加讚賞：「君似不宜長在中學中教國文，宜去大學中教歷史。」
錢穆36歲的時候離開家鄉，受聘於北大文史學院，開授中國通史課。當時的北大名師雲集，錢穆的講堂設在北大梯形禮堂，前來旁聽的各系學生眾多，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滿，盛況空前。錢穆自言，每堂講課「幾如登辯論場」他對問題往往反覆引申，廣徵博引。
一口洪亮的無錫官話震撼了在場的每一個人，由於他與當時的文史學院院長胡適都擅長以演講的方式授課，因此在學生中即有「北胡南錢」之說。
錢穆所處的年代，西學東來，勢不可擋，儒家被認為是「弱國愚民」的根源，國學漸漸失寵。中國人出現了嚴重的認同危機。
在大變局的時代中，錢穆也有過疑惑。上學時，一位體育老師得知錢穆讀過《三國演義》，對他說：「這種書以後不要再讀。這種書一開始就寫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亂，這是中國歷史走上了錯路。如今歐洲英法諸國，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亂。我們此後正該學他們。」
這番話對錢穆影響深遠，自此，「東西文化孰得孰失，孰優孰劣」，困擾了他一生，也引發了他畢生的治學宗旨：面對近代西方文化的強勁挑戰，中國傳統文化究竟該何去何從？
面對洶湧而至的新思想，錢穆堅持不為時代潮流裹挾而去，他選擇在古籍世界裡尋找另一個世界。他始終相信，沒有什麼比歷史更能寄託中國人的智慧與情感。他寫了《國史大綱》，他說：「我把書都寫好放在那裡，將來一定有用。」
1939年6月，錢穆在雲南蒙自完成了《國史大綱》的寫作，這部書不但是近代中國史學界最重要的一部通史著作，而且出版之時正值國難當頭。書中所講述的從國史的學習辨識中尋求抗戰救亡之道，從傳統文化的演進中汲取民族復興和國家變革的精神力量，這種堅定自信的文化史觀，使當時的中國人，尤其是廣大的熱血青年深受激勵與鼓舞。
錢穆晚年弟子辛意雲回憶說，當戰打起來的時候，他說中國一定贏，他說一般人只懂得物質的計量，戰力多少，軍力多少，他說可是忘記了，戰爭是一個總體性的行動。除了這些之外，還有文化力、道德力、民族力，他們忽略了這個部分，中國一定贏，所以他寫完了國史大綱，一下子洛陽紙貴。
「也鼓勵了好多的青年高級知識份子從軍，同時讓中國人開始對自身有了自信，所以我覺得他是了不起的，他在我們今天這樣一個大動盪，而且對自身完全沒有自信的時候，他提供了我們重新思考，從新認識自己的一個可能，而且在關鍵時刻提出最正確的看法。」
在《國史大綱》的開篇，錢穆對讀者提出了四項對待國史的殷切期待，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對本國歷史要持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而對歷史的「溫情與敬意」，讓錢穆成為20世紀中國史學家中最具中國情懷的一位，他的學生余英時說，錢穆的一生，是「為故國招魂」的一生。
崇洋蔑己的隱憂
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的理想，對於錢穆來說只是一種奢望。1948年底，錢穆的長子錢拙因為參加學生運動，而被江南大學開除，錢穆並不讚同各地學生赴北平請願，但是同樣反對政府和校方以高壓手段對待參加學潮的年輕學生，而此時，在蘇州家鄉唸書的老三錢遜也跟父親有了一層隔膜。
1942年，在成都蔣介石曾問過錢穆，為什麼不從政，錢穆說，讀書人不一定都要從政，蔣介石又問到，關不關心政治，錢穆說，讀書人一定關心政治，但我不願從政，各司其職就好，蔣介石就此不再提及。
「做一個現代中國的士」，是錢穆的理想和志業所在。
他曾經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為講題，以王安石、司馬光為例，闡述弘「道」的知識份子在歷史中的重要作用，由此得出結論：「士是中國社會的中心，應該有最高的人生理想，應該能負起民族國家最大的責任。更重要的，是在他們的內心修養上，應能有一種宗教精神。」
錢穆認為，今天的中國知識份子，只接受了西方的權利觀念，沒有接受他們的宗教精神，只講個人權利，不講仁愛與犧牲。
避居香港後，錢穆赤手空拳創辦了新亞書院，它是香港中文大學的前身。
在租來的僅有的4間教室裡，錢穆想努力保存中國文化的氣韻。新亞書院草創時期，前來授課的教師中有不少都是國內大學的一流教授，然而他們的薪水卻少得可憐。教師們議定，身兼校長與文史系主任兩職的錢穆應該拿最高工資，月薪200元，依次而下，教授們各得港幣百元、八十元不等，而這樣的標準僅僅與當時香港公立的二等教師收入相當。
新亞書院的生源幾乎全部是來自內地流亡的青年學生，錢穆在自己的《師友雜憶》中這樣寫到，彼輩皆不能繳學費，更有在學校天台上露宿，及蜷臥三四樓間之樓梯上者，遇余晚間八九時返校，樓梯上早已不通行，須多次叫他袱被而過，總計全校師生不到百人，而學費收入僅僅得百分之二十而已。
日後享譽海內外的著名學者余英時先生，則記述了另外一個故事。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熱，錢穆先生又犯了嚴重的胃潰瘍，一個人孤零零的躺在一間空教師的地上養病，我去看他，心裏真感到為他難受。
我問他，有什麼事要我幫你做嗎，他說，我想讀王陽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務印書館給他買了一部來。我回來的時候，他仍然是一個人躺在教師的地上，似乎新亞書院全是空的。
「新亞」之名由錢穆所起，他希望藉此提倡「新亞洲」，為在香港的中國人爭取稍微光明的未來。新的大學組建之初，錢穆堅持由中國人擔任校長，並以中文大學來命名。他說現在香港是英國人的殖民地，這麼靠近中國，中國又分裂成大陸和臺灣，作為中國人，我們怎麼能不站在中國人的立場，這一點一定要顧到。1949年的錢穆孤身一人流落香港，他的妻子和五個孩子卻留在了大陸，最小的女兒錢輝那時還不滿9歲。
新亞書院成為20世紀後半葉中國教育的奇蹟之一。而辦學的16年，是錢穆「生平最忙碌之十六年」。之後，錢穆得到了蔣氏父子的禮遇，蔣介石為他建造了素書樓，蔣經國則聘請他為「總統府」資政，在錢穆之前，沒有學者出任過此職。
晚年的錢穆依然堅持在素書樓傳道授業。有一次，他在家中為學生講課時突然說：「其實我授課的目的並不是教學生，而是要招義勇兵，看看有沒有人自願犧牲要為中國文化獻身!」
但是在「現代」的衝擊下，「傳統」早已無招架之力，錢穆所讚美的那個「禮」的世界早已崩潰。這讓錢穆的學術生涯走得格外寂寞，他期待國人對歷史拿出溫情的訴求，卻無法獲得商業市場的認同。
錢穆生前曾對妻子說：「自古以來的學人很少有及身而見開花結果的。在今天講文化思想，似乎不像科學家的發明，不論別人懂與不懂，即可獲得舉世崇拜，因為科學有一個公認的外在價值，而講文化思想只有靠自己具有一份信心來支持自己向前，靜待時間的考驗，故其結果往往要在身後。」
錢穆始終認為，中國人對中國文化失去信心是中國文化的最大危機，學校偏重自然科學，崇洋蔑己，更是中國文化的隱憂。錢穆90歲生日那天，他的學生們在素書樓為老師祝壽，老人點燃一根煙後，晃了一晃手中的火柴，火柴漸漸熄滅。他說人生真的就像這根火柴一樣，搖一搖，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熄了，活到我這個時候有了體會，其實人生真的是很辛苦的，你要努力活過這一天，所以你們要珍惜你們的現在。
1967年，錢穆先生在蔣介石邀請下，離開香港赴臺灣定居，卻在晚年因政治因素，被迫遷離居住了20餘年的「素書樓」，3月後病歿於臺北。馬英九代表臺北市政府再此向錢穆遺孀胡美琦致歉，他說素書樓風波讓我耿耿於懷，這是對文化的暴力，希望臺灣再也不發生這樣的事情。（綜合《鳳凰網》、《都市·翻閱日曆》雜誌的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