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八年前，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卞仲耘校長被殺害於北京師範大學女附中。她是北京文革中被打死的第一人。十三天後後，該校紅衛兵宋彬彬在天安門城樓上給毛澤東獻上紅衛兵袖章。毛針對宋的名字「文質彬彬」，說「要武」。在城樓下，一百萬紅衛兵高舉紅色毛語錄本，高呼萬歲走過廣場。這是中國有史以來人數最多氣氛最為狂熱的集會之一。會後，暴力和殺戮在全國大規模升級。在二十天中，僅在北京就有官方宣稱的1，772人被紅衛兵打死。這種對和平居民的虐殺，用的武器是紅衛兵的拳頭棍棒和銅頭皮帶。
一、卞仲耘之死：四十八年不准報導的虐殺
無辜者的生命和中華文明遭到的這樣慘烈摧殘，應該被記錄、分析和譴責。多年來我盡力收集當時的文字材料，採訪文革經歷者。要寫出一九六六年的紅八月恐怖。余英時教授把我的研究方法稱為利用了孔子說的「文」和「獻」兩種資料來源。文獻二字，分指「文字」和「口述」兩種史源，並非現時「文獻」一個詞。
這不是卞仲耘一個人的慘劇，這也不是一所學校的慘劇。在我調查過的北京的十所女子中學裡，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共有三名校長和三名教員被打死。他們的名字是：沙坪，韓靖芳，北京第三女中；梁光琪，北京第十五女中；孫迪，北京第十女中；齊惠芹，北京第四女子中學。在遭受侮辱、毆打和監禁之後「自殺」身亡的人未包括在內。在二十多年的調查中，在全國範圍內，我沒有發現文革中沒有發生過暴力迫害的學校，也找不到沒有受到暴力迫害的校長。打死卞仲耘校長，僅僅是這場規模巨大的慘劇的開端。
紅衛兵還發明瞭「紅五類子女」「黑五類子女」的說法和一副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並且對一大批所謂「家庭出身不好」包括被整肅幹部的青少年實施迫害。例如，北師院附中紅衛兵打死了該校數學教師田欽的弟弟田悅，北京106中學的學生。在北京八一學校，不但該校領導被「鬥爭」，十三歲的六年級小學生習近平也遭到毆打，還被「遊街」，因為他父親習仲勛是「反黨集團」成員。四十七年後，習近平成為中國的最高領導人。
八十年代初，文革被官方「徹底否定」。但是對卞仲耘之死，對這場紅衛兵暴力的報導一直不准許發表。二○○○年，我做了一個網頁紀念文革受難者。卞仲耘之死是網頁上最早的一篇。網頁做在芝加哥大學的伺服器上。十七個月後，文革受難者網頁被封鎖。至今已十二年。十年前，我出版了52萬字的《文革受難者》（香港，開放雜誌社），內有六百五十九個文革受難者的名字和他們的受迫害經過記錄，「卞仲耘」是其中最長的一篇。有多名讀者告訴我，他們在香港買的《文革受難者》，返回時在海關被沒收了。可以想見，這本書傳入中國大陸的數量肯定十分有限。
這種對文革出版物的禁制，是完全沒有道理，也是很荒謬的。事實上，網頁上和書裡的受難者們，全都在文革後得到了「平反」；他們的家人，一般也得到了四百二十元錢的補償，作為撫恤金和喪葬費。現在人們描述希特勒的納粹黨人對猶太人的殺戮和迫害時，使用「群體性殺戮」和「群體性迫害」的字眼。文革以「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罪名，迫害了如此眾多的教育工作者和學生，也是一個典型的「群體性殺戮」或者「群體性迫害」。
是不是為了迴避這場迫害的嚴重性質，就不讓談不讓寫文革的慘案？——但是我無從知道封鎖文革受難者網頁的權力者是誰，法院的司法判決署有法官的名字，也允許上訴。為何網上的判決卻沒有。我問北京人，沒有人回答。有人甚至認為這問題提得很奇怪。似乎大家覺得，歷史寫作，可有可無，這讓人悲哀。
二、《南方週末》要求我向宋彬彬道歉
《文革受難者》出版十年來，這本書雖然沒有走紅暢銷（編按：是一本沒有停止的長銷書），但在讀書界，不乏讚語，網上有時可以看到書的片段轉載，或讀者表示肯定的反應，沒有明顯的異議。然而，十年後，二○一四年，竟然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文革受難者》書名在中國大陸媒體上出現了。不過，不幸是以負面的方式被提到。三月十三日，中國發行最廣的刊物之一《南方週末》發表了整整四大版的長篇文章，主要內容是對宋彬彬的專訪。在詳細描述了宋彬彬怎麼在天安門上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之後，提到了我的名字和《文革受難者》書名。《南方週末》沒有介紹書的內容也沒有說明出版社和出版地點，也不加論證，就聲稱這本書「歪曲事實」。
「歪曲」了什麼事實？他們認為的「事實」是什麼？他們沒有說。對一本五十二萬字的、在大量調查訪談基礎上寫成的大書，用三言兩語給讀者灌輸一個結論，這種武斷讓人吃驚。至少，指控一本讀者未有機會閱讀的書「歪曲事實」也顯得相當奇怪。報導不能指出這本書的哪一頁哪一段那一行不是事實，就作此斷言，簡單粗暴，這是一個大報應有的文風嗎？
我一直認為，對文革有不同的看法可以各自表達，但是關於事實的陳述應該清楚。南周這篇報導對我書中寫到的文革受難者做了不合事實的描述。該報導聲稱「不少受難者本身也選擇了遺忘」，例子是受難者張放（北京二龍路學校英語教員）的女兒燒了關於張放受迫害的案卷，不讓弟弟知道。事實正相反。張放的孩子看到了報導立即給我寫信，傳來了他們全家寫好的想要發表而幾十年來無法發表的紀念張放老師的文章。
另外，《文革受難者》寫有「李文波」一章，北京欖桿市廣渠門內大街121號居民李文波被第十五女子中學的紅衛兵打死。李文波住的房子是他自己的，以前有過小產業，所以遭到紅衛兵抄家。紅衛兵指控李文波用刀砍了她們（事實其實另有說法），當場把李文波打死，李文波的妻子劉文秀兩週後被槍斃。擁有自己的住房，擁有自己的飯館、商店或者工廠和公司，這是中國現在很多人的社會身份，也就是說，今天社會中有千千萬萬李文波一樣的大小業主。但是在一九六六年，在卞仲耘被打死二十天後，李文波一家遭到這樣的殘殺。《南方週末》把李文波事件說成是「殺人高峰出現的緣由」。即把受難者說成是大規模虐殺的原因，這完全是本末倒置。事實上在李文波被打死的前一天，北京單日被紅衛兵打死的人數就已經達到四十四人。
我和《南方週末》聯絡，要求讓我說明事實。他們回答說，關於這件事情，中宣部已經有批示。他們不能再發表有關文章。也就是說，宋彬彬和其「團隊」（一些人如此自稱）說完他們的長篇大論以後，別人不准許發言回應。至於是哪些部長作了批示以及說了什麼，他們不肯透露。人們只能猜測：這是否意味著從前不准發表文章談文革的政策變成了可以讓單方面說話、不准討論？
聽說寫報導的該報記者馮翔在文革後長大，我擔心他年輕不瞭解歷史，於是給他打了電話。我說，他在描寫謝富治和宋彬彬商量獻袖章的事情時，似乎當謝富治只是個一般的高幹。我問他是否知道謝富治在文革後被法庭審判定為對文革負有重大罪責的「主犯」之一。只是因為謝在一九七二年就已去世，才缺席了那場審判。馮翔聽後的反應是：「這又怎麼啦？」然後，他大聲質問我：「你為什麼還不向宋彬彬道歉？」
這是第一次有人要我向宋彬彬道歉。我感到驚訝，不過也不太意外。很多年來，宋彬彬和她的「團隊」一直在表達這樣的意思。南周這篇報導也已不指名地要求對宋彬彬作了「不實報導」的人「道歉」。他們還出版了一本題為《故事不是歷史》的書，意思是我寫的是「故事」不是「歷史」。——我和馮翔電話談話未能繼續。這位記者並無興趣對事實、邏輯、辯論規則作討論，只是明確地表達了他的「一邊倒」的態度。
三位退休教師補充對紅衛兵暴行的記錄
這就是卞仲耘之死在四十八年後終於登上媒體的故事。卞仲耘和紅八月受難者之死，他們的被害過程，當時就大量地在大庭廣眾和光天化日之中發生，既不被當作秘密，也並不複雜。被害者是群體性的。施暴者也是群體性的。對暴力迫害的法律上和道德上判斷，更是清楚的。中國是文明古國，從來沒有這樣的由青年學生大批打人殺人的傳統或習俗。除了文革理論，找不到任何把卞仲耘致死合理化的理由。但是，卞仲耘之死硬是被排除在歷史記載之外幾十年。在大陸印行的幾部文革通史，都沒有提到卞仲耘之死和「紅八月」殺戮。假使沒有《文革受難者》，卞仲耘之死和其他無數普通受難者的死亡，就像沒有發生過一樣，連《南方週末》這篇報導也全不需要費心製造。今天，卞仲耘之死終於登上大型媒體時，四大版的文章，由紅衛兵擔任述主角，他們的目標很明顯：就是要求揭示和記錄卞仲耘之死的我來道歉。
這不給人一種超現實主義的荒誕感覺嗎？這不僅僅是在冒犯一本書或者一個作者，這是在挑戰千千萬萬文革經歷者的智商和道德準則。因為中宣部長們的「批示」，這個長篇報導發表之後，媒體上沒有出現討論和異議。這種情形，使人想到近兩年來人們開始關注的空氣污染「霧霾」。在文革歷史的寫作和述中，一種精神和思想的霧霾也已經落下。受難者的名字在被否認，暴力的規模和組織性在被否認，暴力殺戮的起因在被否認。在霧霾造成的昏暗中，事實與謊言，罪惡與正義，善與惡的本來已經相當明顯的界線，再次被混淆。
我在《文革受難者》的前言中，寫了一個「牛雞之間」的真實故事：牛記得他們群中被殺者，雞卻不記得，甚至搶食被殺同類的腸子之類。我想要指出歷史記憶中的道德元素。中國發行最多的《讀者》雜誌那時候選載了這一段。但他們沒有交代出處，沒有提《文革受難者》，也沒有告訴我。我理解他們的苦衷。
曾有三位退休老師約我見面。他們是一九六○年從北師大畢業的同班同學。他們告訴我，《文革受難者》書中的張輔仁和靳正宇，是他們的大學同班同學。在「紅八月」中，他們班還有一名同學被害死。她的名字是廉秀文。廉秀文畢業後分配在北京地安門中學教書。她還沒有結婚，住在父母家中。父親從前是小商人。紅衛兵抄家，命令他們交出私藏的槍支，他們交不出來。紅衛兵說不交出槍來就在下午打死他們。廉秀文在中午跳樓身亡。
廉秀文老師是《文革受難者》名單裡沒有的受難者。如我在書的扉頁上表達過的意思——這本書遠遠沒有記錄全文革中發生的迫害和殺戮慘劇。實際上，《文革受難者》書需要批評的是對文革迫害的描寫遠遠不夠，而不是如現在紅衛兵指控的是言過其實。（編按：文革受害死亡者不採葉劍英的二千萬之說，也有數百萬。王友琴記錄的不過是萬分之一。）
他們說到的張輔仁，是北京外國語學院附中教師，在紅八月中和另一名老師張福臻一起被打死。那是宋彬彬在天安門上給毛獻紅袖章的第二天。靳正宇是北京師大附二中的語文老師。在紅八月二十五日被該校紅衛兵打死。那一天，還有該校負責人姜培良和一名高二學生的母親樊希曼也在學校中被打死。在這一天之後，北京紅衛兵每日打死的人數，從兩位數變成了三位數。我寫《文革受難者》時，只知道張輔仁和靳正宇兩位老師死得非常悲慘，並不知道他們是大學同班同學。現在知道在北師大一個三十來人的班裡，在紅八月，有兩人被打死，一人被逼「自殺」。老師們遭遇的這種悲慘程度和死亡密度，讓我再次震驚與悲憤。感謝三位老師的指教。我敬佩他們沒有忘記四十七年前被害的大學同班同學。他們的正義感和責任心因年老而變得更加強烈。他們還自費出版書籍，表達他們對歷史的記憶和對暴行的譴責。他們和《南方週末》那篇關於紅衛兵暴力的報導的輕浮和偏向成為對比。
陳老師記得習近平在八一學校被毆鬥
這三位老師中，陳老師大學畢業後分配到北京八一學校。陳老師講給我聽在八一學校發生的暴力迫害，包括毒打和「自殺」。這些在我的《學生打老師的革命》中將會進一步介紹。同時，陳老師也告訴我，從一九六五秋天到一九六六年六月停課鬧革命之前，習近平在她教的六年級語文課上。陳老師說，習近平當時住校，他的父母那時候被關，他成了所謂「黑幫子女」。習近平在校中被毆打，還有一次被「遊街」。當時習近平曾經問她：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事情？（指打人和暴力迫害）。她說，她當時沒有能很好回答這個六年級小學生的問題（誰又能回答呢？），但是她記住了他的提問和思考。她知道他很痛苦，但是他沉穩，沒有鬧，沒有去「造反」，沒有打砸搶，沒有害別人。
為寫作《文革受難者》我做了大量的訪談。我從不泄露消息來源，這是重要的原則。但是這裡我寫到陳老師。這是因為她不但告訴了我這些事情，後來，當國際記者要求採訪她時，她大大方方接受採訪，並且留下了錄音，讓記者採用。陳老師談了一九六六年八月，她的三名大學同班同學也是中學教員的悲慘遭遇，也談了習近平的遭遇。這並不是因為習近平現在是中國最高領導人，陳老師從道義原則上看待這件事情：應該揭露和反對這種對一個十三歲少年的身體的和心理的摧殘。陳老師對事實和陳述和分析，都非常清楚。她否定的不僅是迫害本身，而且還有事情後面的迫害原則。
我曾聽到過一種說法：高層領導人不會喜歡別人說他們以前的倒楣事情，普通人應該迴避說這類事情以免招麻煩。我不知道是否高層領導人都這樣想。但是陳老師並無這樣的顧慮。她陳述了歷史事實，闡明瞭她的價值原則，也表達了她的期待。她當然已經不年輕，但是外貌端莊，言辭清晰，有熱情，有勇氣，有思想。她能掃除對那一代人的過分謹慎、膽小窩囊的刻板印象（即使有這樣的情況，也應該說是長期的精神壓抑所致。想想他們經歷了什麼吧。一個班的大學生，畢業六年之後，一個月間就有三人在紅衛兵暴力下喪生）。所以，我把她的故事寫在這裡和讀者分享。
在《南方週末》報導之後，有位作家向很多人打聽：這篇報導有什麼背景？有什麼大人物在幕後？我理解這種做法，雖然我認為對這個文章的判斷應該首先來自歷史和道義的角度。我甚至也同情，為什麼幾個在兩年跟我說他們是在宋彬彬和我之間的「第三邊」的人，在《南方週末》的報導中已經成為宋彬彬一邊的。當媒體控製作家的發表的時候，作家為了發表，就得打探媒體的某種行動的權力背景。我不知道這一打探的最後的結果。他最後打聽到了什麼？《南方週末》報導是來自習近平的支持？還是僅僅是宋彬彬和她的團隊的意向？
宋彬彬在道歉和要求道歉中轉來轉去
最近幾年，中國媒體發表了一些紅衛兵向曾經被他們「鬥爭」的老師們道歉的報導。去年底，陳小魯道歉使得這個道歉達到了一個高潮，因為他的父親的地位，因為他在北京市和他的中學的紅衛兵中的地位，也因為他的道歉的深度。這場紅衛兵道歉是關於個人道德的，也是關於歷史真相的。紅衛兵道歉一時間甚至成為世界新聞，因為媒體看到這裡面的雙重含義。這個道歉，是否可能成為讓社會得到一個在文革迫害後得到某種和解的機會。在這種情況下，宋彬彬和她的團隊在今年一月作了個急轉身，也作了「道歉」，而且是在媒體出席的場合「道歉」。然後，他們再次急轉身，要求向他們自己道歉。他們轉來轉去，沒有顧上他們的言說中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
不過，儘管自相矛盾和缺乏理由，他們的這種做法，加上《南方週末》的四版長文，他們還是顯示了某種力量。在《南方週末》三月發表報導以後，一本已經籌備多年的書《我們懺悔》在五月出版了。接著，我就聽到在中央大媒體的一名編輯說，這本書已經被搗成紙漿，不准流傳。我找到了其中的作者，聽說書已經發行。我為他們鬆了一口氣，「被搗成紙漿」只是一個傳言。但是這能成為傳言，還是因為有這樣的壓力和氣氛存在。另外，這樣的傳言實際上也構成了讓其他作者和編輯卻步的作用。《我們懺悔》這本書的宗旨，從書名就看得很明顯。作者們「懺悔」，是為他們當紅衛兵的時候做的不好的事情，才懺悔。也正因此，儘管「懺悔」是個人的事，比「道歉」更個人的事，他們還是可能被認為是開罪了其他不想「懺悔」的紅衛兵，所以他們必須低調。我至今還沒有看到任何關於他們的書評或者廣告。
北京的一位學者告訴我：沒有人做文革歷史研究，因為不能發表。不能發表就不能得到學術職稱。所以，就沒有做這種研究。他說得直截了當。
在現實中，霧霾不但擋住了人們的視線，讓人看不清世界，同時，霧霾被吸入肺部，也損害人們的肌體的健康。精神的霧霾也是這樣。精神的霧霾讓人們看不清歷史，也損害著人們的道德方面的健康。當人們已經意識到物質的霧霾並且想要設法解決的時候，這種精神的霧霾也一樣在侵蝕人們的道德和理性啊。
我剛剛看望了王晶堯先生，他已經九十三歲。他的妻子卞仲耘被打死的時候，他47歲。他在妻子被打死後，立即買了一個照相機拍攝了當時的場景。他也始終保留著妻子被害時的血衣和被打得金屬錶鏈都被撕裂的手錶等等。他的頭腦和談話依然很清晰，他的健康也好於他的同齡人。我坐在他對面望著他。在隔開我們的桌子的上方，是卞仲耘和他的照片，那時他們不到三十歲。我想到這位老人的生命中有一半，是在妻子被打死的陰影中。他們一家經歷了悲慘的文革迫害，但是他們也從來沒有放棄。他們的堅持，使得即使四十八年之後，紅衛兵們也無法繞過卞仲耘之死的歷史事實。感謝王晶堯老人，也感謝陳老師，他們為我們帶來一片道德的藍天。寫於2014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