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5年02月27日訊】編者按：本網站專欄作家、82歲的老作家鐵流先生，2014年9月13日在北京以「尋釁滋事」的罪名被非法刑事拘留5個多月後；2015年2月25日下午在成都開庭，在經過「簡易程序審理」後，鐵流被以「非法經營罪」判處有期徒刑2年6個月，緩刑4年，鐵流很可能因此成為中國因言論而被審判的最高齡長者。1957年鐵流曾被中共劃為右派遭勞改關押，蒙冤受屈長達23年。鐵流先生「非法經營罪」《往事微痕》的到底講了些什麼？本網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內容都是當事人在反右、文革等歷次運動中親歷、親見的事件。現將《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後陸續發表；應讀者要求部分文章會重新刊出，以饗讀者。
1957年9日29日，我被屈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為什麼？是因為我相信「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是毛澤東真誠的表述。於是，講了幾句對我來說是真心話，可對別有用心的看來，卻是犯了罪不可赦的滔天大罪。
我說：蘇聯支援中國三億儘是破爛汽車，蘇德戰場上的垃圾，本國報廢的、淘汰的貨色；蘇聯在打敗日本關東軍時從東北掠奪去的高級設備一件也未歸還中國；希特勒與斯大林是小巫見大巫，希特勒納粹黨不殺自己人，斯大林共產黨殺自己人是從不手軟的，基洛夫被殺，蘇共中央委員半數被殺。說我，這是反蘇，第一大罪。
我說：國家機關是衙門，龐大機構吃皇糧，無事可幹庸人自擾；只要會喊萬歲，缺德少才不學無術的人，可以吸收入黨，提拔幹部。說我，反對黨的領導，反對無產階級專政，這又是一大罪狀。
我說：報社編輯部定好框子，下去找個社員，穿件花衣服，硬裝笑臉，拍個照了事，克里空形式主義騙人。說我，與劉賓雁沆瀣一氣，南北呼應，攻擊黨的新聞事業。
我說：農民種田挨餓，工人幹活吃不飽，糧食到哪裡去了？說我，反對統購統銷。
……
我這個人，竟被誣為罪惡滔天、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右派！
批判鬥爭會接連開了13次，最後一次中午，我趁大家各自休息，翻牆逃出，蹬上400餘級石階，想在涼亭上上吊，以結束25歲年輕的生命。可剛準備上吊，突然從草叢中躥出四員早就監控我的大漢，將我捆綁得結結實實，而後揪到會場，連夜批鬥通曉達旦。口號嗷嗷叫個不停，聲波震顫群舍，我就這樣成了全校第一個右派。無疑要對我實施監禁、專政、改造。
校刊頭版頭條報導，全校掀起反右高潮，眾多班主任和積極份子相互挑戰，年終前作了統計，戰果輝煌，地富反壞右各類分子完成12.4%，多數群眾心安理得，認為大大超過了「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毛主席」的5%的指標。可此時一位蔡姓電工和一位朱姓老師以極「左」的面貌出現，高聲嚷道：右傾右傾，你們右傾，指標遠遠沒有完成，地富反壞右的指標各為5%，5乘5，總指標應為25%，於是，揭發、批判繼續進行。
朱姓老師明明向我哭訴，他五口之家每月糧食不夠吃，我聲援他，寫大字報放了一炮，他卻說我造謠，攻擊統購統銷，他家口糧月月有餘。結果，我被打成右派，他後來卻參加了中共，繼而當上經理、調任局長。蔡姓電工後來當過基建處長，撈到三套福利房，又更改入伍年份，辦成離休，離休養老金每月有半萬之多。這些都是後話，但是，從反右開始，投機、整人、入黨、做官、貪污、發財成了幹部升遷的六步曲。
孫昆泉老師是戴望舒老師的好友，孫曾為戴修改過《雨巷》，得以在反胡風運動中矇混過關，孫為了表現自己是個已經改造好的、堅決跟共產黨走的知識份子，批鬥他人異常積極，目的僅僅是為了糊囗飯吃，以解脫經常斷炊的困境，為此，孫老師一人就寫了50多張大字報，書法甚佳，不亞於沙孟海。
我記得，孫老師有一首挖苦、批判我的自由體長詩：「我是中共黨員出身又是正宗工人從愛護黨出發與右派份子劉賓雁通信……」
還有一位秦永風，家庭成分是逃亡地主，為了表現自己背叛地主階級的堅定立場，蒐羅我談笑中的片言只語，無限上綱，殘酷鬥爭。可到定性時，孫老師成了反革命，開除出校，而秦永風不久也成了右派。這都是自作自受。
文化大革命雖是革走資派的命，但右派也少不了陪綁。
文革時期，說我反對學習毛澤東的「老三篇」，破壞學習「毛主席光輝著作」活動，每天干完牲口般的勞動後，要背著寫有「打倒破壞毛主席著作的右派份子丁振海（丁振海三個大字上打了三個紅義義）」的牌位，還要赤腳走在溶化了的瀝清路上，自己打鑼自己喊：「不學習毛主席光輝著作，是自取滅亡」，喊得時間長了，聲音稍低了一點，掃把柄就接二連三、劈頭蓋腦打來。說白了，這些人想在我頭上立功，爭當投機、整人、入黨、做官、貪污、發財六步登天的幹部。
1966年8月31日，我幹完了牲口活，已經疲勞不堪，汗也來不及擦，就給我戴上一米多高的高帽，押著我遊街，我實在受不了，怎麼也想不通，一回到家，就取出平日積累起來的、藏在枕頭下的22片安眠藥，一口氣吞進肚裡，想一死了之，一了百了。不料，死睡了三天三夜又醒了過來，後來，排尿如針刺，撒出不是尿，而是血，落得個腎左大右小不一的毛病。
我1957年9日29日被屈打成右派，1966年8月31日我吞服安眠藥自殺。每年每逢9月29日、8月31日，我不進人間煙火，以淚洗面，默默禱念我的苦難血淚史。
我戴上右派帽子，沒有送勞動教養，只交農村監督勞動，在無形的槍口下，監禁、專政、政造22年，外加批鬥、遊街、餓肚以及各種禽獸才能臆造出來的體罰，我所遭遇的折磨和痛苦，是任何人可以想見的。22年的禁監、專政、改造的經歷是說不完、訴不盡的，但結果只有一個，即：糾錯改正、恢復黨籍、恢復工作、恢復政治名譽。
許多難友走完這22年苦難歷程，苦盡甘來，各得其所，可我沒有這個好運。79年3月9日我接到糾錯改正通知書，回到單位，又遇到我的死對頭。他曾是我的下級，受過我的差遣，可他是個靠反右起家、踩在我頭上、投機整人入黨做官貪污發財六步登天的幹部。別的難友恢復原級別、原工資後，再提高一級行政級別、一級工資，省級機關的還增發500元補助。我的頂頭上司不但什麼都不給，反而佈置親信盯梢，不准丁振海翹尾巴，還公開宣布：丁振海的帽子拿在群眾手裡。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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