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海外網友說，柴靜這部片子「應該獲得國際環保機構的大獎」，我隨即跟帖：「鄭義的《中國之毀滅》更該得」。
是的，看了柴靜的《穹頂之下》，我馬上想到鄭義的《中國之毀滅》。《中國之毀滅》是流亡作家鄭義在一無資助，二無團隊，單憑一人之力，用了5年功夫完成的一部40萬字巨著。這本書的副標題是「中國生態崩潰緊急報告」。全書分上下兩篇，上篇是對中國生態環境現狀的描述，其中不只談到了空氣污染，還談到了水污染、土地污染等等；下篇是對生態災難的制度分析，結尾兩章是對國運的分析與預測。該書出版於2002年，距今已經13年了。
看了柴靜的《穹頂之下》，我不禁想，如果當年鄭義有條件把他的《中國之毀滅》拍成電影，那又將如何？我們知道，中國第一部走出國門並榮獲國際A級電影節（第二屆東京國際電影節）故事片大獎的電影是根據鄭義同名小說改編的《老井》，而這部電影的編劇就是鄭義自己。我想，以鄭義的才氣，假如有條件，把他的《中國之毀滅》拍成電影，那一定會很震撼。
如果鄭義的書在當年就可以在國內出版，如果鄭義有條件把他的書拍成電影又可以在國內放映，那麼，它必將造成不亞於今日《穹頂之下》所造成的轟動，從而喚起國人－－包括政府－－對環保問題的強烈關注與投入；那麼，中國生態環境的惡化，例如霧霾，定然不至於嚴重到今天這個地步。在這裡，我們不只是為鄭義扼腕，更是為國人扼腕，為國運扼腕。
柴靜的《穹頂之下》引來如潮的讚許，也招致一些批評和質疑。有一種批評很正確，也很有力；不過對這一種批評，對方也很容易辯護，很容易化解。
比如說，有人批評《穹頂之下》迴避了對政府、對體制的追究，但正如辯護者說的，如果《穹頂之下》明確提出政府的乃至體制的問題，像鄭義的《中國之毀滅》，這部片子就拍不出來、放不出來了。不少人質疑柴靜和體制的關係。不錯，如果柴靜不是曾經的央視出鏡記者，如果她不具有由此帶來的知名度以及和體制的良好關係，她不可能拍成這部影片；如果沒有體制的許可和某種協助，《穹頂之下》不可能在網路上得到如此廣泛的傳播。但若因此便斷定這部影片是「小罵大幫忙」，是為專制政權服務，便斷定這部影片一定是部壞影片，那顯然又是不中肯，不符合實情的。無論如何，《穹頂之下》是部好影片，它起的作用無疑是正面的。像柴靜及其團隊那樣，盡量利用體制做好事，在道義上是無可非議的。
應該說，上述辯解也很有力，很通情達理。可是，聯想到鄭義那本書的遭遇，你不能不感到還是有幾分意氣難平，你不能不感到這中間必定還有什麼要緊的問題沒有弄清楚。
我曾經講過，專制不只是做壞事，專制也會做好事；在專制下，人們不是只能做壞事，人們也可以做好事。問題是，專制之壞，壞就壞在它要壟斷做好事的權力。它只准自己做好事，不准別人做好事；準確地說，它只准人們在它的許可下做好事，沒有它的許可，你就是想做好事也做不成。為此，它就要打壓那些想獨立地做好事的人，它就要封殺那些人做的好事－－這本身就是做壞事。事實上，專制做下的壞事，有很多就是因為它要壟斷做好事的權力而做出的。一般人只知道專制之惡就因為它做壞事，他們不知道，專制之惡，也因為它做好事，因為它壟斷做好事的權力。
知道什麼是「作威作福」這個成語的本意嗎？「作威作福」這個成語的本意是：一切權力統統歸王所有，一切恩惠唯有王才能施予。這就是說，只有王才能做好事。意味深長的是，漸漸地，「作威作福」這個成語的含義卻發生了變化，它後來的意思是指橫行霸道、驕奢淫逸。細細想來，這種詞義的變化是那麼微妙，那麼自然，那麼深刻，那麼正確。它正好揭示出：權力導致腐化，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化。這就提醒我們，反對專制，不只是要反對它做壞事，而且也要反對它對做好事的壟斷。
不錯，在現行體制下，一個人好像只有進入體制，至少是獲得體制的許可，才可能做成一些好事。藉助於體制，你甚至可能獲得在自由社會中都難以獲得的巨大成功。但我們必須看到，那正是體制給你設下的誘餌和陷阱。我們的責任正是要去改變它而不是去適應它。我們更需要開闢出自由之路。由於缺少最起碼的自由－－首先是言論自由，我們曾經付出無比高昂無比慘重的代價。鄭義的中國生態危機報告被封殺十餘年這件事則提醒我們，這樣高昂慘重的代價我們現在還在付。
路是人走出來的，走的人多了才成路，走的人少了成不了路。毫無疑問，我們應該對所有利用體制做好事的人予以肯定，但同時我們也要提醒他們，生於當代中國，還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更多的人一道來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