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網路圖片）
1966年8.18紅衛兵運動被推向高峰，打人和濫殺無辜之後總要有新的花樣才叫不斷革命。於是發起一場把所謂有問題的人趕出北京，當時稱為「遣返運動」。 「遣返運動」受到了當時傳播媒介的狂熱吹捧。1966年8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重要社論《向我們的紅衛兵致敬!》社論說：「紅衛兵上陣以來，時間並不久，但是，他們真正地把整個社會震動了，把舊世界震動了。他們的鬥爭鋒芒，所向披靡。一切剝削階級的舊風俗、舊習慣，都像垃圾一樣，被他們掃地出門。一切藏在暗角裡的老寄生蟲，都逃不出紅衛兵銳利的眼睛。這些吸血蟲，這些人民的仇敵，正在一個一個地被紅衛兵揪了出來。他們隱藏的金銀財寶，被紅衛兵拿出來展覽了。他們隱藏的各種變天帳，各種殺人武器，也被紅衛兵拿出來示眾了。這是我們紅衛兵的功勛。」
8月31日，毛澤東攜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再次公開接見了來自全國的紅衛兵和革命師生代表。林彪在大會上重申了中央和毛澤東支持紅衛兵小將的堅定立場。
黨報和中央領導的公開表態，使紅衛兵和造反群眾的革命熱情更為高漲。9月上旬，北京遣返運動進入了高潮，僅幾天時間，就有近10萬人被趕出京城。當時，北京站每天開出幾十次列車，每次列車上都載有成群結隊的被轟回原籍的「黑五類」分子。而在車站廣場上等候遣返的「黑五類」黑壓壓望不到邊。
有一位當時出自崇文區的遣返對象的子女白玉福回憶說：
8月18日，毛主席接見紅衛兵以後，新華印刷廠也成立了紅衛兵組織。我父親由於歷史上有污點——他參加過張學良領導的東北軍，任少校教官。——遭到紅衛兵的批鬥。他在工廠被關了近一個月。9月的一天，父親突然在三個年輕紅衛兵的押送下，回到家裡。紅衛兵向我們全家宣布：三天之內，全家滾出北京!
三天?我們全家都呆住了。我哥哥問：「怎麼，我們子弟也走嗎?」「對，」紅衛兵厲聲對哥哥喝道：「全家都滾蛋!一個不剩!」我哥哥不服，他和我姐姐一塊去新市委群眾接待站上訪。新市委接待站聚集著一大批遣返對象的子女，他們中有些人還佩戴著紅衛兵的袖章。這些子女異口同聲說他們已同反動家庭劃清了界限，正在積極投身文化大革命。若把他們一塊遣返，不是把他們往反動陣營推嗎?接待站的同志一聽有道理，立即向市委做了匯報。第二天接待站就告訴我哥哥他們：政治表現好並且經濟上能夠獨立的「黑五類」子女可以留京。
我由於年齡小，經濟上不能獨立，只好隨父親一塊離開京城。讓人不解的是紅衛兵也不知道把我們家送往何方，他們只是見別的工廠開始遣送「黑五類」，他們怕落後於形勢，便匆匆地訂下了驅趕「黑五類」的時間表。不過紅衛兵有一點是明確的，那就是要把我們送到鄉下去。因而他們命令我們少帶東西，幾個鋪蓋卷、幾雙碗筷就足以了。他們還讓我們一律要穿黑外衣、黑褲子，棉襖棉褲也必須是黑色的。說這是統一規定，若不執行規定北京站革命群眾根本不讓上火車，還可能被革命群眾痛打。
我們按照紅衛兵的要求，處理了所有的東西，每人做了一身黑棉衣。9月17日，一輛吉普車開到了我們家門口。在一陣「四類分子滾蛋了!」的喊聲中，我們一家在紅衛兵的監督下，戰戰兢兢地爬上了吉普車。吉普車很快駛離了我們住了十幾年的緊挨著元大都土城牆的小院，我的心一陣發冷。北京，別了，我再也回不到你身邊了!再也看不見你了!
吉普車開到了北京火車站，我下車一看，嚇了一跳：滿廣場都是穿著舊軍服、腰扎武裝帶、手裡拿著皮帶、木棍的紅衛兵，足有幾萬人。廣場中間有一條窄窄的通道，跟我們一樣穿著黑棉襖、黑棉褲的「黑五類」扶老攜幼在這條通道裡慢慢蠕動著。紅衛兵們不時舉起皮帶、拳頭朝「黑五類」砸去，「黑五類」躲得了這邊，躲不了那邊，一副悲慘相。
看到這情景，我父母想往後退，但押送我們的新華印刷廠紅衛兵不答應。說早晚得過這一關，而且火車很快就要進站了。沒辦法，我們三口人只好硬著頭皮往前走。還好，連走30多米都沒挨著皮帶，紅衛兵站在兩旁只是譏笑我們三口人穿的又肥又大的黑棉襖。由於時間緊，我母親只用大針縫縫就給我們爺倆穿上了，所以棉襖很不合體。我父親的棉襖一邊長一邊短，袖子還掉了下來；我的棉襖又肥又大，後邊還撅著。引得紅衛兵們一陣大笑。
但快到進站口時，情況有點不妙。我們前邊的一對老夫妻被紅衛兵截住了。紅衛兵開始搜他們的身，當搜到那老婦人時，老婦人有些慌亂。紅衛兵立刻警覺起來，挨個口袋翻查老婦人的衣服。突然，一個女學生翻出了一疊鈔票，她立刻變了臉，吼道：「誰讓你藏現金的?沒看見我們的佈告嗎?‘黑五類’不能帶任何貴重物品上車。你為什麼違反規定?」這時那「黑五類」老頭扭過臉說：「這都是我們近幾個月的工資，到鄉下要花錢的。」「好啊，你敢頂撞我們?!」那女學生立刻朝老頭舉起了皮帶，只聽「啪」的一聲響，金屬皮帶環打在老頭眼眶上，頓時鮮血如注。老婦人想去扶老伴，但被幾個紅衛兵死死拉住。「打——!」只聽一聲喊叫，十幾個紅衛兵一齊朝老頭扑來，棍棒、皮帶雨點似地落下。老頭很快就倒下了，血染紅了他的衣服，連地上也汪了一灘血。他的臉腫得嚇人，紅衛兵停下手後，把他像拖死豬似地沿著通道拖了出去。
那老太婆已經嚇傻了，呆呆地不知該怎麼辦。一個女學生大喝一聲：「滾!」這老太婆才一拐一拐地朝前挪動。但沒走幾步，不知哪個學生喊了一聲：「這是地主婆!」於是老婦人遭到了四面八方唾沫的襲擊，學生們爭先恐後朝老婦人身上啐。老婦人身上臉上頭髮上全都是粘乎乎的唾液，她躲不能躲，跑不能跑，只是嘴裡一個勁兒地喊：「饒命!饒命!」
厄運終於也落到我們家頭上。我父親由於走在前面，腳步快了一些，學生們立即截住了他，一陣拳打腳踢。只是由於我父親嘴裡不停地喊：「我有罪!我有罪!」紅衛兵才放過了他。接著是我母親，由於紅衛兵從她身上搜出了100元錢，幾個女紅衛兵揪著她頭髮往地上撞。要不是後來廣場上突然響起了紅衛兵指揮部的緊急廣播，我母親必死無疑。就這樣她的眼睛都睜不開了。上站臺時得我牽著她。
上面這個人的回憶，真切地描繪了當時遣返運動的情景。由於遣返對象大都是下層人士，所以在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書籍中很少介紹，文革史學家關心的只是某些大人物與知名人士在文革時的遭遇，對於成千上萬普通「黑五類」的苦難，他們是不屑一顧的。其實普通百姓的淒慘苦難，才是文化大革命最大最深廣的不幸。
（本文摘自1996年中國社會出版社出版的《青春的浩劫》，共50萬字，由金汕與方正、孟固、陳義風合作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