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5年03月28日訊】原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做客鳳凰衛視節目《公益中國》時談到，死囚器官移植形成了一條骯髒的利益鏈條，周永康落馬才打破這種利益鏈。這番話並非空穴來風，但將時點選在官方宣布周案將公開審理，並時不時提醒這個「反黨叛黨集團」還有後臺之際，總引發一種猜想：此案阻力甚大，不如此「扒皮」，難以在黨內高層服眾。
周薄二人與死刑犯器官及屍體買賣的關係
中共極不願意提起的醜惡政績當中，包含死刑犯器官移植，以及販賣死刑犯屍體用來製作人體標本。與死刑犯有關的事情，當然與政法口脫不了干係。但像這樣將其與周永康直接掛鉤，尚屬首次。北京這樣做，當然不是為了清算對死刑犯的反人道行為，而是另有政治目的。以下梳理「周薄反黨叛黨集團」主要人物與此有關的反人道行為。
周永康，2002-2003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員會副書記，公安部部長兼黨委書記；2007-2013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至2012年11月），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主任。
無可置疑的是：周執掌公安部與政法委前後，中國正成為世界最大的器官移植大國。《器官捐獻迷宮》（《南方週末》2010年3月26日）引述廣東省中山一院副院長何曉順時得悉，2000年是中國器官供體從短缺走向豐富的分水嶺，「2000年全國的肝移植比1999年翻了10倍，2005年又翻了3倍。隨之器官短缺，死刑犯器官變成挖不盡的富礦。」2002年以前的責任，應有他人承擔；2002年以後的責任，周永康無可推卸。
薄熙來，1994年直至2000年任遼寧省委副書記及代省長，足跡一直未離開遼寧省大連市。薄取得在大連政壇的決策權，大概始於1989年任遼寧省大連市委常委、副市長，1992年任大連代市長並迅速成為市委書記兼市長以後，大連就成為薄的領地。
有「死亡博士」之稱的德國人馮·哈根斯1999年成立哈根斯生物塑化（大連）公司。儘管哈根斯一直拒絕說明製作標本的屍源由何方提供，但中國青年網在《大連哈根斯公司疑用死刑犯做人體展覽引爭議》（2012年8月22日）一文中，明確說明不僅哈根斯，就連其競爭對手——美國第一展覽公司的人體展覽，其屍源都「完全依靠中國合作夥伴」，這家公司公開聲明「無法獨立核實這些人體全身及人體部位、器官、胎兒和胚胎不是來自在中國監獄被監禁或被處決的人」。哈根斯在大連的公司於2012年2月29日被查封，查封之前20餘天，即2月6日深夜，發生了王立軍出逃美領館事件。該事件發生後，薄熙來的政治命運已注定無法逆轉。
還有誰應對此負責？
最近中共宣布的「反黨叛黨集團」的後臺，即呼之欲出的曾慶紅，與上述事情有什麼關係呢？1999年哈根斯生物塑化（大連）公司成立，時間早於周永康就職於公安部與政法委之前，提供屍源之事應該與周沒有關係。經查證，任建新從1992年-1998年2月擔任中央政法委書記，羅干從1998年3月-2007年10月擔任中央政法委書記，但這兩人目前似乎不在中紀委的清查名單之上，那後臺就只能是中央政法委的上級主管部門中央書記處負責人了，而曾慶紅正好從1997年至2007年12月擔任中央書記處實際負責人。「十五大」期間，中央書記處事權很大，中組部、中宣部、統戰部、中央政法委、中央對外聯絡部等均在其管轄之下；2012年11月「十六大」以後，政治局常委共有九人，黨內各種重要部門「掌門」，如分管宣傳口的李長春和中央政法委書記羅干都晉身為政治局常委，因而中宣部和政法系統不再向曾慶紅負責，周永康則於2002年開始擔任公安部部長與中央政法委副書記。
綜上所述，2002年之前的販賣死刑犯器官及屍體之反人道罪，與周永康應該沒有關係，周需要對2002年以後的罪行負責。
薄先涉入死刑犯屍體買賣，周後成為死刑犯器官買賣利益鏈條的始端。如果要說背後有共同線索，那就是曾慶紅任職中央書記處書記時主管政法委工作。死刑犯的器官與屍體被當作商品買賣，並構成一條巨大的利益鏈條，既是中國人的恥辱與痛，更是批准這項買賣、允許這種商業活動存在並藉以謀利的中國政府之恥辱，不僅在國際社會飽受詬病。更為國人所痛恨，如果不是這時為了扒「周薄反黨叛黨集團」的皮，激起公憤，我相信中共不會將這件事情拿出來公示。
器官買賣溯源：制度之惡
但實際上，在中國，將死刑犯當作器官供體的開創者並非上述三人當中的任何一人。令人感到可悲的是，這在中國是有法律依據的「合法行為」。
2005年11月7日至9日世界衛生組織馬尼拉WHO分部舉行的會議上，中國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被迫承認「中國的器官移植中的活體來源不到5%，95%以上的供體是屍體，而屍體幾乎全部來自死刑犯」，同時，他還承認了器官移植這項被譽為「21世紀醫學之巔」的技術在上世紀70年代的中國已開始臨床嘗試。不久之後，《財經》雜誌在國內發布了「器官移植：加快規制的地帶」。
無論是黃潔夫先生還是《財經》雜誌，都未涉及到一部法規，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衛生部、民政部關於利用死刑罪犯屍體或屍體器官的暫行規定》，頒布時間是1984年10月9日，自頒布之日起開始執行，目前仍未見明文廢止。
幾年前，國人根本不知有這部法規性條例存在，我寫了一篇《一部剝奪死者尊嚴的「1984」法規》介紹這部法規，指出該法規第四款第4條規定：「利用死刑罪犯屍體或屍體器官要嚴格保密，注意影響，一般應在利用單位內部進行。確有必要時，經執行死刑的人民法院同意，可以允許衛生部門的手術車開到刑場摘取器官，但不得使用有衛生部門標誌的車輛，不准穿白大衣。摘取手術未完成時，不得解除刑場警戒。」
也就是說，利用死刑犯器官與屍體牟取商業利益，在中國是「有法可依」的，周永康們的惡行既是他們充分利用部門便利的行為，而且還具有「合法性」。2007年3月27日中國政府公布《人體器官移植條例》，規定了安全有效原則、知情同意原則與保密原則、非商業化原則等，但隻字未提這部1984年的利用死刑犯屍體的暫行條例是否廢止。
人權要進步，惡法應廢止
正因為有死刑犯這一「器官供體倉庫」，中國的器官移植出現幾個大問題，一是「中國98%器官移植源控制在非衛生部系統」，這意思是說，司法和軍事系統成了主要供給來源。（《三聯生活週刊》2006年4月17日報導《器官移植立法之難》）。二是「大陸死刑犯人數遠遠少於器官移植所需的供體人群」，據《鳳凰週刊》在《中國人體器官買賣的黑幕》（2013年11月5日）一文中分析，官方公布每年實施全肝移植4000例（實際數據可能還會多出三至四倍），即使按照陌生人群20∼30%的器官匹配率來算，也必須從3至5個人中才能找到一個合適的器官，那4000個肝臟就至少需要從1.2萬至2萬個死刑犯中挑選。該文還談到，在中國無法獲得法律保護的法輪功學員、中國勞教所囚犯、社會流民、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等都可能成為盜賣器官的目標。
上述數字後面隱藏的殘酷與反人道，幾乎讓人不敢多想、深想。
在國內時，我曾與一些司法界人士討論過這問題。但那時有人認為，死刑犯本來就難逃一死，其器官用來服務於其他有需要的人，算是變廢為寶。近年來，隨著人權觀念的進步，有部分中國人（包括參與器官移植的醫務人員）開始意識到對死刑犯這種做法是反人道行為，中國媒體上日漸多起來的批評揭露，表明持有這種觀念的人越來越多。
為了終止這種以殺戮生命為代價的器官移植，中國政府不僅要揭露懲罰周永康這類利益鏈條的培植者，還應該明令廢止那部「1984法規」。相比較之下，中國是否強大還在其次，首要之事是中國人必須要有生命的尊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