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5年04月01日訊】編者按：本網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內容都是當事人在反右、文革等歷次運動中親歷、親見的事件。現將《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後陸續發表；應讀者要求部分文章會重新刊出，以饗讀者。
法國雨果小說《悲慘世界》中的冉阿讓，為飢餓的外甥偷了一塊麵包，弄得自己一生悲慘。儘管他的「罪」微不足道、情有可原，但畢竟是犯了偷竊罪。在反右派運動中，被劃為右派份子的人，有幾個是真正有罪的呢？大部分人不但沒罪，而且有功，他們的許多言論都是至理名言。但他們一生悲慘，還延及下一代，那個世道，比法國的《悲慘世界》還要悲慘啊。
父親和我的遭遇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父親被劃右派與耿伯釗有關
我的父親胡復（1886——1969）原名胡蔭棠，辛亥革命的有功之臣，因二哥胡廷翼（中將）被軍閥王佔元槍殺，他要為哥復仇，故改名胡復。父親是湖北鄂州華容區胡家大灣人。在北平中央法政專科學校法律系畢業，獲學士學位。畢業後在國民黨黨政機關當職員，曾在武漢、重慶、廣州等地流浪。「解放」後，父親帶著母親回到武漢，由湖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熊晉槐介紹，加入湖北省社會科學工作協會學習。1950年7月，省統戰部派他擔任民政廳秘書，並參加國民黨革命委員會。1952年，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參事室參事。
湖北省人民政府參事室，是省政府中唯一具有統戰性和諮詢性的工作部門。基本任務是組織參事進行調查研究，向政府提出意見和建議；密切與各界人士的聯繫，反映社情民意；參與審查某些地方性法規、草案和政府發布的規章制度；編寫文史資料，參加愛國統一戰線工作。參事室於1950年8月成立，設有政法、財經、文教三個組。幾十名原國民黨軍、政上層人士及知名愛國民主人士被任命為省政府參事。參事們在穩定當時政治形勢，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恢復國民經濟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參事室主任由極有威望的耿伯釗擔任。
耿伯釗（1983-1957）湖北安陸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六期畢業。早稻田大學肄業。1905年加入同盟會。回國後，任孫中山領導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軍事委員會秘書長。1913年任上海討袁軍總司令部參謀長。1926年後，任武漢市政府黨委委員、國民黨政府參軍處參軍、武漢行營參議、湖北省銀行常務董事。武漢解放前夕，參與組織湖北和平促進會。1949年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建國後，歷任湖北省政協副主席。
1957年6月初鳴放期間，他和當時新華社記者曲一凡有兩次談話，前後共6小時，談話內容由曲一凡整理出來，全文發表在新華社的《內部參考》上。耿伯釗在談話中特別批評了黨政不分的問題。他說：「長時期內，以黨代政的現象普遍而嚴重。領導黨有責任對國家大事適時提出正確的政策，和檢查政策的貫徹執行情況，但是它不能代替政府發號施令，發號施令是行政部門的事。我們常常看到中共中央、國務院共同署名發布某一指示和文件，於是上行下效，就出現了省委與省人委、地委與專署、縣委與縣人委等一系列的黨政聯名發號施令的事情。實際上，這種做法必然助長黨政不分，結果是以黨代政，削弱了政府的作用和威信。」
耿伯釗還特別提出了要「加強法制工作」。他認為，開國8年，國家的法制工作搞得很差，遠遠跟不上形勢發展和人民的迫切要求。他說：「憲法有了，但憲法不能代替具體的法律和法規，法律不是幾條精神、原則能代替的。現在，除了婚姻法，幾乎沒有別的成文的法律。民法、刑法是必不可少的，你把舊的否定了，就得拿出新的東西來代替。……必須建立法制，使人人都懂得法，樹立了守法的觀念，就不會盲動而犯法。」耿伯釗還在談話中提出了要反對「大黨主義」，他認為，儲安平向毛澤東周恩來提意見，提得很好，是給新聞界增了光。
耿伯釗和當時絕大部分民主黨派人士一樣，對現政權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見、熱誠的建議。反右開始，他也和當時絕大部分民主黨派人士一樣，首當其衝，遭到批鬥，被劃為右派份子。接著，還把參事室的所有民革成員如晏道剛等，不管他們有沒有言論，都一網打盡，統統劃成右派。我父親也在其中。耿伯釗在悲憤中自殺身亡，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受到毀滅性的摧殘。
我被劃右派與父親有關
我父親是位比較開明的國民黨員。早年跟隨二哥胡廷翼（烈士）參加武昌首義、北伐等。以後因要負擔兩位早逝哥哥的遺屬和我們全家大小十多人的生活，大部分時間在國民黨政府機關做職員養家餬口。抗日戰爭暴發，國共統一戰線建立，我的父親因在漢口市政府工作，經常能看到一些「左傾」書籍，他就偷偷帶回來給我。他還經常向他同事誇耀：「我這女兒思想左傾。」他以有這樣的女兒為榮。1938年，武漢快要淪陷。國民黨省政府遷往恩施，把武漢的一些公立學校遷往鄂西等地，組成聯合中學。我跟著同學們遷往恩施屯堡女高分校。我逃往重慶的父親經常給我寄來《新華日報》。
全國解放前夕，我的父母正在廣州，父親不肯跟著他們單位逃往海南島，決心靜等「解放」。全國「解放」後，他們回到武漢，父親很快參加了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我們全家正慶幸父親成了民主人士，萬萬沒有想到，這正是我們全家災難的開始。我們哪裡知道，早在1947年11月30日，毛澤東給斯大林發過一個電報，談到在革命勝利後要讓民主黨派離開政治舞臺。斯大林復電，叫他不要著急。到了1957年，毛主席認為時機到了。
鳴放時，我們報社領導指示記者站趕快發回鳴放稿件，罵共產黨的也發，好達到「引蛇出洞」的目的。有的記者站表示當地未鳴放，發稿困難。領導指示，到統戰部門去找。也就是說，到民主黨派中去找。統戰部門也多次動員民主黨派人士敞開思想，對共產黨提意見。聽到的、看到的、想到的都談。等材料收集得差不多了，領導說：「一瓢水潑到地下了，想收也收不起來了。」還說，這是上面佈置的，叫做「打悶棍」。這就是說，反右運動的打擊重點就是民主黨派，就是這些曾經用他們的書刊引導我們青年學生走向革命、投奔共產黨的民主人士。
那時候，我正在人民日報內蒙古記者站工作。剛開始反右派，感到太突然、匆忙了，害怕又要搞錯好些人，就代表黨小組（我是黨小組長）向支部（內蒙古自治區黨委農牧部黨支部）領導匯報：
「就整個肅反運動來說，成績是大的。根據事後調查，弄清了許多人的問題。但單就肅反鬥爭會來說，缺點大。因為挨斗的人多，結論是反革命的少，在許多好人心上留下了傷痕。」
「從公布的材料來看，胡風與美蔣並沒有組織上的聯繫，不能算是反革命。不知中央是否掌握了其它材料？」
我的匯報引起支部的懷疑，人民日報記者部把我調回北京批鬥。這當間，父親從武漢給我來信，說他們參事室的主任耿伯釗是右派，他們「如夢驚雷」，正批鬥他。可是不幾天，《湖北日報》刊出：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揪出耿伯釗反黨集團，其中就有我的父親。說他是地主，是吳國楨的干將，他誇耀兒子在臺灣當將軍等等。我立刻寫了一封信去責問父親，怎麼至今還和我哥哥有聯繫？他回信說，報上登的不是事實，老家沒有一分地，怎麼會是地主？他在漢口市政府時曾在市長吳國楨手下當股長，談不上是他的干將；他和我哥哥「解放」後一直沒有通音信。還說，他們參事室鬧宗派，他曾經打過「老虎」，現在人們報復他等等。本來，我就感到反右派搞錯好些人，聽父親這麼一說，相信把他也搞錯了。
為了維護新聞的真實性。我給父親回信，問他：參事室裡有沒有共產黨員，有什麼意見可以告訴黨員。有什麼錯誤要好好檢查，不要「無中生有」，也不要「有而不說」。黨不會冤枉人的。《湖北日報》如果弄錯了，也可以告訴他們。我想，讓父親去提醒《湖北日報》，比我去好。《湖北日報》當然不會「更正」，但會引起內部注意。
我為什麼要父親去找黨員呢？因為他說他們民革鬧宗派。我想：「民革嘛，鬧宗派是十分可能的，共產黨員能夠客觀一點，可以公正地處理問題。」
我為什麼要勸父親不要「無中生有」呢？因為在我的印象裡，歷次運動常常要犯逼供信的錯誤，好些人只求自己過關，亂說亂咬，給組織增添許多麻煩。運動過後，我不止一次地聽見領導同志抱怨：「你瞎說一氣，害得我們到處為你調查！」我當然要防備於未然，不讓父親去害組織、勞民傷財，自己也落個不好的罪名。
誰知這麼一來，記者部說我不但有「攻擊肅反、為胡風翻案」等右派言論，還有「包庇右派父親、給父親出壞主意」的行動了。於是，把我也劃為右派份子。這就是說，我這「行動」起了「劃右派」的決定性作用。也正因為如此，我更清醒地知道，我不是真的右派份子，因為我從思想到行動，都沒有絲毫包庇父親的意思。我的「主意」不但不壞，而且很好。
無論是文鬥、武鬥，超負荷勞動，肉刑、變相肉刑、游樓、活埋，無論是在農場、在報社，還是在干校，也無論是否加重處分、夫離子散，我始終不承認自己是右派份子，而且不斷申訴，認為反右派運動必須甄別、平反，以至21年來，我成了被群眾孤立、專政的頑固右派，受到比一般右派更多更大的打擊、痛苦。
我父親在高壓下認了罪。1958年，72歲高齡時被送到農場養雞、種地。他和母親在武昌，住在公共廁所旁邊的貧民窟裡，卻把在家鄉鄂州唯一的祖傳財產——一幢大房屋捐獻給大隊，被大隊翻蓋成大禮堂，以後又被拆毀。近年來，一些新聞媒體和海外遊客，來家鄉尋找革命烈士胡廷翼的故居，大失所望。
父親在農場拼著老命不停地幹活，受到好評。1962年，他被摘掉「右派份子」帽子。76歲才結束勞改，調省文史研究館，根據自己經歷寫一些文史資料，如《靖國軍在鄂西》等等，還做了許多學習筆記。學習會上，發言積極，受到讚揚。1969年3月，我在房山人民日報五七干校時，母親打來電報，說是父親病重，讓我請假回去。可是，不准假。直到5月初，打來電報，說是父親已去世，這才讓我回去奔喪，未能見父親最後一面。十年後，在1979年，父親的「右派」問題獲得改正。以耿伯釗為首的其它「右派份子」也先後被改正了。
最苦的是我與父親相依為命的母親劉嗣鴻。她長期多病纏身，不能得到較好治療，要靠父親和她妹妹（我的四姨媽）照料。父親去世後，母親喪夫思女，病情加重。我多次向報社領導請求回去照料母親，或者把母親接來北京，卻不被允許。1970年10月，四姨媽有事回家，我母親一個人生活。11月7日一清早，母親腦溢血病發，鄰居們把母親送第三醫院急救，已是中午，母親已經癱瘓。
我在7號上午，就收到母親病危電報，經過再三哀求，才准許我8號動身回去。我趕到武昌，已是9號清早1小時，立即來到醫院。母親住在急診室的觀察室裡，不讓住院，也沒人護理，由我護理。12月1號，母親開始抽搐，2號下午，在父親逝世一年半後，母親跟著去了。
父母和我三人一生悲慘，我們三人犯了什麼罪？誰也說不上來，父親和我的「改正」結論上沒有寫。
（作者曾為人民日報老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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