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5年04月21日訊】有位朋友來信問我外國書籍在中國譯成中文出版時有無受到審查，我便列舉了涉藏譯著被審查甚至被篡改才能出版的幾個例子。
比如美國藏學家Melvyn Goldstein著述的《現代西藏史：1913-1951：喇嘛王國的崩逝》(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中譯本名為《喇嘛王國的覆滅》，中國藏學官員杜永彬譯，1993年中國藏學出版社出版，之後再版。據通曉英文的讀者將中譯本與原著比較後發現，該中譯本充斥篡改性質的翻譯，而這種有意識的錯誤實質上「是政治對學術翻譯的入侵」，是中國官方譯者利用國際藏學家的學術聲譽誤導、欺騙中文讀者，並非嚴肅的、真正的學術翻譯。
據悉，藏學家Melvyn Goldstein 知道他的藏學著作在譯成中文時遭嚴格審查，也知道中國官方譯者對他的藏學著作進行了篡改性質的翻譯，但並未反對，而是默許了這一違背學術理念的行為，或有可能是希望獲得更多讀者。
又比如，1944年-1951年在西藏生活過的奧地利登山家海因裡希•哈勒（Heinrich Harrer），因著《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而聞名世界。這本書被譯為三十多種文字，僅漢文譯本就有兩種：一是1986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藏奇遇》，譯者袁士樸，曾任濟南大學外辦主任；一是1997年臺灣大塊出版社出版的《西藏七年與少年達賴》，譯者刁筱華，臺灣人，曾在美國加州聖荷西州立大學英美文學研究所做研究。
我曾將中國譯本與臺灣譯本其中內容相符的兩頁做過對照，發現出入很大，中國譯本有添油加醋的，也有故意刪減的，甚至到了妄為的地步。之所以如此有意識、大幅度地篡改，顯然是為了借Heinrich Harrer之口，來妖魔化西藏文化與西藏歷史上的政治制度，並給中文讀者製造出連這樣一位與西藏密切的西方人都對西藏抱有鄙夷的印象。而據通曉德文或英文的朋友閱讀臺灣譯本，認為翻譯如實。
另外還發現，近年來的中譯本，由於中國譯者所受西方教育，使得翻譯中這類有意識的修改變得巧妙，若非中英文水平都不錯，難以察覺。比如，有關長期旅行東部藏區的美國人類學家約瑟夫·洛克（Joseph F.Rock）的傳記《In China's border provinces : the turbulent career of Joseph Rock, botanist-explorer》，中譯本名為《苦行孤旅》，2013年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譯者是畢業於哈佛大學的李若虹博士。我讀這本中譯本多處讀得生疑，我的意思是，譯者似乎在翻譯中有修改和增刪，從中可以察覺到某種主流立場，或者說，使用的是我們所熟悉的、在今日中國被審查之後的那種語言規則。後來我與一位通曉英文的網友同時閱讀，這位網友的確在中譯本中多處發現問題，我們當時在推特上有過討論。
事實上，不僅是涉藏的外國書籍在中國翻譯、出版時有這樣的遭遇，其他與政治、哲學、歷史等相關書籍皆如此，這已是公開的事實。在極權制度下，所有的精神生活都會遭到奧威爾式的嚴格審查，「老大哥」的眼睛無處不在。
說起言論審查，同樣是寫作者卻可能從未遭遇過如此審查的身在民主社會的朋友讓我談談自己的經驗，於是我做了簡單的回顧。
作為生活在極權制度下的作家，在寫作上所遭遇的審查，事實上從一開始即存在。不過我之前以寫詩為主，詩歌的隱晦與含蓄，往往成了詩歌得以問世的護身符。但當我開始轉向非虛構類的寫作，即使寫的是文學性散文，卻因以歷史和現實為題材，很快遭到懲罰。
2003年，我的散文集《西藏筆記》由廣州花城出版社出版。一方面受到讀者歡迎，很快再版，一方面引起了當局注意。首先是中共統戰部認為該書有「嚴重的政治錯誤」。西藏的意識形態負責人隨即要求就《西藏筆記》一書進行審查，同時禁止在西藏銷售《西藏筆記》一書，隨後又要求廣東省新聞出版局全面查禁《西藏筆記》。
2004年，中國新聞出版總署的副署長石峰在出版工作會議上對《西藏筆記》進行了重點指責，稱該書「存在讚美十四世達賴喇嘛、十七世噶瑪巴，崇信和宣揚宗教等嚴重的政治立場、觀點錯誤。有些篇什已經在某種程度上進入某種政治誤區。例如，《尼瑪次仁》、《丹增和他的兒子》等篇什，前者描寫著名的宗教人士尼瑪次仁在國際會議上與達賴支持者相遇的那種困惑，反映出作者對達賴分裂祖國、鼓吹西藏獨立的本質認識模糊的觀念；後者則流露出對當年平叛鬥爭有某種誤解。」
我當時所在的單位——西藏自治區文聯，則對《西藏筆記》做了這樣的結論：「誇大和美化宗教在社會生活中的積極作用，在個別文章中流露出對達賴的崇信和敬仰，甚至有的內容表現出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想和不利於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的觀點和言論；有的內容對西藏改革開放幾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視而不見，過多沉湎於對道聽途說的舊西藏的懷戀，出現了錯誤的價值判斷，背離了正確的政治原則，喪失了一名當代作家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和建設先進文化所應承擔的政治責任。」
由於我拒絕承認這些「錯誤」，在這本書出版、被禁一年後，被開除職務，被沒收住房，被中止保險，並禁止我辦理出國護照，從此走上了艱難的獨立寫作的生涯。其狀況或者說最起碼的狀況，就像中國作家許知遠在《審查的藝術》一文中所描寫的：
「如果你觸碰了這些地帶，他不一定立刻用某種殘暴的方式懲罰你，他甚至仍然允許你繼續寫作、繪畫、拍電影，甚至允許你把它們在國外出版、展出和放映，但是不要抱有希望它們能被本國的觀眾看到。他讓你成為自己家中的流放者，很多時候，你生活在這裡，描述這裡的一切，你周圍的人卻對此一無所知……」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