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5年04月24日訊】「去中國旅遊換器官」，這是21世紀以來的一個全球性熱門話題。中國器官移植的規模、數量和速度已經名列世界第一。2013年11月，香港《鳳凰週刊》刊文《中國人體器官買賣的黑幕》，指過去十年器官移植旅遊在中國興盛，器官幾乎隨叫隨到，無須等候、快速配對，換腎跟買豬腰子一樣容易。國際醫學專家認為「中國一定存在龐大的地下人體器官庫，甚至活摘器官庫」。但由於中共嚴密封鎖信息，缺乏具體人證物證，只有一些統計分析，很多人士因而將信將疑。
2015年3月15日，鳳凰衛視推出了視頻《黃潔夫：周永康落馬打破死囚器官移植利益鏈》。原中國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闡述了中國廢除死囚器官移植的經過。他指出，死囚器官移植形成了利益鏈變得骯髒，周永康落馬才打破這種利益鏈。黃潔夫一語道破天機。他畢竟是中共高官，不敢把事情講清楚。他雖然道出中國器官移植形成了骯髒的利益鏈，黑幕重重，成為禁區，但他只是把矛頭指向落水狗周永康，不敢明言這是專制制度的缺失和罪惡。
活摘人體器官
在2010年以前，中國尚未建立公民捐獻體系，器官供體主要由死囚犯提供。黃潔夫指出：死刑是國家的秘密，器官的來源是秘密，做多少器官移植也是國家秘密。這個問題太敏感，沒有透明的體現，就是一筆糊塗帳。成為利益鏈，變得骯髒。說不清道不明，變成了一個特別敏感、特別複雜的禁區。在反腐敗，打老虎、打蒼蠅的氛圍下，2015年，衛生部才能宣布，中國全面禁止死囚器官移植。周永康是大老虎，是政法委書記，是原政治局常委。
未經死者生前同意，或在死者及家屬不知情的情況下摘取死囚器官，這種做法違反國際上關於尊重和保護犯人尊嚴以及身體不受侵犯的規定，也違反國際醫學界最基本的倫理標準。但中共早在1984年10月9日就頒布了《關於利用死刑罪犯屍體或屍體器官的暫行規定》，明確規定可以用死囚的器官做器官移植手術。在缺乏人權觀念的中國，當時人們普遍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的，合情合理合法的。由於專制腐敗，在死囚器官移植的幌子下，中國發生了特別令人恐懼的事情。
黃潔夫指出，器官的來源是秘密，做多少器官移植也是秘密。這就是說，器官可能並非都來自死囚，也許來自其他的人；做器官移植的數量，可能不是小於而是大於死囚所能提供器官的數量。每年執行的死刑是有準確統計的。如果器官移植的數量遠遠超過死刑犯所能提供器官的數量，那就說明有大量器官不是來自死囚，而是來自別的活人。
例如，中國官方公布每年實施全肝移植4000例（實際可能多出數倍），即使按照陌生人群20∼30%的器官匹配率來算，也必須從3至5人中才能找到一個合適的器官，那4000個肝臟就至少需要從12000至20000個死刑犯中挑選。但根據國際人權組織調查，中國每年公布的死刑犯只有2000人左右。並不是每個死囚的肝臟都能用。那麼多肝臟是從哪裡來的呢？
2010年3月26號，《南方週末》發表的《器官捐獻迷宮》指出，2000年是中國器官供體，從短缺走向豐富的分水嶺，「2000年全國的肝移植比1999年翻了10倍，2005年又翻了3倍。」這同江澤民大規模血腥鎮壓法輪功的步伐完全吻合。自從1999年7月20日中共鎮壓法輪功以來，已經證實被迫害致死的法輪功修煉者有3813人。而這個數字只是冰山一角。無數法輪功學員被判勞教勞改，被送入精神病院進行藥物摧殘。在中國移植一個腎、肝或心臟，價格在十四、五萬至三、四十萬元人民幣，對外國人的收費要高出數倍。由於巨大的利益驅使，究竟有多少法輪功學員被活摘器官後從人間蒸發，這的確是當今中國最大的謎團和懸案。
此外，全中國每年150萬名需要器官移植患者的等待還催生了一個本不該有，但蓬勃發展的行業——人體器官買賣。巨大的利潤空間造就了人體器官買賣中介。他們有著一套規範而明確的要求，已形成一條龍服務的龐大業務。這其中有無數騙人、害人、殺人的勾當，令人不寒而慄。
有大量的報導顯示，中國人體器官買賣非常普遍，中國的人體器官移植效率奇高。國際醫學專家認為中國存在龐大的地下人體器官庫，甚至活體器官庫，即活體器官供應者事先都已驗好血型，做好相關資料檔案。當市場上有器官需求時，這些活體器官供應者就被送入醫院（活摘室或屠宰場），以保證器官市場上「隨求隨供」。法輪功學員、勞教勞改人員、社會流民、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等都可能成為地下組織盜賣器官的目標。
六四屠城
三一八慘案與六四大屠殺
1926年三一八慘案，起因是北京學生和市民反對八國最後通牒，要求驅逐八國公使，廢除不平等條約。遊行隊伍衝向國務院，要求開門放隊伍進去，執政府衛隊長下令開槍，學生和市民死難者47人，150餘人受傷。
香港鳳凰衛視2011年8月2日《騰飛中國》節目中說：「慘案發生之後，段祺瑞很快就趕到了現場，面對死者長跪不起，並終生食素以示懺悔。《炎黃春秋》2009年第5期杜婉華的《另一個段祺瑞》引述段祺瑞外孫女張乃惠的話說：「母親告訴我，慘案讓我外公極度悲憤不安，……他讓人立即調查死難者的名字，給予優撫。他還在悼念三一八慘案死難同胞大會上，當眾長跪不起。」即三一八慘案發生五天後（1926年3月23日）段祺瑞在北大舉行的「悼念三一八慘案死難同胞大會」上向死難者下跪。也有人指出，這兩種說法都不可信。段祺瑞吃素只是與信佛有關，並非為三一八慘案懺悔。
姑且不論上述各種說法的真偽，但下述事實沒有人爭辯：當時全國輿論沸騰，3月9日，各地輿論紛紛譴責國務院門口屠殺。3月20日，國務總理賈德耀引咎辭職，執政段祺瑞明令撫恤死者，醫治傷者。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會團體、各學校齊聚北京大學大操場，為亡靈們舉行「三．一八死難烈士追悼大會」。魯迅題寫輓聯：「死了倒也罷了，活著又怎麼做。」後又就此慘案連續寫了七篇檄文。由劉半農作詞、趙元任譜曲的哀歌唱遍京城。段祺瑞政府召集非常會議，通過了屠殺首犯「應聽候國民處分」的決議；京師地方檢察廳對慘案進行了調查取證並正式認定：「此次集會請願宗旨尚屬正當，又無不正侵害之行為，而衛隊官兵遽行槍斃死傷多人，實有觸犯刑律第311條之重大嫌疑。」《泰晤士報》稱這次事件是「獸性」的「驚人慘案」。魯迅稱這一天為「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中國知識份子和媒體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社會良知，報導真相。三一八慘案是為民國史上前所未有政府屠殺徒手學生和平民最大慘案。北平市政府隨後修建了三一八烈士公墓，近萬人參加了隆重的公葬典禮。多所大學修建了三一八慘案烈士紀念碑，如劉和珍、楊德群紀念碑、韋傑三紀念碑等等。
八九民運期間，北京學生和市民的行動比三一八慘案時期和平得多，理性得多，根本沒有衝擊任何中共黨政軍機構，沒有任何過激言行。中共大獨裁者鄧小平卻調動了數十萬正規軍，採用坦克機槍血腥屠殺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數千人死亡，數萬人受傷，製造了震驚全球的六四大屠殺。中共專制集團沒有一個人引咎辭職。鄧小平至死沒有半點懺悔。中共至今還認為血腥鎮壓是必要的。中共政府沒有撫恤過一個死難的學生和市民，沒有醫治過一個傷者，沒有救助過一個傷殘者，還污衊死難者是暴徒，並長期跟蹤監視死難者家屬。中共禁止各大學給死難者開追悼會，禁止媒體報導六四屠殺消息。全北京全中國沒有公開唱出一首紀念六四慘案的哀歌。沒有任何政府機構為大屠殺調查取證。中共花瓶圖章「人大」和「政協」為死難者鳴不平的屁都沒有放一個。魯迅要是活到六四大屠殺以後還秉承良知和勇氣，別說寫七篇檄文，寫一篇可能就被中共槍殺了。六四大屠殺已經過去25週年了，中共依然每逢六四如臨大敵，嚴禁談論和紀念六四。無數仁人志士因紀念六四，抨擊暴政被中共關押和流放。全中國沒有建立起一個六四死難者公墓和紀念碑。
人們不難得出結論，與段祺瑞和北洋軍閥政府比較，鄧小平和中共統治集團的心胸狹窄得多，手段殘酷得多，人格卑劣得多，道德低下得多，人道欠缺得多，獸性野蠻得多，言行無恥得多，罪孽深重得多。
戴高帽
中共一貫缺乏人道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毛澤東搞農民運動（即痞子運動）時期，就拉開了漠視生命、嗜血濫殺的序幕。中共痞子們隨意打人抄家，沒收士紳財產、將他們剃陰陽頭戴高帽遊街示眾、甚至綁架勒索、燒房殺人。還公開殺害嘲笑痞子運動的知識份子。文革期間的紅色恐怖，與當年的痞子運動一脈相承。
中共頭目大都漠視生命，冷酷嗜血，同殺人魔王張獻忠沒有本質區別。如夏曦1930年在湘鄂西蘇區肅反，用盡酷刑屠殺自己的同志一萬多人。張國燾在紅四方面和鄂豫皖蘇區肅反殺了一萬多自己的戰友。1930年代初期，毛澤東以反AB團的名義殺人立威激起富田事件後，將紅20軍從副排長到軍長的七八百軍官全部騙殺。隨後進一步大開殺戒，殺掉蘇區10多萬紅軍和民眾。波爾布特殺掉柬埔寨三分之一人口，完全是向毛撒旦學習的。周恩來和康生1931年在上海率領中共特工親執斧頭砍死顧順章一家老弱婦孺十幾人，包括周恩來的救命恩人。林彪揮軍攻打長春時，不許民眾出城，活活餓死20萬人民。
歷史上改朝換代時，對舊朝官員，只要不再反抗，新朝一般並不追究，最多監視居住。但毛澤東自食其言，大肆殺害沒有任何反抗、甚至起義投誠的國民黨軍政人員，還建立起勞教制度來繼續迫害和虐殺國民黨軍政人員及其家屬。毛澤東搞土改、三反五反、反右和文革等政治運動，製造階級鬥爭，挑起民眾相互殘殺，他卻樂在其中。
毛澤東五十年代後期搞大躍進、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嚴重破壞了生產力，又搞統購統銷，反瞞產私分，掠奪農民口糧，導致全中國五九年至六二年餓死四千萬人以上。筆者的老家是重慶城邊的江北縣，本來物產豐富，當時全縣40萬人，餓死的人高達8萬多，佔20%以上。四川滎經縣餓死人更高達50%，全縣十萬人，餓死5萬多人。歷代王朝面對大飢荒，都會開倉賑災。而毛澤東、周恩來這兩個大賣國賊面對他們自己一手製造的巨大人災，沒有半點憐憫之心和惻隱之心，寧願把糧食和食品爛在倉庫也不准開倉賑災，反而向蘇聯及其東歐衛星國廉價出口糧食474萬噸。即使按照每100公斤糧食救活一條人命算，這些糧食可以救活4740萬人。也就是說，若把這些糧食全部用於賑災，中國就不會餓死人。中共賣國集團還向匈牙利贈送3000萬盧布的貨物，350萬英鎊現款，向東德贈送5000萬盧布的食品。中共還答應非洲一些國家的要求。1960年，中國援助幾內亞1萬噸大米，援助剛果1萬噸小麥和大米。
由於中共崇尚暴力，只講黨性不講人性，強調鐵的紀律，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幹起壞事來沒有任何底線，干了以後絕不懺悔。中共要求黨員忠於黨忠於領袖。公然煽動夫妻反目、六親不認，子女反父母。要求同親人劃清界限。趙紫陽曾同意槍斃自己的父親。被毛澤東讚揚過的紅色紳士牛有蘭鼻孔被穿上繩子，由其兒子、中共幹部牛蔭冠牽著遊街批鬥。文革期間，薄熙來將父親薄一波的肋骨踢斷三根。1970年，方忠謀女士在家中發表了支持劉少奇、批評毛澤東的言論。她被自己的丈夫張月升和16歲的長子張紅兵檢舉。兩個月後，方忠謀被認定為「現行反革命」遭槍決。這樣的慘事層出不窮。
歷朝歷代處決犯人時，總是會讓犯人說話的。例如，戊戌變法失敗後，1898年9月28日，譚嗣同在北京宣武門外的菜市口刑場臨刑前高呼：「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中共拍了大量美化共產黨人的電影，其中不乏這樣的鏡頭，共產黨員被槍斃時，總會高喊「共產黨萬歲」等革命口號，甚至在刑場發表演說。自稱握有真理的共產黨，卻極端害怕犯人呼喊反革命口號。中共處決犯人時，總是用繩子勒住犯人嘴巴，或者在嘴裡塞上東西，甚至先割斷犯人的喉管（如張志新），或者用竹籤將下顎和舌頭刺穿成一體（如李九蓮）。
掘墓拋屍的事情，歷史上雖然發生過，但畢竟罕見。在中共統治時期，掘墓拋屍，司空見慣。大量文人名士、抗戰英雄的墳墓被挖掘踏平。宋慶齡父母位於上海萬國公墓的墓地也被挖掘了。
槍斃犯人後，中共要向其家屬索取子彈費。要家屬買子彈槍斃自己的親人，或者說，處決犯人後，還要威嚇其家人，在這一點上，中共的人性已經完全泯滅了。希特勒和納粹再殘暴，也不會幹出這種事情來。
用死刑犯器官進行移植，中共早就開始了。1978年被中共殺害的烈女鐘海源，事實上就是被活摘器官的。
1991年，由師哲口述，其女兒執筆寫成了《我所知道的康生》一文，發表在《炎黃春秋》雜誌上。文中記載，1940至1941年間，延安柳樹甸和平醫院曾經用三個活人做解剖實驗。這三個人都是反革命分子，由康生批准處理。這同日本731部隊拿活人做實驗沒有區別。只不過日本人拿異族人做標本，中共拿同族人做標本。
海外華人華僑只要對中共持批評態度，中共就不給其延長護照，不發給簽證，禁止回中國學習、工作、經商、觀光、探親等，甚至連奔喪的權利都給剝奪了。
2015年4月5日寫於紐倫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