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劫夫是中國近現代作曲家，曾為組織創作了幾千首用於給洗腦的政治歌曲，包括大量的毛澤東詩詞歌曲和毛澤東語錄歌曲，最為著名的就是曾風行一時的《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文革期間，他與妻子被關入「學習班」審查了五年多，直到「四人幫」被打倒之後的1976年12月17日，李劫夫因心臟病發作，死於「學習班」中。
李劫夫在教工人唱歌
《南方週末》曾發表一篇署名陳益南的文章《紅色音樂家李劫夫在「文革」中》，詳細的披露了李劫夫傾其一生為共產黨服務的創作生涯和最後因為「政治錯誤」被迫害死的悲慘下場。
據文章報導，共產黨員李劫夫，是一個非常「勤奮」的音樂創作家。從延安時期開始，一生中，他一個人就為共產黨譜寫了二千多首歌政治歌曲。比如在五六十年代非常有名的《我們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遠是年輕》、《歌唱二小放牛郎》、《一代一代往下傳》、《蝶戀花》、《沁園春·雪》、《哈瓦拉的孩子》等等。
在文革中，他為毛澤東公開發表的所有詩詞都譜了曲，讓毛澤東的詩詞成為了可歌可唱的流行作品；他還為那些散不成詞、律不成韻的《毛澤東語錄》，寫下了大量的所謂「語錄歌」，並被廣為傳唱。
李劫夫的音樂創作，非常的政治化。但是他確是「誠心誠意」地以藝術的旋律和音樂的美感去為政治服務，而並不是生硬地將政治塞進歌曲。所以，他創作的歌曲，甚至連那些《語錄歌》，都能讓人傳唱，流行多年。
文革前，李劫夫擔任了瀋陽音樂學院院長。1966年3月，河北邢台大地震，他奉命前往參加救災活動遇到了周恩來。周對李劫夫說：「劫夫，我最佩服你的‘大路上’(《我們走在大路上》)，你的四段詞我都會唱。」說罷還真唱了幾句。受此鼓舞，李劫夫在災區便創作了後來風行一時的《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一歌。
李劫夫一生中，擔任的最後一個官職，是瀋陽音樂學院革命委員會主任(1968年8月)。他的蓋棺政治結論，遼寧省委在1979年11月對他下達的決定，則是：「犯有嚴重政治錯誤」。而他最後欲擬創作的一首歌、並親筆寫下了的歌題，竟是《緊跟林主席向前進》!李劫夫的「政治錯誤」，其罪名是「投靠林彪反革命集團」。
文章披露了整件事情的始末。
1957年反右派運動時，李劫夫就已名列遼寧省文化局右派「侯選」的黑名單中。從延安時期開始就目睹過無數運動慘劇的李劫夫，害怕得精神有些失常。幸虧省委宣傳部長是他在延安時期的老上級，所以最好沒有抓他的右派。
1959年進行黨內「反右傾」，作為瀋陽音樂學院院長的李劫夫，卻沒能逃脫。瀋陽市委給他定了一個「犯有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結論，但是只需做檢討，沒有正式戴帽子。
文革開始後，像成千上萬的那些領導幹部一樣，李劫夫自然逃脫不了被音樂學院的紅衛兵批鬥、抄家的厄運。對此，李劫夫只好逆來順受，等著挨批鬥，等著被抄家。
然而，此時發生的一件好事，卻可能在之後對他發生的滅頂之災，預伏了危機。
瀋陽音樂學院的紅衛兵，分為兩派：一派為「紅色造反團(紅造團)」，是要打倒李劫夫的；另一派叫「井岡山」，卻是想保李劫夫的。
「紅造團」是激進造反派，勢力不小，而「井岡山」雖是擁軍派(擁護軍區)，但估計力量鬥不過「紅造團」。於是，他們為了不讓「紅造團」劫走李劫夫，1967年元月15日，便派專人將李劫夫送到北京，藏了起來，同時，向中央文革與周恩來送信反映。
結果，元月31日，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真的派他的秘書劉漢，來李劫夫的住處瞭解，並將李劫夫轉移安排住到了北京航空學院。因當時，北航已由「北航紅旗」造反派紅衛兵掌了權，沒有中央文革的話，誰也不可能從北航將李劫夫弄走的。
2月9日下午，戚本禹出面接見了李劫夫與瀋陽音樂學院各派紅衛兵代表，並公開表示，中央文革江青、康生與他戚本禹，都是同意「保」李劫夫的，因為，他們認為，李劫夫所作的歌曲《我們走在大路上》等，他們都熟悉，也都認為是符合毛澤東文藝路線的。
這一來，李劫夫總算脫了一次難，回瀋陽安然無恙了。
因受到中央要人的保護，李劫夫便對去北京有了好感。因此，當他於3月8日回瀋陽後，僅過一個多月，在瀋陽發生了武鬥，又據軍區情報，有一派造反派仍想抓他去批鬥之時，他便以要為《人民日報》寫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25週年的文章之理由，在瀋陽軍區的安排下，於4月份，又到了北京，住到了《人民日報》招待所。
以後一年多中，京瀋之間，來來往往，李劫夫便大多數時間留在了北京。
在京期間，一是受到中央文革領導人的重視，李劫夫零星非正式地參入了中央文革文藝組的一些活動，而重點則是大量為一段段的《毛主席語錄》，作歌譜曲，同時寫下了那首當時全國億萬人都會唱、至今在每個卡拉OK歌廳也都會有的《祝福毛主席萬壽無疆》一歌。這樣，原本是從外省逃亡來京的李劫夫，反而在北京過起了充實而有滋有味的日子，甚至，還被邀出席了當年中央舉行的「八一」宴會。
在北京的第二件事，便是加強了他與黃永勝一家的往來。而正是這事，導致讓他李劫夫最後陷入了萬劫不復的人生黑暗。
李劫夫1943年在八路軍晉察冀軍區第三軍分區時，任三分區下屬的文藝機構「衝鋒劇社」的副社長，當時，三分區的司令就是黃永勝。因此，從那時起，李劫夫與黃永勝便有了一種部屬性關係。
1962年，有次李劫夫去廣州開會，遇到了多年沒見的老上級黃永勝(時任廣州軍區司令)。當黃永勝的夫人項輝芳得知李劫夫是瀋陽音樂學院的院長時，便讓李劫夫將黃永勝的三兒子黃春躍，招到瀋陽音樂學院去學音樂。結果，12歲的黃春躍到「瀋音」後，李劫夫讓他住到了自己家中，以從生活上能照顧這個小孩子。後來，項輝芳還讓黃春躍做了李劫夫的乾兒子。
有了這層關係，李劫夫在1967年的北京期間，便同當時也常住北京的黃永勝一家，有了較多的往來。李劫夫的夫人張洛與項輝芳的往來，則更是越來越密切，二人甚至以姐妹相稱。
1968年3月後，黃永勝正式調往北京，任總參謀長。
1968年初一天，項輝芳告知張洛，葉群委託她幫林豆豆找一個非幹部子弟做對象；可她項輝芳周邊哪來合條件的工農子弟？因此，問張洛能否在文藝界找找，因張在瀋陽文聯工作。張洛還真給在文聯找了一個小夥子，經帶給項輝芳與葉群先後目測，均合格後，葉群便讓項、張帶給林彪看。可是，怎麼讓林彪看呀？葉群便安排了一個由林彪接見革命音樂家李劫夫的政治活動，讓那小夥子冒充李劫夫的隨行工作人員，一道參加接見。
這是李劫夫唯一的一次受到林彪接見。接見中，葉群將李劫夫介紹給林彪，為李劫夫吹了一頓，說他是八路軍出來的音樂家，成就如何如何，煞有介事。而林彪自然也例行說了幾句鼓勵話，表揚了寫語錄歌的方式。接見後，林彪還送了李劫夫及其家人幾樣小禮物：二本《毛主席語錄》，二套毛澤東像章，一些治心臟病的藥等。
雖說事由「做媒」起，但當時受到「林副統帥」接見，畢竟是大事。回家後，李劫夫與張洛夫婦，便連忙給林彪寫了一封感謝信，在信中，表示要「永遠忠於毛主席，永遠忠於林副主席」等等。
這封信，日後便以向林彪表忠心的「效忠信」名目，成了李劫夫的一大罪行。
除此以外，李劫夫還有兩個「投靠林彪集團」的問題。
其一，是1970年的一天，張洛在林彪的另一位愛將李作鵬家裡，偶爾看到了林彪寫的那首《重上井岡山》，當時是寫在條幅上。張洛便將它抄下，回瀋陽時，帶給了李劫夫。
這位當時為毛澤東詩詞譜曲譜上了癮的作曲家，便情不自禁地又主動私下為林彪的這首《重上井岡山》給譜了曲。後來，6月底李劫夫因病去北京301醫院治病時，黃永勝與吳法憲、葉群便特地又接見了他一回，並請吃了一餐飯。其間，李劫夫便向黃、吳、葉展示了他為林彪詩詞所譜之曲，並當場演唱了一下。黃、吳、葉聽後，都很滿意，說曲子「很雄壯」。也不知是客套，還是真心。反正這事，李劫夫的罪已鑄成。
其二，1971年9月下旬的一天，李劫夫從偷聽到的外蒙古電臺所播的信息中得知，中國有一架飛機飛到外蒙時墜毀了，但飛機上有許多文件，是中國內部出了事，毛澤東病危了。而到十一那天，李劫夫又看到北京沒有像往年那樣舉行慶祝，便愈來愈猜想高層出了事，但見報上報導了周恩來依然如舊，他便胡猜可能是毛澤東病重，已由林彪戰勝了江青文人集團而接了班。
於是，他便又來了創作歌曲的癮，想提前草作一首慶祝林彪接班的歌，因而，在一張紙上寫出了《緊跟林主席向前進》的歌曲題目，其他歌詞尚未想好而正在思考時，他的夫人張洛進來看了，問他寫什麼，李劫夫就告訴她：主席病危，林彪就要接班了，現在寫一首歌，一旦正式接了班就拿出去。
張洛卻說：你現在寫這個幹什麼？趕快別寫了。李劫夫一聽，也就停止了寫作，並將那寫了歌題的紙給燒了。
後來，這兩口子之間說說話的事，卻在「學習班」中被掏了出來。
據張洛後來回憶說：她被關進「學習班」後，1972年過年左右的一天晚上，吃過飯後，她突然覺得腦袋裡轟的一下，隨後，她便感到自己頭蓋骨變得像木頭一樣了。她便問「學習班」的人，是不是給她吃了什麼藥？反正，自那以後，她就控制不住了，什麼都講。後來，出「班」時，她收拾東西時發現，抽屜裡有她莫名其妙寫的東西，如交待她與基辛格(美國國務卿)的「關係」等等。
正是在這個時期，她把李劫夫創作《緊跟林主席向前進》的事情說了出來，成了他們長期受審、並永無政治上翻身之日的關鍵。
文章最後說，李劫夫夫妻是1971年10月20日，從錦州押到瀋陽，正式被軍隊戰士予以分別逮走的，爾後，被關進了地處瀋陽的「學習班」，進行審查。專案「學習班」一辦五年多，直到「四人幫」都被打倒的1976年12月了，還沒有「散班」的信息。
1976年12月17日，中午十二時多一點，因心臟病發作，李劫夫猝逝於「學習班」中。
1979年，遼寧省委的「紀委」於11月20日作出決定：「李劫夫積極投靠林彪反革命陰謀集團，問題性質是嚴重的，但考慮其全部歷史與全部工作，定為嚴重政治錯誤，並因其已死，對其處分不再提起。」
這是中共官方對李劫夫問題的最後正式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