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辛灝年發表演講紀念抗戰勝利60週年視頻
【看中國】各位父老同胞，各位中國留學生朋友們：謝謝各位！謝謝舉辦這次抗日戰爭勝利六十週年紀念大會的朋友們！ 我們雖然遠離故土，但是，我們的心始終都是在和國人一起跳動著的：我們記住了自己民族的歷史光榮，同時也為這份光榮至今仍然被竊據而深感悲哀。而我們特別感到悲哀的是，今天，有一個黨，雖然他的先輩們曾為保衛我們的國家、民族和人民而流過無量的鮮血，堅持領導了那一場曠日持久的衛國戰爭，直至取得了最後的勝利，但是，這個黨的上層勢力，近二十年來，不僅早已忘卻了這份光榮，而且還想要割斷、甚至要拋棄這一段歷史。今天，它又因為懼怕另一個惡黨，要甘心為他所統戰，竟然不論是在島內還是島外，豈但對紀念抗戰勝利悄然不語，甚至還要變相地對那個惡黨「積極配合」，將自身的歷史功績默默地相讓給那個惡黨。
而那一個惡黨，當年雖然不抗戰、假抗日，甚至通敵賣國，但五十年多來，他非但持續地將那個始終堅持了抗戰和堅持領導了抗戰的黨，誣衊成不抗戰的黨，而且持續地把自己打扮成了「領導全民族抗日直至走向最後勝利的英雄」。甚至直到今日，當全世界都在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六十週年之時，在中國大陸人民已經經過了二十年之久的歷史反思，早已經對「究竟是誰抗日、誰不抗日」的抗戰歷史，有了相當明確的瞭解之後，這個已經日暮途窮的惡黨，居然還要在全世界、特別是海外華人社會，到處藉紀念抗戰而搞統戰，甚至是熱火朝天地拉開了它「新一輪統戰的大戲」，繼續把自己打扮成「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 ，說自己曾經 「是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領導全民族走向了抗日勝利的偉大、光榮、正確的黨」，並因此而自說自話道：「所以，中國人民才選擇了中國共產黨！」
一個立場 兩個標準
朋友們：請不要聽了我上面的開場白，就以為我是在幫某個黨講話，又在抨擊另一個黨。在紀念我們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週年的日子裡，我首先想說明的是：如果我們當真想瞭解中國人民的抗日曆史，想知道「抗戰究竟是誰打的，是誰領導打的」，我們就必須首先解決一個立場的問題。這個立場，就是「凡我華人，都要讓自己的雙腳站在國家、民族和人民的立場上，而不是站在任何一個黨派、任何一股政治力量和任何一個領袖及個人的立場上」。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公正地瞭解和辨析抗戰「究竟是誰打的，是誰領導打的」；中國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究竟是誰用鮮血寫就的和贏得的；又是誰，不僅不可能成為這一場民族戰爭的中流砥柱，甚至是中國人民持久抗戰的破壞者和出賣者，雖然它恰恰因此而贏得了後來「奪權打天下」的成功。
然而，光光是站在國家、民族和人民的立場上還不夠，我們還必須根據這個立場，確認一些共同的標準。因為，只有擁有了大家都樂於接受的共同標準，我們才可能對任何一個政黨、任何一股社會力量、甚至是任何一個人，特別是對於他們自己所寫下來的歷史，進行公正的評判。而在這些標準當中，最緊要的，一個就是進步和倒退的標準，另一個就是愛國和賣國的標準。
誠如我在《誰是新中國》一書中所言：「因為中國自近代開始的，從專制向民主的艱難過渡，無疑為辛亥之後中國現代歷史的發展，帶來了一個是推動民主進步還是造成專制倒退的大問題；因為中國自近代以來屢遭外患的痛苦歷史，又帶來了一個是愛國還是賣國的大是非。換言之，即辛亥之後，凡是在民主與專制之艱難、複雜和長期的較量中，推進了民主歷程和民生發展的，就是進步的；凡是在國難當頭、民族危亡之際，能夠為祖國、為民族而勇於犧牲和委屈求全者，就都是愛國的。反之，則無疑是倒退的和賣國的。這顯然是一個公正的標準，一個客觀的標準，和一個大家都樂於接受的標準。找到了這個標準，才會找到檢驗中國現代歷史發展的試金石，才能對中國現代歷史上形形色色的黨派和個人、即一切社會力量，進行公正的研究、分析和判斷，才能撥開重重疊疊的歷史迷霧和形形色色的政治謊言，揭穿假象，辨別實情，回答種種的誣衊和詰難……」
今天，我就要守住這樣一個立場，遵循著這樣兩個標準，特別是愛國和賣國的標準，來說一說「中國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歷史」；說一說「抗戰究竟是誰打的、是誰領導打的．」說一說「誰才可能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 說一說「在中國人民長期的抗日戰爭之中，國民黨和共產黨都幹了些什麼？他們又是怎麼幹的？」 從而期望大家對我們都異常關心的這一段侵透著鮮血和謊言的歷史，有一個真實的瞭解，作一個知情的人。
抗日戰爭暨衛國戰爭
我為什麼要說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就是我大中華民國的衛國戰爭呢？ 首先，我想說明的是，所謂「大中華民國」，就是指由孫文和辛亥革命所創建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這個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在疆域上，不僅包括外蒙古在內、而且包括在1945五年以後已經回到祖國懷抱的臺灣島在內。她不是「在臺灣」，更「不是臺灣」，決不是中國國民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台上所懸掛的那個小小的臺灣島；而是他不再懸掛的、巨大的和美麗的「海棠葉」，是真正的全中國，和真正合法的「全中華民國」。
其次，我想說明的是，今天，如果有人問在中共，現在你說的「一個中國」，究竟是哪一個中國？ 國號為何？ 中共當然會毫無疑問地回答說: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它從來沒有改變、也不會放棄的說法。但是，我如果也想問一句，1949年之前的「一個中國」,是哪一個中國呢？ 我想，不論是當時執政的中國國民黨,還是當時的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會說，是「中華民國」，也就是我說的「大中華民國」。我想那個時候，大概沒有人會說一個中國不是中華民國。就連中國共產黨大慨也不好意思說「一個中國」，是「九.一八」之後，他們在蘇聯命令下篡立的位元於中國江西省瑞金地區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吧？
再就是，孫文創建的大中華民國，不僅是合法的，而且是得到當時的國際社會所一致承認的，更是中國人民推翻滿清、結束帝制、實現過統一併正在艱難地「走向共和」的大中國。如果我說的沒有錯，我想請問，既然世界各國人民反對東西方法西斯侵略的戰爭，就是各國人民的衛國戰爭；亞洲各國人民反對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戰爭，就是亞洲各國人民的衛國戰爭。特別是中共在他的大中小學教科書裡，從來就興奮地將紅色法西斯 - 斯大林反對黑色法西斯 - 希特勒侵略的戰爭，說成是「偉大的蘇聯衛國戰爭」。那麼，我們為什麼不能說我「大中華民國國民反對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戰爭」，就是我們「大中華民國的衛國戰爭」呢？ 何況，我剛才已經說了，那個時候，我們中國人，就只有一個中國，這個中國，就是我們的大中華民國。所以，我們說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是我大中華民國的衛國戰爭，就是理所當然的；更是中國人民那一場反法西斯侵略戰爭的本相和本質所在。這才是歷史，更是歷史的真相，是任何人不能否認也否認不了的。
朋友們，明白了這個道理，才能對我們識別誰才可能是我們偉大衛國戰爭的中流砥柱，誰根本不可能是我們偉大衛國戰爭的中流砥柱，帶來最為透徹的瞭解。才能對我們瞭解國民黨和共產黨究竟是誰領導了抗戰，誰堅持了抗戰，究竟誰的抗戰是血寫的事實，誰的「抗戰」是墨寫的謊言，帶來認識和辨識的歷史前提。
下面讓我們對比國民黨和共產黨在抗戰中的言行，來看看誰是衛國戰爭的中流砥柱。
一， 從理論上看 - 誰是偉大衛國戰爭的中流砥柱
就國民黨而言，是她的前身中國革命同盟會推翻了滿清、結束了帝制、創建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 大中華民國。所以，她上認中華民族及其歷代祖先，如孫文所言，自認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直至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一脈相承；下開中華民國的「走向共和」之路──對外衛國，反對東西方列強欺凌分裂共和的新中國；對內護國，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張勛復辟滿清和「北洋軍閥假共和之名義一行專制之實」。1927年之後，她不僅因領導北伐打倒了軍閥而重建了大中華民國的南京政府，而且執政於我大中華民國的國民政府。所以，當年的中國國民黨不可能不捍衛這個由她創建的、由她捍衛的和由她執政的大中華民國。孫文既然被國民黨和大中華民國的國民尊稱為「國父」，則國民黨又有何理由居然「不愛、不衛護這個國家」。
就共產黨而言，由於他是蘇共在1920年8月派人來中國所建立，它在1921年7月所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又是前蘇共派人來領導召開的，它的黨名又為蘇共所取──名叫「第三共產國際中國支部──被命名為中國共產黨」；特別是蘇共又交給了它「顛覆中華民國和消滅中國國民黨」的無產階級革命使命；而它又稱自己「沒有祖國」，它的「祖國是社會主義的蘇聯」，它的父親是史達林；它所要一脈相承的，是「馬恩列斯……」 甚至至今仍然要「馬恩列斯毛鄧江胡溫……」地傳承下去，要根據馬克思主義來徹底批判、否定、焚燒的中華民族的祖先、歷史和文化。所以，中國共產黨，這個上不願繼承中華，下則要推翻民國，只認蘇俄，不認中華 - 「非國家，無民族」（蔣介石語）的「外來政黨」，不論是在道理上，或是在感情上，都沒有可能把那一場中國人民反對法西斯侵略的戰爭，看成是我大中華民國的衛國戰爭，因而也就沒有可能會為了這一場偉大的衛國戰爭而「甘灑熱血為中華」了！
二, 從力量上看- 誰是偉大衛國戰爭的中流砥柱
就國民黨而言，第一，她是一個合法的執政黨；第二，她擁有一個合法的國民政府；第三，這個政府擁有104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和四萬萬人民；第四，這個政府在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之前，已經擁有270萬陸軍兵員，10萬噸位的海軍艦艇和600架飛機的空軍；第五，這個政府還擁有一位傑出的領袖蔣介石──他不僅參加過辛亥革命、親自帶領炸彈隊衝進巡撫衙門、光復過浙江省；而且參加過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張勛復辟滿清的共和奮鬥；特別是他曾親自領導北伐打倒軍閥、重建了大中華民國的南京政權、並正在內憂外患之中對外對內地保護著和建設著我大中華民國。所以，從力量上來看，中國國民黨具有領導和堅持這一場偉大衛國戰爭的起碼力量和基礎。
就共產黨而言，在1937年全面抗戰暴發之前，第一，他是一個一直在接受外國命令、旨在顛覆自己國家的外來政黨；第二，他是一個造反失敗、剛剛逃亡到陝北落腳的殘餘勢力；第三、他在陝北僅僅佔有三縣之地；第四，他所擁有的中國紅軍（即蘇聯紅軍的中共支隊）其時只有二萬人馬，一萬三千桿槍枝，並正一再地向國民政府提出「四項保證」，公開要求歸順國民政府；第五，他所擁有的領袖毛澤東，則是一個馬列子孫，曾在北伐成功、中華民國重建之後領導了失敗的秋收暴動、受俄命為分裂中國、顛覆民國而篡立了僞「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並擔任了這個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的主席……。所以，從力量上來說，要當時的毛澤東和他的中國共產黨來擔負起領導大中華民國衛國戰爭的重任，顯然是痴人說夢。因為單單只是1937年的「八一三」淞滬抗戰，日本即投入兵力五十萬，大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即投入了七十萬，如此一場空前規模的殘酷會戰，遠在數千里之外的中國共產黨能夠領導得了嗎？中共的那一萬三千桿槍能夠抵抗得起來嗎？稍有常識的人，或頭腦稍稍正常的人，都不可能想像共產黨能夠領導並能夠打贏那一場空前的衛國戰爭。
三, 從事實上看, 誰是偉大衛國戰爭的中流砥柱
1. 是抵抗 非不抵抗
在中國共產黨所編製的所有大、中、小學的教課書裡，都明白地指斥蔣介石國民黨「不抵抗」。這個謊言，因為有心人的造謠和傳播，似乎已經成為「鐵定的事實」了！然而，它卻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栽贓。中國大陸著名的《炎黃春秋》雜誌於2004年第1期發表了大陸歷史學者曾景忠教授的文章──「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詳細地敍述了一個歷史事實，這個歷史事實就是：「蔣介石從未對張學良下過不抵抗命令、而是張學良本人在九一八之際下達了這樣一個命令」。
這篇文章指出：早在兩蔣早已過世的1990年6月8日，張學良在接受日本NHK電視臺採訪時，就已經明確地說過：「九一八事變時，我認為日本利用軍事行動向我們挑釁，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這個事件能和平解決, 我對九一八事變判斷錯了。我不能把九一八事變中不抵抗的責任推卸給中央政府。」 此其一。
其二，1991年5月28日，張學良在紐約曼哈頓中城貝公館接受紐約東北同鄉會會長徐松林偕老報人李勇等8人訪談提問時回答：「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 是我下的命令，與蔣介石無關。」
其三，據為張學良所信任、替張氏口述歷史的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工作人員張宇之記載：「張氏曾自疚，告訴筆者：外間傳說我有蔣（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諭在於鳳至手中，是扯淡。於鳳至不是那種人。」 （編按：張宇之女士相關稿件現存黃花崗雜誌社）
其四，華人歷史學者唐德剛曾主動要為張學良錄載他的口述歷史。唐曾笑著對張感慨道：「我們聽了五十多年了都說是蔣公打電報給你，說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民族國家於不顧。又說你拿著個皮包，把電報稿隨時放在身上。」 張學良回答說： 「瞎說，瞎說，沒有這事情。我這個人說話，咱得正經說話。這種事情我不能諉過於他人。這是事實，我要聲明的。最要緊的就是這一點。這個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個兒的事情，是我的責任。」 雖然，張學良在上述歷次談話中，都沒有說，當日軍進攻錦州時，雖然蔣委員長一再命令他堅決抵抗，他卻一槍未發地席捲著他的數十萬東北軍逃之夭夭的「故事」。
2.是安內攘外 非只安內不攘外
在中國共產黨對蔣介石國民黨的深仇大恨之中，大概除掉1927年的「清黨」，就要算是三十年代南京國民政府所決定的「安內攘外」政策了。但是，只要把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中華民國南京政府在外患內憂交相進攻之下所決定的安內攘外國策，和當今中共在改革開放的一片大好形勢之下所堅守不移的「穩定壓倒一切」的國策，進行一番對比，我們就自然能夠發現，蔣介石的「攘外安內政策」或曰「先安內後攘外」的政策的完全正確性。
因為，正是「軍閥殘餘之殘餘」（陳獨秀語）的武裝叛亂，才破壞了北伐成功、中華民國南京政府重建之後，整個國家的初步和平統一局面，也才給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實際上是蘇聯命令中共在中國發動武裝暴動、土地革命和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大好時機，甚至給了日本敢於侵略、佔領我國東北的機遇和膽量。
也正是1931年9.18事變這一國難的發生，才又逼迫著正在南昌指揮剿匪的蔣介石，不得不停止對中共的第三次征剿，轉身回京處理日本侵略之事。其結果就是中共「歡呼第三次反圍剿的勝利」，就是中共竟然敢在國難當頭之下，並且在9.18事變僅僅發生兩個月之後，就聽從蘇聯的命令，為徹底推翻我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以分裂中國為手段，在江西瑞金篡立了「僞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
而也正是在1933年春，日軍為侵佔我華北、企圖西進長城沿線攻城略地之時，正在對江西中共紅軍實行第四次征剿的蔣介石，又只好罷兵北上，親自指揮了熱河、榆關、和長城三大戰役，艱難地保住了華北。可是，中共江西紅軍卻乘機在蘇聯的命令和指揮之下，發展到了三十萬人，佔領了四十五個縣城，用他們的話來說，就是終於將贛東到閩西的「白點」──即國民政府的統治區域，全部拔除，把他的蘇區──也就是蘇聯在中國的武裝統治區域，從江西到福建連成了一線……。就不說其間由中共策劃的「閩變」和由其他分裂勢力所發動的「粵變」，又給國難當頭的中華民國帶來了怎樣的痛苦了！
正是鑒於種種腹背受敵、交相壓迫的情形，1932年六月，本著「為不使國家於憂患苦痛之中增分崩離析之懼」，為「不完成國家統一、乃不能攘外」這樣一個至理，也就是「家不和外人欺，家亂外人更欺」這樣一個人人皆能夠明瞭的道理，蔣介石才在廬山會議上頒布了安內攘外的國策，「冀消除我民族根本之大患」。就是必須消除「中共在前蘇聯直接命令和指揮下對中華民國的武裝叛亂和瘋狂顛覆這一背後威脅」。因為，不論是日本侵佔了中國，還是蘇聯侵佔了中國，對我們所有的中華兒女，都是同樣的痛苦，除掉甘當馬列子孫的中國人以外！
比較一下國民黨的「安內攘外」國策和共產黨的「穩定壓倒一切」國策吧！前者是為了「衛國攘外」而不得不求「內安」；後者，則是為了「維護專制」而絕不容許五十餘年來毫無民權的人民對現存的極端反動統治表現絲毫的不滿。而我「民族的大患」──赤禍，就是俄禍，倘若當真被當年國民政府「安內攘外」的政策所掃蕩乾淨了，又何來1949年之後中國大陸人民無邊的血腥和苦難！
所以說，蔣介石的攘外安內政策，不論是從當時看，還是從今日來看，都是正確的。因為，歷史的事實告訴了我們，他，「不是只安內不攘外，而是既安內又攘外，安內更是為了攘外」！
3.是積極抗戰 非消極抗戰
五十多年來，中國共產黨在不得不承認「國民黨也抗戰」的時候，他一定要一再地和不厭其煩地告訴我們，國民黨的抗戰「是消極抗戰，不是積極抗戰」。然而，這又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歷史性謊言」。我首先想對中日軍力作一個對比。我在前面已經說過，有資料統計，937年7.7事變之前，中國有陸軍270萬，海軍艦艇10萬噸位，空軍有飛機600架。日本呢？它擁有陸軍448.1萬，並且他的一個師的裝備相當於我們一個師的三倍。中國士兵三個人夥用一桿槍的情況比比皆是。日本的海軍艦艇噸位已達190萬頓，1933年世界海軍會議時，美、英、日海軍噸位之比，就已經是5：5：5了。日本還擁有2700架飛機。懸殊如此軍力，就不說我們在國力上和政治上因外患內憂所帶來的落後、甚至是難以言狀的艱難了。力量非常懸殊
4. 不是不打，是要準備好了再打
九.一八事變後不久蔣介石就說過：「不是不打，是要準備好了再打！」 「七七事變」之際，他又說：「和平未到絕望時期，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我們希望和平而不苟安，準備應戰而不求戰……。」在廬山講演中，他曾堅決地告訴全國人民：「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少，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之決心！」
蔣介石不但不是消極抗戰，而且從來就是積極地在準備抗戰。1932年蔣介石就已經告訴記者說：「萬一與日本發生全面戰爭，我們就把首都遷往四川，以應長期抗戰。」1935年蔣介石在另一次接受記者採訪時又說：「即使是我們中國關內的十五個省份都被日寇佔領了，只要四川、雲南、貴州還在我們的手裡，我們就一定能夠戰勝日本侵略者。」 正是為了在未來長期和全面的抗戰之中，使西南諸省能夠服從中央的全面和長期抗戰決策。
1935年，蔣介石才「單騎走西南」，終於使西南三省與中央政府保持了統一，並保證中央的政令和軍令能夠順利的在西南三省被執行。他的預見和做法，確實對後來蔣介石、國民黨領導全民族的的長期抗戰直至最後勝利起到了巨大的保證作用。
1935年底，中國當時的最高領袖蔣介石還在北京蘆溝橋我方河坡之下，親自帶領一名工兵營長爬行一千米，並根據這一實地偵察而在我河坡高地上設計了「反斜面陣地」，對後來我軍在蘆溝橋對日軍作戰，起到了相當的作用。此其一。
其二，自九.一八事變發生到1937年「七.七」全面抗戰爆發，蔣介石、國民黨執政的南京國民政府，首先在德國購買了一億金馬克的武器裝備，武裝了四十個師，並聘請德國軍事顧問訓練軍隊。原來打算武裝八十個師的計畫，因日寇提前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而沒有來得及完成。其次，在蘆溝橋事變發生之前，南京政府就已經在山東、江蘇、安徽、浙江等省的五個戰區先後修建防禦工事約4900座，被稱為中國的馬奇諾防線。
同時為迎接未來的全面和長期抗戰，蔣介石特別號召推動了「新生活運動」，以求煥發我們的民族精神和改進我們的人文素質，以為未來的全面和長期抗戰做好精神、心理和人格的準備。日本官員阿部信行就曾一再地警告他的政府說：「決不能小看中國政府現在正在做的三件大事：整頓財政，整頓軍備和新生活運動。特別是新生活運動，就是排日運動的結晶。」
其三，自1927年中華民國南京政府重建,1928年東北易幟,中華民國獲得初步的統一。 其後, 直至1937年「七.七」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正是因為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始終懷有對未來長期和全面抗戰的思想準備，才能在這個外患內憂的歲月力，蕩平了殘餘軍閥多達十數次的大小軍事叛亂，發動了五次對「蘇俄在中國的國中之國 - 中共武裝叛國勢力的征剿」。
一方面在政治上逐步地使國家走向了穩定，使得蔣介石及其南京政府愈來愈能夠成為中國政治的中心；一方面在經濟上獲得了迅速的發展，以每年百分之十二至十八的贈長率，為未來那一場長期抗戰奠定了起碼的國力基礎。因為，如果蔣介石和他的政府真的從來沒有積極地準備抗戰，那麼，後來也就不可能破滅日軍迅速滅亡中國的迷夢，而我們想要贏得衛國戰爭的勝利也就更加沒有可能了！
5. 不是不打 是該打的必打
我想，大家都知道第一次淞滬抗戰，也就是1932年的「一.二八」淞滬抗戰。我想，大家也都「知道」，「一.二八」抗戰，不是蔣介石要打的，是蔣介石不給打，但十九路軍的官兵們要打，是他們不服從蔣介石不抵抗的命令，而堅決要打的……」但是，這卻是大錯特錯了！
「一.二八」淞滬抗戰，固然十九路軍是參戰的地方部隊，但因蔣介石認為這一戰是該打的，非打不能向國際揚我中國人之正氣，中華民國之國格，所以，他將黃埔精銳八十七、八十八兩個師合併而成立第五軍，任命後來投共的張志中擔任軍長，積極地、壯烈地戰鬥在上海「一.二八」抗日的戰場上。雖然，當時的國際和國內均不知八十七、八十八兩個精銳師才是淞滬戰場上更重要的主力；雖然，國際國內的一切鼓勵、嘉獎和慰勞物資均只送給了十九路軍，甚至連所有的抗戰榮譽都集於十九路軍一身，蔣介石和他的中央軍還要揹負不抵抗和不抗戰的罵名。
對此，大陸歷史學者早已在1991年出版的蔣介石傳一書中，就已經深懷著傾佩之心，把蔣介石兩次給八十七、八十八師的親筆信件公布了：2月28日，蔣介石在信中勉勵第五軍說：「抗日為整個民族存亡所關，決非個人或某一部隊榮譽問題，決無彼此榮辱之分。此次第五軍加入戰線，固為敵人所畏忌，亦必為反動派所誣衊。苟能始終以十九路軍名義作戰，更是足以表現我革命軍戰鬥力之強。生死且與共之，況於榮辱乎何為？」
其後，蔣又致電張治中說：「在前線必須讓功於十九路軍，只期殲敵，切勿有所競爭，即有不能堪者，亦必為國家忍辱負重。當知在此生死關頭，與十九路軍應視同一體，外間譭謗，一切置之。如外間不知我八十七、八十八兩師同在苦戰，正吾人所求之不得者。」 其意無非是為了向外界標明，他的政府欲‘不抵抗’，而中華民國的國民誠不可欺……」 如大陸史家借《陳佈雷日記》所言：「蔣如此精誠，真堪泣鬼神而動天地者。」 我承認，我每一次說到這裡，都不覺眼眶發熱。說蔣介石不抵抗和消極抗日，天理何在！？
除「一.二八」淞滬抗戰之外，就在蔣介石「為免除民族之大患──赤禍即俄禍」，而正在進行成功的第四次征剿的關鍵時刻，由於日本欲佔領華北，開始攻擊我長城沿線，只因蔣介石認為「遏制日本對我華北的侵略野心，是為必打之戰」，所以，他才會立即離開江西剿匪前線，轉身數次親赴長成沿線指揮了榆關、熱河和長城諸口的對日戰役。我軍雖然犧牲慘烈，數位國民黨將軍陣亡在長城抗戰的戰場上，卻保住了華北，也為中央政府對未來全面和長期抗戰的準備，爭取了時間。
6. 是戰略退卻 非「拱手相讓」
九.一八之後，蔣介石就曾一再地說過：「千萬不要逞一朝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而應該採取不屈服不擴大的方針，準備好了再干！」 「七.七」之後，以蔣介石為首的最高統帥部則將蔣介石早已決定和早已從事準備的抗日總方針定為：「以守為攻，以退為進，以持久對速勝，不是為了打垮敵人、而是旨在拖垮敵人」的持久戰大戰略。即以「空間爭取時間」的總戰略。所以，一方面，蔣介石既決定在京綏、京漢、津浦三線對日軍節節抵抗，防止日軍自北而南地切割我戰場，佔領我後方，然後由西向東逼我就?；一方面卻決心在上海擺出決戰的態勢，大戰日軍，以萬般勇敢和犧牲的精神與頑敵死戰，藉以破滅日軍「三月亡華」的迷夢。一俟目的達到，立即撤軍，以保存有生力量，準備長期抗戰。上海會戰如此，徐州會戰亦如此，武漢會戰、三次長沙會戰同樣如此。
在徐州會戰中，我五十萬精銳神奇地擺脫了敵軍的包圍，撤出魯南和蘇北，使敵人企圖消滅我主力的希望毀於一旦。在武漢會戰前，蔣介石就已經決策「主要是消滅日軍有生力量，而不在保一城一地之得失」，在殲敵二十餘萬並將華中重要物資安全運往四川之後，方決心棄守武漢，為後來的持久抗戰，保留了重要的軍事力量。
第三次長沙會戰雖然消滅了日軍六萬餘兵力，只因其時廣州已經失守，長沙已經守無可用，我軍亦是為保存有生力量而主動撤離會戰……可以說，直至全面反攻前，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革命軍，即所謂的國民黨軍隊，雖然打了太多的大戰，無數的小戰，但是，卻都是遵循著持久戰的總方針，既消滅了敵人的有生力量，又把日軍深深地拖在中國的泥淖之中而不能自拔，直至歷史性的大反攻開始。
然而，中國共產黨卻在它的大中小學教科書中，歲歲年年地指罵國民黨軍隊「望風披糜，把祖國的大好河山拱手相送。」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卻又歲年年歲歲地在它的教科書裡，把「偉大的蘇聯衛國戰爭」吹到了天上，把「他們的父親史達林」領導偉大的蘇聯衛國戰爭的「豐功偉績」吹得神乎其神。卻忘記了，1941年6月當德國以閃電戰進攻蘇聯時，德軍轉眼之間就打到了莫斯科城下，使他們的「偉大工人階級祖國」的歐洲土地幾乎喪失殆盡。史達林的倉皇應戰和無邊退卻，那才是真正的望風披糜，才真正是將自己的國土「拱手相讓」。
但是，史達林的望風披糜卻不是「戰略退卻」。相反，1812年當拿破崙進攻俄國、俄軍元帥庫圖佐夫以焚燒莫斯科為標誌的大撤退，才是真正的戰略撤退。因為它也是「以退為進，以守為攻」，誘法軍深入，將法軍拖進寒冷的俄羅斯冬天，從而造成法軍的必然失敗，為世界戰爭史提供了一個成功的戰例。而我大中華民國以持久戰為根本方針的戰略退卻，乃是將強大而且瘋狂的侵略者拖進了更加廣闊的泥淖而不能自拔，以期與世界戰爭「接軌」，直至最後地徹底地打敗敵人，這就在世界戰爭史上，增加了一個弱國如何打敗一個強國的更加光輝的範例。
7.國民黨抗戰是血寫的事實 非墨寫的謊言
根據中國大陸歷史學界的種種小心考證，現在我以大多數人已經公認的研究結果告訴大家：誠如大陸學者楊樹標所言，「由於蔣介石堅持領導抗戰，國民黨軍隊自始至終地堅持抗戰」，在其十四年抗戰中，發動投入十萬兵力以上的大型會戰就有22次，大型戰役如平型關、臺爾莊者就有1117次，小型戰鬥28931次。面對面地戰死在抗日疆場的國民黨將軍就有206人。陸軍犧牲、失蹤者共3211419人，；空軍犧牲4321人，毀機2468架；海軍艦艇全部打光。在1929至1933年自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畢業的兩萬五千名青年軍官中，就有一萬名青年軍官壯烈犧牲在全面抗戰爆發的前四個月。從山海關到上海會戰，從武漢會戰到歷次大會戰和大戰役，國民黨軍隊成連、成營、成團甚至成師壯烈犧牲者，不可勝數……國民黨軍隊抗日，實在是血寫的事實，而非默墨寫的謊言！
正是由於國民黨軍隊在偉大衛國戰爭中的傑出表現，當大中華民國的偉大衛國戰爭，如蔣介石早就預料和準備的那樣，終於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接軌」之後，西方列強終於在蔣介石和他領導的大中華民國抗日政府的要求之下，廢除了所有不平等條約，去除了我們的百年國恥，實現了孫文的一個最大願望，那就是：「廢除不平等條約，是中國國民革命勝利的第一個標幟！」從此，大中華民國不僅成了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成了「聯合國宣言」的三大起草國之一，而且成了世界反法西斯「四強」之一。不僅掃盡了百年以來中華民族所遭受的一切欺凌和污辱，而且開始自立自強於世界。從而使得這一場偉大的衛國戰爭傲然矗立在我大中華民族五千年衛國衛族的戰爭史上。
而蔣介石作為一個身先士卒, 不顧安危, 始終堅定地領導著和堅持著對日抗戰, 並終於奪取了最後勝利的偉大民族英雄，則不論政治上的醜惡敵人和賣國者們要如何地誣衊他和醜化他，他都將永遠地屹立在我們民族歷史的峰巔地位之上，而永難動搖。
美國總統羅斯福曾說：「假若沒有中國，假若中國被打敗了，……有多少師團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而調往其他方面來作戰？他們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 他們可以毫不費力地把這些地方打下來。他們並且可以一直衝向中東，和德國配合起來，舉行一個規模進攻，在近東會師，把俄國完全隔離起來，合併埃及，斬斷通往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線……」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途就不堪設想了！」
美國學者易勞逸教授終於能夠公平地說道：「為國民黨軍隊說一句公平話，它與一個在組織、訓練、裝備上佔絕對優勢的敵軍的戰爭中，堅持了整整八年，與法國相比， 法國對德國的抵抗僅僅六個星期便崩潰了；和英國相比 , 英國則從美國獲得了大量的物資支援。所以，國民黨軍隊的抵抗，乃是一個決心和自立的奇蹟。它積極地戰鬥在上海、南京、華北和華中平原，徹底地挫敗了日本人對速決勝利的期望，自己也遭受了可怕的損失。然後，他們從沿海地區撤退，遠離於交通網路所能達到的地區。他們轉向消耗戰的戰略，從而使日軍陷於中國遼闊的國土而不能自拔。」
「這一頑強抵抗，對於反軸心國的整個盟軍的戰爭努力，做出了重大貢獻。它在亞洲大陸上拖住了大約一百萬日軍 ( 否則這些部隊便會用於太平洋地區對於西方盟國越島部隊的戰鬥。如果歷史在一九四五年後對國民黨人更為仁慈些，如果沒有內戰，如果戰後年代國民黨能成功地在大陸創建一個穩定的國家，現在的歷史學家將會把國民黨人對日本侵略的抵抗作為一篇大無畏的英雄史詩來敍述。然而，由於戰後的垮臺，國民黨軍隊在戰爭中的積極貢獻，便不可避免地被它的失敗而掩去了光彩……。」（易勞逸：《毀滅的種子》一書 ）
中國大陸的新一代歷史學家們，中國大陸新一代正在追求著「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愛國民主志士們，一定會永遠地記住我們中國國民黨先烈衛國的壯烈史詩，為我大中華民國的輝煌明天而繼續頑強地奮鬥下去！
視頻來源：《透視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