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錄片《棉花》海報
【看中國2015年09月30日訊】 這和人們在飯局中罵腐敗，或一遇事就說「體制問題」一樣，是壓抑至麻木後的一聲虛無的嘆息，一種對於無法改變的處境的絕望表達。
在當代華人記錄片導演中，周浩是非常重要的一位。南方週末及新華社攝影記者出身的他，每一部作品中都帶有明鮮明的記者思維的烙印。在《高三》、《厚街》、《差館》等記錄片中，周浩表現出對現實敏銳的洞察力、過人的採訪與突破能力、抓典型能力，上佳的情感控制力，並且他的拍攝具備深度新聞的周密性，可以說是呈報導式的。
新作《棉花》同樣秉承了這種新聞記者特有的思維風格。他的鏡頭跟隨了一株棉花的命運，從種植到紡紗到批發至USA的過程，以此展現了「中國製造」下的各個經濟環節上的個體命運。
9年前，周浩在一列火車上結識了一位種植棉花的新疆人，由此生發了拍攝一部關於棉紡產業鏈記錄片的想法，最初的野心，甚至大到要進行跨國拍攝，去印度、泰國等地走完整個鏈條，苦於種種原因而未成行。在蹉跎中，周浩最後選擇與法國剪輯師合作，結束掉拍攝《棉花》的工作，將其成片。《棉花》大致以棉花種植、棉紡廠、牛仔褲生產公司三條主線的交叉剪輯而成。其中棉花種植部分以時間為線，依次經歷了種植、摘頂、抬紗、運輸等環節進入紡織廠，農民的辛勞與對生產技術進步的憧憬，令人唏噓。棉紡廠的部分則以河南紡織女工為拍攝主體，她們在沒有空調的廠房忍受高溫工作，有些女工懷孕7、8個月也不敢休假，另一些年輕姑娘則不甘心當技工的命運，每每掙紮在辭職的邊緣。第三個部分則拍攝了在珠三角發生的牛仔褲加工及出售的過程。
片子一反周浩過往拍攝的常態，不再具有強戲劇性，而是平淡舒緩，出現大量的抒情鏡頭。比如在拍攝棉花種植部分，周浩捕捉了田埂上的光，以及遙望農人接連步入田間構成的線條，令我想起阿巴斯的構圖與意境。在講述工人的部分，還運用了許多對人群的俯拍，充滿同情。在女工乘坐列車的橋段，則使用了低角度的平視特寫來體現物理上的擁擠，且可引申理解為從事密集勞動力產業對人的心理產生的逼仄感。
《棉花》中的人物，並不算個性鮮明，而是像加了一層濾鏡一般，變得模糊，甚至有些符號化。這種符號化，我想並非周浩導演的疏忽，而是一來是早期宏大的拍攝野心導致的必然——拍攝對象與所需素材過多，個體的「戲份」自然減弱；二來，這更是當今的「個體」的客觀現實。
在與一名牛仔褲加工工人對話時，那位中年男子淡淡地說著「貧富差距太大」，這一鏡頭被指責「膚淺、不深入」。然而，我的理解是，這句話並不是指向工人的膚淺，也不能指嚮導演的膚淺，這句話在當今社會現實中，成了和「吃了嗎」一樣的打招呼的方式。這和人們在飯局中罵腐敗，或一遇事就說「體制問題」一樣，是壓抑至麻木後的一聲虛無的嘆息，一種對於無法改變的處境的絕望表達。
在觀片的前半程中，我一直懷揣著「周浩是左是右」的問題。但當看完全片，我明白了這個問題不再重要。
記錄片《棉花》劇照
敏感多思的藝術家，往往對勞苦大眾充滿深摯的同情，卻又在對經濟的認知上比較天真。卓別林便早已創作了《城市之光》、《摩登時代》這樣的影片來探討資本工業與個人幸福間的關係，對時代的不滿毋須多言。杜琪峰導演的《奪命金》則描繪了小人物在逐金時代的迷茫，卻同樣在刻畫人的貪婪之外，沒有超越「跟錢有仇」的層次。另一位同樣對勞動者充滿愛的「環保電影大師」宮崎駿，早年醉心社會主義，一直到1994年連載完《風之谷》，思想才產生轉變。
關心窮人，不能等同於攻擊富人或佔有資源的人。周浩在關切的鏡頭之外，並沒有流露出批判的鋒芒，這被一些觀眾詬病為「妥協」。但假若要在觀察現實的基礎上作批判，「劍」又該指向何方呢？工業生產、市場經濟、城市化、全球化這一切一切，都造成了中國鄉村的凋敝、工人生活的枯燥，情緒化的表述顯然無法解決問題。
另有一些學者嘗試給出了藥方。原《21世紀經濟報導》評論員輝格認為，若要改善農村生活，應當仿效美國，建造人們「按各自生活態度和居住偏好自由組合」的新型村鎮，這種組合「既可由開發商的細分定制來實現，也可由居民直接組織」。在《鄉村復興之路在何方》一文中，他寫道：「此等發展對制度環境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果居民不能自由遷居，土地產權沒有落實，土地用途和交易受到限制，居民無權自我組織，社區自我管理契約得不到法律承認，社區發展受限於行政區劃的桎梏，自我管理與既有村鎮政府體系相衝突，水電道路通信等基礎設施建設被壟斷和管制，居民在交了社區物業費並實現公共產品的自我供給之後，卻仍要和其他依賴政府服務的社區一樣納稅，那麼新型村鎮就難以建立。」
文中舉出了以藝術家和愛好者為「目標客戶」的特拉華州阿登村，和弗吉尼亞費爾法克斯縣的自治社區雷頓斯為正面例子，以示改良村莊的可行性。
事實上，20世紀初美國人掀起的「回歸鄉村」運動，在江浙滬一帶，已隱隱有了苗頭。去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大力扶持和培育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等新型生產經營主體。上海郊區松江的泖港、新浜、葉榭三鎮於近年推行了家庭農場試驗，以期可輔助緩解城鄉失衡問題。
但是，上述這些評論家的構想與步履維艱的改革舉措，是否最終能在中國的土地上實現鄉鎮的生活質感，是否能使工農穫得抵禦全球化的內心力量？這些仍是難以知曉的，更遑論讓一部記錄片來承擔解決中國現實問題的任務。
記錄片《棉花》劇照
在《棉花》中，周浩沒有流露出自己的立場，只是默然地注視著這些勤懇的、在討生活中失去個性的農戶與工人。正如華東師範大學教授聶欣如所言：片子有很多沒有說，這些就是留給觀眾自己去想的。記錄片學者呂新雨則評價，這部節奏趨慢的片子，是周浩「最有詩意」的一部作品。
周浩歷來抵抗任何標籤與過度解讀，他曾在拍完《高三》之後說：「我不是一個改良者，只是一個記錄者」。我想，作為記者，周浩的內斂應當並非囿於新聞教學書籍中諸如「記者應客觀記錄而不表述觀點」的設定，或對「直接電影」理論流派的信奉，更非沒有自己的觀點，而是在追溯了整個鏈條之後、反覆體察全球化與土地生存模式間的縫隙之後，走向了無奈的平靜。周浩說，可能是我年紀大了，不再激烈。除了用鏡頭來凝視這片大地，已沒有話可講。
全片最感動我的，是女工集體乘坐火車時的一幕。一位紡織女工在眾人嬉笑的簇擁中，對著攝像機自信地唱起了豫劇《誰說女子不如男》。
劉大哥講話理太偏/誰說女子享清閑/男子打仗到邊關/女子紡織在家園/白天去種地夜晚來紡棉/不分晝夜辛勤把活干/鄉親門才有這吃喝穿/你要不相信那就往那身上看/咱們的鞋和襪還有衣和衫/千針萬線都是他們褳那/有許多女英雄也把婚來嫁/為國殺敵是代代出英賢/這女子們哪一個不如兒男/唉咳唉咳唉
這一刻的河南話，好聽得猶如黃鸝。這一刻的個體，終於在群體的背景下，得到了銳化，卻又並不與集體分離。清亮的嗓，唱得我身上一陣陣的麻，讓我終於回想起生活原本的甘美——無論被稀釋成什麼樣，都是絕無僅有的甘美，就像棉花從土地中生長出來的過程本身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