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反右鬥爭前奏曲《草木篇》事件
二，我為什麼捲了進去？
我不寫詩，更不喜歡文藝理論，但由於這個批評討論的架勢越來越大，報刋上發表的文章越來越多，我才開始注意。接著，有人告訴我說，我的小說《給團省委的一封信》的兩個續篇《向黨反映》、《上北京》，省文聯創作輔導部已鉛印出來偷偷地發到全省宣傳文化部門，在內部進行討論，可能是《草木篇》第二。由於命運與自已有了關連，自然和流沙河的關係就近了，才有與邱原、茜子多次研究反擊的對策，四處組織反批評的文章。
流沙河在文藝創作上有才華，是個作家胚、詩人料，但在個人性格上卻有許多天生的缺陷，孤芳自賞，容易衝動，感情用事，性格怯弱，不過更大的人生缺陷是為了自保，不惜把他人「賠」進去。對於這個問題至今諱莫如深不敢面對。其實歷史就是歷史，正如我年輕為求「上進」，也做過許多錯事，對任何一個傷害者都願意真誠道歉。
在《草木篇》遭到批判的高潮時候，省文聯創作輔導部也對我的兩個續篇召開了一次座談討論會，參會者扣了許多大帽子，但批不起來。詩可以聯想，小說卻不行，作品寫的是具體的人和事，加之我出身又是工人，無法上綱上線，隨即作罷，仍集中火力批《草木篇》。雖然我知道這個批判是自上而下，有組織有領導的行為，卻認為它是反對毛主席「雙百方針」的宗派主義行為，正因為如此我才敢理直氣壯地站出來支持流沙河。一次我在編輯部內公然說：「我覺得對《草木篇》的批評，不是自下而上，是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有點宗派主義的霸氣。」楊蓓負責處理文藝理論稿件，當即補一句：「春生就是省委宣傳部李亞群副部長，曦波就是李有欣……」肖青自來原則性很強，怕將內幕通出去，立即提醒大家道：「我們是黨報，要注意組織原則和保密問題，切不能把作者身份告訴別人。」胡克由馬上附和：「肖青說得對，肖青說得對。」號稱「多寶道人」的陳澤昆，似調笑似譏刺地補一句：「黨怎樣說我們就怎麼做，黨報嘛就得堅持這個原則。」我橫掃大家一眼，衝著肖青故意反話正說：「昨天我在《文匯報》看見思裳寫的一篇通訊，題目叫《解凍》，他說‘詩歌的春天來到了，整個文學正在解凍’，我們四川卻在結冰。」肖青極不滿意地瞪我一眼，近似制止地道：「小黃，你太偏激。」
這個小挿曲說明我多麼天真，簡直是唐詰柯德大戰風車的表演。一次我把流沙河請到家裡吃飯公然說：「沙河再大的壓力都要頂住，切不可低頭認錯作檢查，如這樣做就對不起朋友，我會和你絕交。」大概是1957年3月的一個晚上，我去省文聯宿舍去看望流沙河（他當時和方赫同住一個宿舍），見他一人在流淚哭泣，我詫異問：「沙河，怎麼了？」他說：「曉楓，我申請退團了。」說著，將早寫好的退團書給我看：「親愛的團組織，當我舉手向你宣誓時，我沒有想過要離開你，但我現在不能不離開你。我受不了，真的受不了啊！我到底有什麼錯？那樣的批我整我……」
「沙河，在這個時候你不能退團啊，天大的事也會說得清楚，何況一首詩嘛。沒有攻擊誣蔑黨就沒有攻擊誣蔑黨，怕什麼？何況對你的批判好多人也不同意。」我冷靜地勸導他。他從悲憤中回思過來說：「曉楓，報上天天批判，文聯大小會批判，團內還要開會鬥爭我，叫我交待這樣那樣，要我不是團員至少能少一層批判鬥爭。我想拒絕但拒絕不了，我退團主要想求點安靜。」
「你這想法就是錯誤的，不能為了逃避鬥爭就採取退團的辦法，這是多麼愚蠢的辦法。」我進一步幫他分析利害得失：「這樣別人更會找你岔子，說你存心對抗黨，對抗組織。」
他對我的分析幫助不置可否。在離開他的宿舍後，我立即去找了省文聯黨組書記常蘇民。他是文聯的主要負責人，一位黨內的老知識份子。心地善良，對人和藹，愛才惜才有同情心，對我印象不錯。此時夜已很深，他見我跑來找他，大睜著一雙眼睛問：「曉楓，有什麼急事？」我坐到辦公室的沙發上，把流沙河退團事向他作了匯報。他聽後半響沉默不語，低低嘟噥著：「這些人也搞得太過份了，不過就是一首詩嘛！」然後向我說：「你去勸勸沙河叫他不要退團，又不是天大的事。過去延安整風比這還厲害，不僅開會批判鬥爭，還抓人哩！我就被整了半年。你們年輕人氣盛，受不了一點委曲，幹革命不受委曲不行啊！運動運動，都是一陣風，風吹過了就春暖花開了。」他說到這裡微微地慈祥一笑，拍拍我肩頭繼續說「你告訴沙河，叫他一定不要退團，到時候我會說話。」
不知是常蘇民主任說了話還是毛澤東講話的傳達發生了作用，1957年4月下旬，對流沙河的批判漸次緩和了下來。原來在北京召開的全國最高國務會議，聽說毛主席在講話中說到了《草木篇》。其實是「引蛇出洞」的緩兵之計，因四川批《草木篇》批得太歷害太粗暴，「偉人」惟恐打亂他下步「抓右派」的龐大計畫，才出面說了幾句安撫的話。
據石天河回憶說：「1957年4月間，四川文聯黨組書記常蘇民從北京開會回來，在機關裡召開了幹部大會，傳達了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同時，還講了些毛澤東接見與會人員的情況。這次傳達的講話內容，和後來正式發表的講話文本，有很多差異。總的來說，在我的印象裡，當時傳達的毛澤東的講話內容，語氣比較寬容，著重地講了對知識份子的「團結、教育、改造」的問題，整風「要和風細雨」的問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放」與「收」的問題。毛澤東很明確的說，黨中央的方針是「只能放，不能收。」在傳達毛澤東接見少數與會人員情況時，常蘇民還特別鄭重地講到了毛澤東對《星星》和《草木篇》問題的態度。我現在記得的，大致有這樣幾點：一、毛澤東帶著點幽默的笑，問大家：「《草木篇》你們都看了沒有？好文章嘛，沒有看的，應該找來看一下。」（那語氣中，「好文章」是帶著訕笑的反話。）二、「關關雎鳩」的問題嘛，我看就算了。三、刊物不要停，要繼續辦下去。四、有「殺父之仇」的人，還是可以教育改造的。對流沙河，還是要團結教育。對犯錯誤的人，都應該採取「團結、教育、改造」的方針。對我們自己的（犯錯誤的）同志，更應該團結。五、「百花齊放」的方針是要「放」，放了「毒草」也不要怕，「毒草」鋤了可以肥田，完全沒有「毒草」是不可能的。六、批評，不要「一棍子打死」，要允許人家反批評；不要壓，蘇聯現在還在壓，我看不好。」
也許叫「利令智昏」吧？由於我們錯誤理解了「偉人」的講話，或是他就是如此設下的「陷阱」，我們一個個全栽了下去。沉默許久的流沙河，認為反擊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的時候到了，一時炮火全開。在一次有《文匯報》記者範琰參加的座談會上他作了為時兩個多小時的發言，矛頭直指李友欣、李累、李亞群。發言內容可以歸納為五點：
一、認為《草木篇》不是好詩，但不是「仇視人民，仇視現實」的詩，不應當受到棍子式的粗暴批評；
二、認為這一批評不僅是教條主義，而且是宗派主義。教條主義所以有力，是宗派主義在撐腰；教條主義是理論派，宗派主義是實力派；教條主義在前面，宗派主義作後盾；教條主義衝鋒，宗派主義供給子彈；
三、認為中央是在放，四川是在收，全國文壇在「解凍」，四川文壇在「結冰」，對待批與反批評不公允，《四川日報》只發批評者的文章不發被批評者的文章，是行政手段在干預文學創作；
四、認為「在文藝作品中並非只有鮮花毒草，有些有錯誤的作品不算毒草。反社會主義的、反人民的、反祖國的才算毒草。」承認「草木篇」中有孤傲萬群情緒。但認為對《草木篇》的批評不夠善意，好些文章夾著個人情緒，甚而人身攻擊，企圖一棍子把人打死，都是李累干的。﹝李累說過，《草木篇》有王實味的「野百合花」氣味，過了不久，成都果然出現了一個作者寫的這樣的文章，把《草木篇》與王實味、胡風相提並論。李累不但這樣對待我，而且在內部搞我。團內開會批評我，而且外加反蘇、反共、反人民，會上有黨員，有常蘇民同志在，不加制止，為何如此顛倒黑白，叫人痛心。發到別地的信被追回，李累叫我把讀者寫給的信交出，這是剝奪我的通信自由。李累在團內開的會議上，大喊大叫斗說，你退團，退吧，退了在群眾中搞，而且把你的言行公諸報端。﹞
五、同意張默生教授說「詩無達詁」的說法。他認為﹝一首詩不可能有一種固定的解釋，最好讓作者自己去加註解，任何時代的詩也是如此。如詩經「關關睢鳩」那一首詩，有人把它當成是讚美貴族愛情的詩，有人又把它當成是讚美平民愛情的詩。詩人寫詩的時候，是不可能把他的思想用意具體地表現出來的，不然就不能成為詩了。他是用「比」「興」的手法去表達思想感情的，只有他本人才懂。別人看了可以這樣講，也可以那樣講。﹞
六、認為對《草木篇》的批評是剿殺新生事物，是「無情的摧殘」，除《草木篇》的作者受到鬥爭外，《星星》的編輯之一石天河也受到嚴重處分，從這些地方看，是在讓百花齊放呢？還是使寸草不生？無論怎樣解釋，是不符合毛主席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文藝方針的，因為批評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上而下，而且超過了文藝批評的界限。
待他的發言一結束，我們這些支持他的人一個一個掄著輪翻發言。我首先開炮說：在中央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政策後，全省確實有新興氣象，但教條主義者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政策爭奪陣地。例如，老作家段可情同志寫了一篇文章談他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政策的感觸，立即受到履冰同志的狠狠批評。到陳其通等四同志文章發表後，教條主義更氣勢洶洶舉刀亂殺亂砍，使人毛骨悚然，寒氣森森。《文匯報》上載的一條新聞，說四川藝界談心裏話與事實不符，四川文藝界對教條主義、宗派主義的憤慨尚未談出，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不同的意見以及對《草木篇》的不同意見也未談出，這與李亞群同志在政協會議上的發言中說在四川地區機會主義較為突出這一點有關係。《四川日報》上發表「放」和「鳴」的文章，拍巴掌的多，感嘆的多；談遠不談近，只談今後，不談過去，好像「抬起城皇老爺出駕，大家敲鑼鼓」。四川地區沒有很好的「鳴」起來，「放」起來，其原因是領導上不放手，《四川日報》對《草木篇》的批評用運動式，但到現在沒有客觀地承認缺點，《四川日報》缺乏自我批評。前次文聯開座談會討論人民日報社論「繼續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許多同志對批評《草木篇》的方式提了意見，《四川日報》寫的消息隻字不提。這些都給文藝界帶來了顧慮，害怕挨整。據我看，四川仍是教條主義佔居著統治地位。文藝部門的領導應亮出底牌來，到底是「放」還是「收」。《草木篇》不是一篇作品不好，但我不同意一些人所作的結論：對現實不滿。分析這篇作品應從具體情況出發，不能籠而統之。據我知作者是從文聯幾個人出發寫的，不能把小圈子劃成大圈子，說它對人民不滿，它的最大毛病是作者的主觀意圖和客觀效果之間發生了矛盾。在對待這個問題上，省委如遇大敵，調兵遣將，進行圍剿，意圖就是一棍子打死。我認為批評《草木篇》從開始就進行了黨內動員的，可以說是有目的、有計畫、有步驟搞的。那些寫文章的人不是從黨和人民的利益出發，而是為了保護幾個教條主者。」
會後，上海《文匯報》記者範琰先生將流沙河的發言作為特稿在《文匯報》上登了出來，全國其它大報相繼作了轉載，於是《草木篇》變成了全國一樁大的事件，也使四川省文藝界分成兩大陣營：支持者與反對者。支持者多為無權無勢的文藝工作者和愛好文學的年青人，反對者多為文藝文化界的領導，勝負優劣也就鐵定了，悲劇也就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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